基于村域耕地质量均匀度的高标农田建设时序分区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是实现耕地数量管控、质量管理和生态管护的重要手段.为探究方便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决策及实施的以行政村为决策单元的耕地质量评价和建设分区方法,该文以曲周县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区为例,构建基于区域最优耕地质量水平的村域耕地质量均匀度评价模型并基于新的耕地质量观从地力质量、工程质量、空间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和美学质量5个方面构建村域耕地质量均匀度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各指标分级赋值、加权求和计算村域耕地质量均匀度,分析区域耕地质量差异及障碍因素指标限制性,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进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时序分区.结果显示:项目区各行政村耕地质量均匀度值处于7.03~22.40之间,行政村之间差异明显;项目区限制性较强的障碍因素多为中等和低改造难度指标,局部存在高改造难度指标.将项目区划分为重点建设区(710.11 hm2)、次级建设区(2199.04 hm2)、一般建设区(975.47 hm2)和有条件建设区(1101.07 hm2)4部分,建设难度由易到难;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可以满足对村域耕地质量的评价和障碍因素诊断,可方便后续建设决策,该研究可以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实践作参考,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基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模式的农用地整治潜力分析

该文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型农用地整治模式为切入点,将土地整治潜力评价与特定的整治模式相结合,构建一套适合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整治模式下的农用地整治潜力评价体系和方法。基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需求和农户意愿调查的主客观分析,确定研究区农用地整治潜力分析应采用基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特征的评价模式。论文采用差异性调查分区法、置信区间计算法、潜力等级水平选择法、耕地生产能力计算法和耕地质量综合指数计算等方法分别确定了A类型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和B类型区（非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的农用地整治的数量潜力、质量潜力,并对潜力结果进行了分级。结果表明：A类型区数量潜力551.78 hm2、质量潜力2 218.57 t,B类型区数量潜力1 531.32 hm2、质量潜力3 883.77 t,适宜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域主要集中在二、三级潜力区,研究认为A类型区整治潜力挖掘应以质量为主、数量为辅。该研究为区县级土地整治规划编制潜力分析和土地整治实践提供方法借鉴和参考。     

基于限制因子的粤北丘陵山区耕地宜机化整治分区

耕地宜机化整治是推进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的重要途径。该研究以粤北为研究区,以行政村为评价单元,基于限制因子可改良程度,运用加权求和法和改进障碍度模型确定整治潜力和难度,进而运用四象限法划定耕地宜机化整治分区。结果表明：1）高潜力整治区主要分布在丘陵山地,低潜力整治区主要分布于盆地。2）机耕道建设数量不足,地块较为分散,地块形状不规整是制约研究区耕地宜机化的主要原因。3）按整治潜力和难度,分为优先整治区、稍加整治区、全面整治区和后备整治区,面积占比分别为10.48%、46.57%、34.52%和4.80%。4）制定耕地宜机化整治专项规划,出台相关技术标准,因地制宜,建设为互联互通地块、水平条田、水平梯田、缓坡旱地、梯台旱地等不同类型宜机化耕地。基于整治潜力和整治难度的耕地宜机化整治分区方法能够用于耕地宜机化整治规划,利于后续耕地宜机化整治决策,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指导耕地宜机化整治时序安排。     

基于TOPSIS模型的村域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时序与整治模式

乡村振兴背景下,研究村域尺度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时序安排和整治分区是实现耕地规模管控、质量保护和生态管护的有效措施,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针对集中连片、设施配套、生态良好等要求,以玉皇村为研究区域,分别从耕地的自然禀赋、设施配套条件、空间区位条件和景观形态4个方面构建了较为全面的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和AHP法修正权重,基于理想解逼近法安排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时序。同时识别主要限制因子,利用矩阵互斥法对限制因素进行了组合设计,确定整治模式。结果表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时序分为近、中、远期建设3种类型区,面积分别为80.29 hm~2,212.76 hm~2,88.59 hm~2;整治模式分为3类,即坡改梯整治区、水利设施整治区和田间道路整治区,各区耕地面积分别为42.16 hm~2,78.69 hm~2,91.91 hm~2。该研究不仅对村域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时序进行了合理安排,且确定了具体整治模式,为村域范围内耕地差别化管控、土地整治提供参考,为微观尺度下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和新一轮土地整治规划编制提供科学支撑。     

