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差异分析

研究微观尺度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差异有利于因地制宜、差异化开展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调整,分类指导农村居民点用地科学规划与管理,提高农村居民点内部土地利用效率。本文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利用基于功能的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分类体系,调查了5个不同发展类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差异,对比分析了其用地微观结构特点。研究发现:生活功能用地为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的基本结构,生产功能用地为衍生结构,生态功能用地为辅助结构,潜在功能用地为可变结构。受自然条件、区位条件、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与生计类型及政策条件等5维驱动因素共同作用,不同发展类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数量结构、类型结构及信息熵差异显著,空间结构则呈现趋同性。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表现出生活功能用地稳定、生产功能用地增加、生态功能用地减少的趋势。村庄规划应在把握其内部用地结构演变规律的基础上,注重可变影响因素调整,促进用地结构与其发展条件和谐统一。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多功能性划分及其农户利用差异性评价

受农户生计方式多元化和城市文化的影响,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分工更为明显且呈多功能性,探讨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多功能性及农户个体利用的差异性特征,既利于客观测算农村居民点用地资产价值,又能为合理设计农民新居内部构型提供理论基础。研究以重庆市江津区燕坝村1 923处农村居民点用地为研究对象,在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多功能性划分基础上构建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农村居民点用地的优势功能,进而辨析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优势功能差异性。其结果为:按照二级分类体系,农村居民点用地可划分为居住用地、农业生产用地、非农生产用地、附属用地4个1级地类,堂屋用地、圈舍养殖用地、院落用地等11个2级地类;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优势功能差异明显,农业专业化发展型农户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导(优势度达1.987 8),而兼业发展型农户优势功能不明显,具均衡性;农业多样化发展型农户、非农多样化发展型农户、非农专业化发展型农户分别以服务功能(优势度1.873 0)、居住功能(优势度1.569 2)、非农生产功能(优势度2.387 9)为主导。农户生计方式与农村居民点用地优势功能是相适应的,农民新居建设应根据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生计方式设计不同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组合模式。     

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生态服务功能分析

该文使用同期土地利用现状图以及采用了不同土地利用分类方法的北京市集体土地地籍调查图,分析了现行土地分类下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居民点内部的农用土地存在及其结构,测算了其所具有的生态服务价值。研究结果发现农村居民点作为一种混合地类存在,具有一定的生态服务功能。这些生态服务类型的存在对农村居民点内部生态环境的维持起着重要作用;不同区域农村居民点的生态服务功能组成发生着规律性变化。研究结果对于当前“农村居民点用地减少与城镇用地增加的挂钩”工作的开展、建立区域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以及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农村居民点多功能识别与空间分异特征

多样化和分异是当前社会经济转型期中国农村居民点演变的重要特征。以山西省长治市为例,根据距离衰减原理,以县域为研究单元,县城为中心将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中村、近郊型、远郊型和边远型4类。基于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视角将农村居民点多功能识别为生活功能、农业生产功能和非农生产功能。构建农村居民点功能表征属性指标体系分析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多功能表征属性分异。最后,基于农村居民点功能表征属性指标,构建农村居民点多功能量化公式,测算农村居民点功能优势度,从而揭示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优势功能的差异。研究结果揭示了空间内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生活功能、农业生产功能、非农生产功能及其表征属性的分异特征,可为农村居民点分类整理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投入-产出原理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评价

遵循经济学投入-产出理论和新农村建设要求,将农村居民点集约化内涵与表征要素归结为投入强度和产出效用2个方面,构建以用地规模、布局、结构和生产、生活、生态效用为准则层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测度指标体系;利用脱钩原理和指标偏离度分析方法,建立农村居民点集约度指数与变异系数计量模型以及障碍度诊断模型,以北京市平谷区275个行政村作为案例基础评价单元,评定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水平,划分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模式,解析农村居民点集约化障碍因子,归纳农村居民点集约化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水平整体上偏低,以中度和低度集约为主;生态型和耗损型农村居民点占主导,集约与粗放之间的过度类型数量相当,乡镇间差异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点集约化的障碍因子整体显著,用地规模偏大、内部结构不合理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强度偏高的主要障碍,生产效用低、生活条件差是制约农村居民点发展的短板。生态型到集约型再到粗放型利用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化障碍因素依次增多,从降低用地强度与提升用地效用的角度,内涵挖潜、集约增长、生态均衡和持续发展是不同模式农村居民点集约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结构调整