基于耕地综合质量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识别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环境适宜性及诊断具体建设内容,对于提高建设时序区域安排的科学性、合理性,提高建设内容的针对性等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县域耕地差别化管控、土地整治等提供参考。该文在分析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本底适宜性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具体建设目标要求的耕地综合质量测度指标体系以及适宜质量识别模型。通过探讨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外部环境适宜性,提出了外部环境适宜性修正模型与"综合质量-综合意愿"综合建设区划定方法。根据构建的限制类、限制型诊断方法及其组合设计确定建设时序区域综合适宜性及具体建设内容。并以曲周县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在显著性水平0.05下,曲周县耕地综合质量呈现出较明显的"整体集聚-局域均质"特点,适宜建设的高质量地涉及1 298个单元,22 472.84 hm2,占总面积的47.87%。其主要分布在安寨、第四疃、白寨等乡镇;2)通过农户建设综合意愿度CWI对耕地综合质量修正,得到高质量-低意愿(HQ-LW)、低质量-高意愿(LQ-HW)中质量-中意愿(MQ-MW)3种组合类型;3)形成的3个综合适宜时序区域区中,一级适宜区面积13 714.22 hm2,主要分布在安寨、槐桥、曲周等乡镇,其中约占研究区总面积46.44%的5大片区成为近期集中建设的区域,主导限制类为平整工程,地块调整归并为研究区今后重点建设内容。二级适宜区主要分布在南里岳乡、侯村镇,该区主导限制类为自然质量,限制型为土壤有机质含量。三级适宜区分布较广,涉及7个乡镇,主导限制类为田间设施、自然质量,为建设空间布局的最后选择区。     

四川省中江县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时序与模式分区

针对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中集中连片、设施配套、生态良好等要求,以中江县为例,从耕地的自然禀赋、基础设施与工程施工条件、社会与经济可接受性3方面选取12个指标,运用理想解逼近法和限制因素组合法,对西南丘陵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做出时序安排与模式分区。结果表明,中江县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时序安排上近、中、远期整治区的面积分别占总耕地面积的19.28%、37.86%、43.86%;中江县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可划分为3个模式区,即坡度限制因素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重点建设区和农田道路重点建设区,各区所占比例分别为41.34%、31.53%和27.13%。研究方法可为县域土地整治规划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遥感影像的重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难度与时序分析

为进一步明晰高标准基本农田在耕地质量、建设难度、建设时序之间的关系,该文以重庆市垫江县为例,借助高分辨率SPOT5遥感影像、农用地质量等级分等数据、外业调查数据,以及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库图件与统计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建设难度指数法等,在ArcGIS与ENVI支持下,研究分析了垫江县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耕地质量、难度、时序,以及差别化的建设分区和管理模式等。结果表明：1）综合质量上,区域空间存在地域分异性,呈现4个等级。最高Ⅳ等,主要在明月山、黄华山内侧下缘区,以及东西向中部区,呈“H”型格局;其次Ⅲ等,主要以南北中心线向两侧延伸,呈“双核”型格局;再次Ⅱ等,主要在高滩河右下侧鹤大台地区,由“双核”型转变为“单核”格局;最低Ⅰ等,主要在鹤大台地与明月山区及黄华山下缘,核心分布与Ⅱ等基本一致;2）建设难度上,呈现与综合质量较好的对应性,综合质量越高,建设难度越小。建设区划上,呈现4个区,即优先建设区、重点整治区、具备条件区和条件较差区;3）建设时序上,呈现3个时期,即近期（2016—2020年）、中期（2021—2030年）和远期（2031—2050年）。区划与时序之间,二者均呈现区域差异性;4）差别化建设上,呈现3个区,即西部明月山下缘渝巫路沿线服务于多功能农业发展区、明月山-黄华山所夹槽谷区服务于标准化粮油基地区、高滩河右岸鹤大台地为中心服务于立体循环农业区;5）差别化管理上,呈现3个类型,即立地主导型、设施主导型和区位主导型。综上所述,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时序受耕地质量和建设难度的影响,高标准基本农田差别化建设与管理应主要考虑建设区域立地条件和产业发展的模式,该文研究成果可以为垫江县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区划工作提供参考。     

基于多维超体积生态位的高标准生态农田建设分区方法

明晰高标准生态农田建设选址及提升方向是发挥高标准农田投资效益，提升高标准农田抗灾减灾能力的技术关键。该研究基于多维超体积生态位的理论方法，从土壤条件、立地条件、空间稳定性、景观格局、生态约束等5个维度构建了高标准生态农田建设适宜性评价体系，通过比较各因素的现实生态位与理想生态位，建立障碍度与生态位耦合的障碍因子诊断模型，结合适宜性-障碍度-改造难度的组合结果，按照"由优到劣，先易后难"的顺序进行高标准生态农田建设优先度分区，并对河北省保定市32.65万个耕地斑块进行了定量化评估。结果表明：1）保定市高标准生态农田建设适宜性整体中等偏低，中等适宜的耕地面积最多，勉强适宜的耕地面积最少。2）保定市耕地的土壤条件与生态约束对其建设发展的障碍度较高。土壤条件维度下的主要障碍因子为有机质含量、土壤pH值及土层厚度；地下水埋深与地下水补给量是生态约束维度的主要障碍因子。3）将保定市高标准生态农田建设划分为生产优先建设区、生产次优先建设区、"生产-生态"协同建设区、后备建设区及生态保育区。其中生产优先建设区所占比例最大，面积约为20.99万hm2，建设适宜性高，主要障碍因子改造难度小，提升潜力大，稍加改造即可达到区域最优水平。上述方法能够有效用于区域高标准生态农田建设适宜性评价，研究结果可为国家实施的高标准生态农田建设选址工作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量化耕地自然质量与立地条件协同关系

耕地自然质量条件与立地系统共同决定了耕地可持续的生产能力,测算二者之间的协同比例关系可为耕地资源的保护分区提供理论和方法借鉴。该文以辽宁省不同地貌区为例,通过构建不同地貌区耕地自然质量评价系统与耕地立地条件评价系统,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量化分析二者之间的协同关系,最后依据二者之间协同关系特征建立耕地资源保护分区。研究结果表明:在辽宁省西部的丘陵地貌区、中部的平原地貌区以及东部的山地地貌区,耕地资源保护优势条件特征存在区域差异,3个地貌区耕地自然质量条件与立地条件协同关系比值分别为4:6、6:4和5:5,应遵循耕地资源条件的地域差异特征实行协同保护。在此基础上,依据耕地资源优势条件特征将辽宁省耕地区域划分为核心保护区、优势整治区以及重点调控区,并提出不同区域耕地资源差异化的利用和保护措施。该研究结果体现了不同地貌区耕地资源优势保护条件特征的差异性与规律性,可为省域尺度耕地资源的永续利用提供参考借鉴。     