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结构调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性工作之一。针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巨大差异性,其用地空间结构调整应坚持分类整治的原则。该文基于对农村居民点现状类型、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和发展基础4方面考虑,选取相关定量指标,采用可达性测算、适宜性评价、聚类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在农村居民点斑块水平上将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居民点划分为积极发展型、内部挖潜型、自然衰退型、搬迁兼并型4类用地空间结构调整类型,进而分析了其用地特点和空间结构调整方向。研究结果体现了土地利用的现状及适宜性,符合当地实际,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结构调整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基于农户分化的村域居民点用地特征分析

从地块尺度探讨农户分化背景下的农户层面居民点用地演变特征及其趋势,为构建农村居民点用地分类调控方向与模式提供依据。以重庆市潼南县崇龛镇古泥村为典型案例,从农户家庭收入、就业职业、就业地点3个方面对农户分化类型进行界定基础上,解析农户地块尺度居民点用地规模、形态、内部功能结构等方面的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农户地块尺度居民点用地规模存在"农业种养殖主导生计类型"农户户均面积最大,"既离土又离乡式非农主导生计类型"农户人均用地面积最大,"离土不离乡式非农主导生计类型"农户户均用地面积和人均用地面积均最小;非农型、农业型农户地块尺度居民点用地斑块空间形态最复杂,就地非农型和农业主导型农户居民点用地斑块空间形态较为简单,且趋于规整的方形;就地非农主导型、农业主导型农户房屋形态更为紧凑和集约,农业型农户房屋形态更为松散和粗放;就地非农主导型、农业主导型农户房屋结构以砖混结构为主,非农型农户土木结构所占比例最大;农户分化对其居民点生产功能占地比例影响不大,农户非农化对其居民点居住功能影响较为显著,即农户非农化程度越高,其居民点居住功能越强;农户层面上居民点服务功能比例偏大是造成户均用地偏大和集约利用水平低下的重要因素,也是未来管制户均用地规模的重要突破口。     

1980－2012年村域居民点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力分析

探讨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过程特征及其内在驱动机制,引导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是当前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与重构的核心内容。该文以古泥村2012年实测地形图为现状底图,运用参与式村域居民点用地制图方法绘制复原了古泥村1980年以来4个时点农村居民点利用图谱,从村域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空间形态、结构体系等方面对比分析村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演变特征,构建了村域农村居民点演变的自然-经济-区位驱动力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古泥村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年均增长率达到1.21%,农村居民点斑块表现出集中趋势,农村居民点扩展速度经历了从单纯扩张向扩张与紧缩共存的过程。农村居民点斑块二维空间形态趋向于偏离圆形和方形,为不规则形态;村域主要聚居点空间结构体系演变较为剧烈且等级不合理,表现为村社一般型聚居点所占比例较大,村社优势型聚居点所占比例严重偏小,尚未形成具有村域优势的聚居点。在村域总人口增长放缓背景下,农户数量增加是促进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增长的主导因素,村域微观尺度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驱动因素在时间尺度上经历了由人口要素驱动→经济要素驱动→环境经济政策多重要素驱动转变。     

五常市北部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与整治分区规划

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是实现农村土地合理布局、挖掘土地整理潜力的重要依据。以五常市北部地区为例,从自然、经济社会和生态三方面构建典型粮食产区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地区内部特点量化指标因子;依据适宜性评价分级和区域模式差异,综合考虑人口城镇化影响实现居民点的整治分区规划。结果表明:北部12个乡镇中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区间为0~3.996 8,不存在最高适宜的居民点用地,域内以高适宜和中适宜用地为主,低适宜和不适宜的居民点用地相对比例之和5.02%,地区仍有部分居民点需重点整治;兴隆乡、营城子乡、民乐乡等部分地区应引导村内人口外迁,八家子乡、常堡乡、牛家镇等应积极迁村并点,兴隆乡部分地区、八家子乡和卫国乡实施内部改造,保留发展型均有分布。研究结果可为该地区居民点整理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生态位适宜度的农村居民点布局研究——以武汉市新洲区为例