基于遥感影像的重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难度与时序分析

为进一步明晰高标准基本农田在耕地质量、建设难度、建设时序之间的关系,该文以重庆市垫江县为例,借助高分辨率SPOT5遥感影像、农用地质量等级分等数据、外业调查数据,以及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库图件与统计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建设难度指数法等,在Arc GIS与ENVI支持下,研究分析了垫江县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耕地质量、难度、时序,以及差别化的建设分区和管理模式等。结果表明:1)综合质量上,区域空间存在地域分异性,呈现4个等级。最高Ⅳ等,主要在明月山、黄华山内侧下缘区,以及东西向中部区,呈"H"型格局;其次Ⅲ等,主要以南北中心线向两侧延伸,呈"双核"型格局;再次Ⅱ等,主要在高滩河右下侧鹤大台地区,由"双核"型转变为"单核"格局;最低Ⅰ等,主要在鹤大台地与明月山区及黄华山下缘,核心分布与Ⅱ等基本一致;2)建设难度上,呈现与综合质量较好的对应性,综合质量越高,建设难度越小。建设区划上,呈现4个区,即优先建设区、重点整治区、具备条件区和条件较差区;3)建设时序上,呈现3个时期,即近期(2016—2020年)、中期(2021—2030年)和远期(2031—2050年)。区划与时序之间,二者均呈现区域差异性;4)差别化建设上,呈现3个区,即西部明月山下缘渝巫路沿线服务于多功能农业发展区、明月山-黄华山所夹槽谷区服务于标准化粮油基地区、高滩河右岸鹤大台地为中心服务于立体循环农业区;5)差别化管理上,呈现3个类型,即立地主导型、设施主导型和区位主导型。综上所述,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时序受耕地质量和建设难度的影响,高标准基本农田差别化建设与管理应主要考虑建设区域立地条件和产业发展的模式,该文研究成果可以为垫江县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区划工作提供参考。     

基于生态服务功能提升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分区方法

耕地生态服务功能与生产功能同步提升是"新时代"高标准农田建设主要目标,而面向生态服务功能提升的高标准农田分区及调控设计是生态型农田建设有效实施的根本前提。论文以榆中县为例,首先运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权衡交易综合评价模型(Integrated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radeoffs,InVEST)对研究区生境质量、土壤保持、碳固持和食物供给四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评估,分析各类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异规律,明确各研究单元低值生态服务类型;其次,对影响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障碍因素进行识别,将其划分为可调控与不可调控2种类型;第三,通过构建高标准农田建设措施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间的关系框架,结合可调控的障碍因素,确定不同区域高标准农田建设主导方向,进而提出生态型高标准农田建设分区方法及调控措施。研究指出,生态型高标准农田建设分区可以有效促进"田、水、路、林"各项工程措施的生态效应发挥,是实现生态服务功能和生产功能同步提升、目标融合的有效模式,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创新提供重要依据。     

基于限制程度排序的卢龙县耕地质量提升重点区域划定研究

耕地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先决条件,也是保障社会安全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中国耕地总体数量基数大,但整体的质量水平却很低。为明确耕地整治方向,针对不同地区进行不同重点的耕地整治,本文基于秦皇岛卢龙县农用地分等定级,构建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得分因子标识法,确定限制因子组合类型,引入障碍度模型对限制因子组合进行修正,对卢龙县进行限制因子重点区域划定。结果显示,卢龙县15 981个耕地地块都存在高限制因子,汇总95种限制因子组合类型,共计43 909.71 hm~2。引入障碍度模型修正后卢龙县耕地可划分为5个主导限制因子重点区域:道路通达度限制因子主导区、地形坡度限制因子主导区、灌溉保证率限制因子主导区、农田防护林比率限制因子主导区和有效土层厚度限制因子主导区;其中农田防护林比率限制因子主导区整治面积最大,为37 680.91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85.81%,主要分布在卢龙镇、燕河营镇和双望镇;其次为有效土层厚度限制因子主导区,面积为3 861.32 hm~2,主要分布在印庄乡;道路通达度限制因子主导区整治面积为1 876.16 hm~2,主要分布在双望镇;灌溉保证率限制因子主导区整治面积为319.44 hm~2,主要分布在燕河营镇;地形坡度限制因子主导区整治面积最小,为171.87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0.39%,主要分布在刘田各庄镇。结合重点区域内限制因子可知,卢龙县主要限制因子以农田防护林比率和有效土层厚度为主,灌溉保证率和道路通达度为辅;在进行耕地整治时,可重点加强防护林建设,增加有效土层厚度,改良土壤,提高土壤肥力,加强农田设施及田间道路建设,确保粮食稳中增产,保障区域内粮食安全。研究结果可为丘陵山区整治规划、划定耕地质量提升重点区域提供技术支持,为今后耕地整治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时空变化及其分析

土地整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研究中国土地整治时空变化及未来发展方向,对发挥土地整治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中国土地整理、开发、复垦新增耕地面积的时空变化进行分析,表明,2001-2008年土地整理、开发、复垦新增耕地分别占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21.8%、63.2%和15.0%;土地整理新增耕地主要分布在东部区域,土地开发新增耕地以西部和东部地区为主,土地复垦新增耕地在区域与年际方面变异性较大,没有明显的规律性;2001-2011年土地整理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逐渐向中国西部移动,2010-2011年与2001-2006和2007-2009年相比,向西移动的距离为769.59和603.44 km;土地开发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在2001-2006年位于中国地理重心的北部和西部,且有从西部往北部移动的趋势,2007-2011年呈从东部往西部移动的趋势;土地复垦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移动的方向存在不确定性。基于以上分析,认为:在中国进行生态建设和耕地面积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应通过土地整治规划,减少土地开发项目,并在区域间合理布局土地开发项目,防止土地开发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向西部移动;土地整治应以土地整理提高耕地质量、建设优质农田为主;充分发挥土地复垦对局地的生态修复及建设作用。     

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目的] 研究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全状况,并诊断其障碍因子,为区域耕地合理利用和耕地污染治理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基于DPSIR模型构建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从县域尺度,采用基于熵权的改进TOPSIS模型测度洞庭湖平原2007—2017年耕地生态安全指数,并采用障碍度模型诊断耕地生态安全状态的主要障碍因子。[结果] 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整体耕地生态安全程度处于临界状态,整体安全指数在研究期内波动上升但增速缓慢;不同县（区、市）耕地生态系统安全变化特征不一;中低产田改良比例、秸秆还田比例、测土配方施肥比例、农药使用强度、地膜使用强度、化肥施用强度、农业自然灾害成灾比例等是制约耕地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结论] 为改善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全状况,应大力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基于耕地质量综合评价的县域基本农田空间布局

当前耕地质量综合评价已具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其对耕地生态安全因素方面考虑稍显不足。全面系统评价耕地质量是基本农田划定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等工作科学开展的重要前提,该文在深入剖析耕地质量评价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针对基本农田划定内在要求,从耕地自然质量、利用条件、空间形态与生态安全4个方面选取相关指标,构建耕地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基于GIS平台实现各指标定量化分析与耕地质量综合指数测算。在此基础上,依据最大相似性原理将北京平谷区现有5 916块耕地地块划分为优先划定、适宜调入、重点调控和缩减退出4大类型,通过分析各类型耕地综合质量特征,整理得到平谷区基本农田划定时空配置方案。该研究结果客观反映了区域耕地资源综合质量状况,为县域范围耕地资源功能分区与差别化管控、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及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提供参考。     