农村居民点是农村人口生产、生活等综合功能的承载体,研究其内部结构、空间布局对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水平、保护耕地、缓解建设用地压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在MapGIS的支持下,利用数理统计法探究了新洲区农村居民点布局结构、特征规律以及存在的问题;其次,依据生态位理论,构建了新洲区农村居民点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将新洲区划分为高度适宜区、中度适宜区、低度适宜区和不适宜区4个等级.最后,在分区布局的基础上,采用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的方式,形成了“一轴、两核、三级、四带、中心村”的居民点布局格局,对新洲区农村居民点布局进行了优化.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可采取先分区后布局的规划思路;生态位适宜度模型能很好地实现农村居民点的分区,结合规划思想和工具,可以作为农村居民点规划布局的有效手段.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关系解析

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关系解析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调整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科学基础。社会经济转型期,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逐渐多样化,各类空间呈现此消彼长的权衡变化,显著区别于传统农区村庄生产居住空间的废弃和空心化。当前研究多将农村居民点视为一个整体,少有对其内在复杂空间的系统解析。该文引入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概念,基于"权衡类型—驱动力—效应"框架系统解析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关系,并据此提出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优化的思路。结果表明:1)根据生产居住空间组合关系,将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类型分为居住—工业空间权衡型、居住—商业空间权衡型、居住-出租空间权衡型、多空间权衡型4类;2)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是引发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的前提,农户依据其生产生活需求变化能动的改造农村居民点,直接决定了其生产居住空间权衡类型及变化,而土地利用控制及村庄规划缺位则加剧了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过程;3)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提高了农户生计水平和农村发展活力,也引发了各类空间混杂和农村人居住环境恶化等问题;4)将农村居民点视为均质空间的重构模式与农户需求相差甚远,未来应通过农村居民点用地多功能复合及功能优化提升,满足建设用地紧缺背景下农户的多元需求和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优化的目标。研究提出了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概念,为农村居民点转型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为解决农村空间与人居环境混乱,推动形成科学合理的村庄规划提供了新思路。     

基于利益趋向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治主体的意愿评价是开展土地整治工作的基础。该文运用实地调查与访谈、GIS空间分析等手段与方法,对山西省武乡县115个抽样村进行逐级筛选,并划分为自然地质灾害型、人为地质灾害型、城镇改造型、自然衰退型和内部发展型5种农村居民点整治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村民集体整治意愿博弈模型,分别从地方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趋向入手选取指标,量化分析地方政府与村民对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意愿,为整治工作地合理开展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整治偏远山区的小规模农村居民点,而对于城郊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意愿不够强烈;自然衰退型和城镇改造型农村居民点的村民整治意愿均不够强烈,而内部发展型和人为地质灾害型农村居民点的村民比较支持整治工作。该研究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前期分析具有科学有效的指导意义。     

基于GIS的农村居民点区位评价与空间格局优化

在用地矛盾比较突出的广东清远地区,为实现“城乡建设用地挂钩”,需要对农村居民点迁、并、撤等进行整理。该文利用ARCGIS的空间分析和统计功能,根据影响农村居民点区位的自然、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的适宜分值,利用最小限制因子方法,将佛冈县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镇转化型、城乡联合型、发展型、限制发展型和迁弃型5种整理类型。同时,根据影响农村居民点空间扩展因素的限制等级,将其临近区分成可转为建设用地的优先等级区。最后,根据优先等级区的位置和面积,结合2020年佛冈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预测值,对不同整理类型的农村居民点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空间格局优化。优化结果为：城镇转化型和迁弃型农居全部转化为其他用地类型,扩大城乡联合型农居至 1 108.04 hm2,缩小限制发展型农居至753.1 hm2。该研究为农居整理活动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空间相互作用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结构优化

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结构优化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土地整治的前提和基础工作。该文在对引力模型修正的基础上测算了农村居民点与最近城镇之间的作用引力。同时,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从发展基础、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4个方面选取农村居民点潜能的测算指标,利用量化后的指标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根据修正后的潜能模型,计算出各农村居民点的潜能值。在得到引力值和潜能值的基础上,运用层次聚类分析法将曲周县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结构优化划分为就地城镇化型、重点发展型、限制扩建型和迁移合并型4种类型。研究结果符合实际,为当地新农村建设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于其他类似地区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村域的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以石柱县冷水镇八龙村为例

农村居民点布局的调整和格局的优化是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要内容,对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景观指数分析方法,以石柱县冷水镇八龙村为研究对象,在村域范围内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特征、居民点分布现状与该村自然、社会、经济等要素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对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进行优化。分析结果表明:八龙村居民点分布零散,主要受坡度、道路、河流、耕地等因素的影响;居民点空间格局优化可分为优先发展型、持续发展、搬迁型三种类型。该研究为科学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依据,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扩展意义。     

论乡村多功能演化与乡村聚落转型

乡村多功能理论是对乡村价值进行再认知的新范式，是探索乡村多元化发展路径的新视角。乡村聚落是承载乡村多功能的空间载体，为乡村多功能提供基础支撑作用。该文基于乡村多功能与乡村聚落的基本理论认知，系统梳理中国乡村多功能演化与乡村聚落转型的基本态势，探讨乡村多功能演化与乡村聚落转型的相互作用机理。乡村多功能演化是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不断分化与重新整合的过程，在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等力量的共同驱动下，乡村地域经历了弱功能低水平-功能分化发展-功能冲突-多功能高水平协同发展等4个阶段。乡村聚落转型呈现五大基本趋势，即聚落总体规模缩减、聚落布局的集聚与收缩、聚落体系的层次化与网络化、聚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聚落景观多元化与功能复合化等。乡村多功能演化与乡村聚落转型是双向耦合的2个过程，共同驱动乡村地域系统转型发展。     

基于空间组合特征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

为了科学划分农村居民点类型,有针对性地指导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问题,该文以宜春市袁州区彬江镇为例,采用最小阻力模型、场强模型等方法,基于多种空间分析结果和组合特征,对农村居民点类型进行划分,并根据不同农村居民点类型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空间布局优化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彬江镇中部与北部综合阻力较低,南部阻力较高;结节性指数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于中部和北部;场强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于北部城镇周边;通过对以上研究结果整合,将彬江镇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镇扩张型、快速发展型、控制发展型和迁移合并型,根据不同农村居民点类型的特点,提出了不同的布局优化策略和发展建议。该研究结果可为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居民点规划发展提供依据。     

山丘生态保护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异及格局优化

合理优化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山丘生态保护区山东省泗水县为例,运用最近邻点统计、空间关联测度模型、空间韵律测度等方法分析泗水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异特征,并从生态保护与建设的视角,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从森林、水体2个方面构建生态保护格局,探讨泗水县乡村聚落格局优化方向。结果表明:泗水县乡村聚落空间集聚态势显著,平均密度在1.6~4个/km2范围内,呈现出的"南北密,中间疏"的空间分异特征;聚落规模以小型聚落居多,斑块数量占总数的45.43%,存在低值集聚的冷点区,表现为"中部大,南北小"的分布态势;乡村聚落斑块形状较为复杂,连续性差,破碎化明显;聚落主要分布在高程73~250 m、坡度0~5?以及距河流600 m范围内。通过构建生态保护格局并根据乡村聚落对森林、水体的影响将其划分为重点整治型、限制扩张型、适度建设型和优先发展型4种格局优化类型,该研究结果可为生态保护与建设背景下区域乡村聚落的规划发展提供依据。     

青藏高原东北部河湟谷地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

针对河湟谷地生态地位重要且生境脆弱的特性,以生态格局稳定为前提开展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能够统筹高原地区农村居民点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农村人居空间的"精明收缩"。该研究以西宁市大通县为例,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从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安全保护3个方面构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并采用改进的引力模型构建农村居民点网络,运用网络节点中心性分析确定农村居民点在网络中的级别;根据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和农村居民点网络节点中心性的组合特征将研究区内农村居民点划分为重点发展、潜力优化、控制规模和迁移合并4种类型,并针对4种农村居民点的布局优化类型提出布局优化调控建议。结果表明:大通县确定为重点发展型农村居民点面积为21.00 km~2;潜力优化型农村居民点面积为21.12 km~2;控制规模型农村居民点面积为10.27 km~2;迁移合并型农村居民点面积为4.02km~2。研究结果综合考虑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与农村居民点之间联系与影响,不仅有利于助推河湟谷地零散闲置居民点"精明退出",而且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