流域"地-矿"土地水资源利用冲突测度确定及土地整治策略

量化区域煤炭开采与水土资源相互影响程度,有助于把握土地利用过程中的主要限制因素,提高土地整治的针对性与有效性。该文以山西省泽州县长河流域为研究区,提出煤炭开采与水土资源利用相互影响测度与土地整治策略的思路和方法。首先提出煤炭开采与水土资源相互影响分析框架,并将土地、水和煤炭作为主要的相互影响对象,将土地利用系统作为影响载体,借助数学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技术,依次评价土地损毁累积作用指数、水资源匮乏指数和煤炭资源损失指数;然后确定综合影响值及其等级空间分布,并据此将流域划分为重点生态修复区、重点生态保护区、损毁土地复垦区、耕地资源保护区、水资源匮乏修复区、水资源与耕地资源保护区和耕地质量提升区等七大土地利用功能区,并根据主要限制因素提出相应的土地整治策略。研究结果表明综合影响高值区及中值区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分别是20.21%和33.39%,主要分布在流域西部,是煤炭开采活动集聚区,煤炭压覆及土地损毁是冲突主要表现特征,划分为重点生态修复区、重点生态保护区、损毁土地复垦区和耕地资源保护区;综合影响低值区及(基本)无影响区分别占24.24%和22.16%,主要分布在流域东部,水资源匮乏是冲突主要表现特征,划分为水资源匮乏修复区、水资源与耕地资源保护区、耕地质量提升区,以上分区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土地用途分区基本吻合。综合影响测度模型有利于定量分析"煤炭-水土"相互利用影响等级与主导限制因素,为制定有效的土地整治策略提供依据。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土地整治空间格局及障碍诊断

科学开展土地整治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是明确区域土地整治方向、分解整治规划指标和实施差别化整治策略的重要依据。该文以"压力-状态-响应"的概念框架作为理论依据,构建土地整治的PSR(pressure-state-response)评价指标体系,综合熵权TOPSIS模型、组合矩阵模型和障碍度模型等系统算法,划分土地整治空间格局,探讨不同区域土地整治的障碍因素及调控策略,基本形成了土地整治空间区划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实证分析表明:1)山东省139个县(市、区)中土地整治压力分值高于全省均值的比例为69.04%,状态和响应分值低于全省均值的比例分别为50.68%和70.51%,表明山东省整体土地整治的压力较高、状态水平中等和响应程度偏低。2)山东省"3+6"的土地整治空间格局中,3大主区包含县(市、区)的数量比例相对均衡,分别是37.41%、28.78%和33.81%,空间分布也比较集中;而对应6种整治类型的县(市、区)数量比例差异较大,在7.91%~20.86%之间,且空间异质性显著;说明土地整治空间区划过程中需要将"自上而下"的区域综合评价与"自下而上"的区域差异识别统筹兼顾。3)山东省土地整治障碍因子作用频次具有区域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双重特征,土地整治潜力和经济支撑能力的薄弱是约束土地整治响应的主要阻力,建议引入市场机制,探讨因地制宜的多元治理模式。本研究是对"自下而上"土地整治空间格局划分方法的有效补充,藉此完善土地整治区划的理论与方法,并为"十三五"土地整治规划提供有益参考。     

粮食主产区耕地生态安全障碍诊断及调控策略

生态安全作为耕地“三位一体化”的核心保护任务,越来越得到政府、公众及学术界广泛关注,耕地生态安全评价视为关键技术及重要依据。基于PSR模型构建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以国家粮食主产区安徽省为例,综合运用改进熵权法、TOPSIS模型、ESDA模型及障碍诊断模型,评价安徽省2000年以来,以及分市级2000年、2010年、2018年3个年份的耕地生态安全度,剖析耕地生态安全时空分异特征,进一步诊断耕地生态障碍因子及对应调控策略。结果表明：(1)安徽省耕地生态安全度具有一定波动性,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0.234 1增至2018年的0.724 7,大致分为低位震荡阶段、快速增长阶段及高位爬坡阶段;(2)近20年来耕地生态安全状态进一步呈现不平衡、不均衡演变趋势,导致全省耕地生态安全空间格局差异显著,尤其是以高风险、安全两类区域分布空间集中区域发生很大改变,基本呈现皖南地区安全程度高并由皖中地区过渡至皖北地区风险程度高的空间梯度格局,耕地生态安全空间集聚情况并未显著;(3)从全省维度分析,障碍因子以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污水处理率等响应准则层为主,逐渐转变至复种指数、单位耕地粮食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