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对参与式水资源管理的认知响应

[目的]促进农民充分参与水资源管理,提高管理效率。[方法]以甘肃省高台县农户为对象,运用参与式调查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民对参与式水资源管理的认知和响应。[结果]农民的认知程度对其满意程度和参与意愿路径系数分别为0.18(t=4.08)和0.42(t=7.03),满意程度对参与意愿的路径系数为0.45(t=3.86)。(1)农民的认知程度对其满意程度和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满意程度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2)对认知程度影响最显著的外生结构变量为个人因素,观测变量为自信程度和受教育程度;(3)对影响满意程度影响最显著的外生变量为生产状况,观测变量为耕地面积、农业收入比例、家庭人均纯收入;(4)对参与意愿影响最显著的外生变量为家庭特征,观测变量为家庭人均纯收入。[结论]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认知水平;提高水资源管理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和满意程度;建立完善管理制度,为农民参与创造条件。     

贵州省乌江流域生态脆弱性评价及其空间变化特征

[目的]分析贵州省乌江流域生态脆弱性原因及空间变化特征,为该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提供科学参考。[方法]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影响流域生态脆弱性因子赋权重值,并利用GIS采用不同分类法对流域生态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结果]①分位数、相等间隔与自然间断点三种分类法对生态脆弱性等级划分影响不大,但面积比例存在明显差异,其极度脆弱与潜在脆弱流域面积比例最小;②流域生态脆弱程度以一般脆弱和中度脆弱为主,其面积占比在50%以上;③人类活动对流域生态脆弱性影响明显,贵阳、遵义市等大中城市周边多为极度脆弱区;④流域一般脆弱区空间分布较为分散,不利于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结论]流域生态脆弱性等级大致从上游至下游逐渐降低,脆弱性空间分布特征明显。因地制宜地治理和保护流域生态脆弱区对减轻流域生态脆弱程度作用巨大。     

基于PSR模型的珠江三角洲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

[目的] 揭示珠江三角洲生态环境脆弱性的时空演变特点及其原因,为区域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利用生态压力度—生态敏感度—生态恢复力(pressure-sensitivity-restoration,PSR)模型、量化分级法和层次分析法(AHP),构建生态环境脆弱性综合指数,分析珠江三角洲不同时期的生态环境脆弱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借助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工具分析变量因素对生态环境脆弱性时空分布差异的影响程度。[结果] ①2000—2020年珠江三角洲生态环境脆弱性指数的变化范围为1.206 5～4.594 8,呈现微度脆弱等级; ②空间分布上,珠江三角洲中部地区的脆弱等级较高,东西部脆弱等级较低。此外,随着高程的增加,生态环境脆弱性程度减轻,中度和重度脆弱区面积比例减小; ③林地表现为潜在和微度脆弱等级,草地表现为中度脆弱,耕地、水域和未利用地以轻度脆弱等级为主,建设用地主要分布于重度和中度脆弱区; ④珠江三角洲生态环境脆弱性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子为人口密度、植被覆盖指数及生物丰富度指数。[结论] 受人口增长压力的影响,研究时段内珠江三角洲生态环境脆弱等级提升。     

水土保持背景下黄土丘陵区农业产业-资源系统耦合关系研究—— 基于农户行为的视角

为明确黄土丘陵区水土保持政策对农业产业、农业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及作用路径的影响,选择典型代表县域陕西省吴起县,基于农户行为的视角构建了农业产业资源系统耦合关系结构方程模型。首先设定水土保持政策、农户行为、农业资源环境、农业产业发展、耦合状态的5个潜变量及其所对应的观测变量,根据对研究区农业产业资源系统耦合关系的感性认识,提出了9个假设,在此基础上设计农业产业资源系统耦合关系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建立的模型能有效地揭示研究区水土保持背景下农业产业资源系统耦合关系。模型运行结果表明:水土保持政策显著改善了区域农业资源环境条件(路径系数为0.62),政策与其生态目标相吻合,但对农户资源利用及产业经营的正向行为产生了抑制作用(路径系数为0.22),政策与农户行为间存在着激励不相容。在系统耦合过程中,农户行为不仅直接影响系统耦合状态(路径系数为0.42),同时通过促进农业产业发展而间接影响耦合状态(间接路径系数为0.61×0.35=0.21),农户生产决策行为构成系统耦合关系中重要的中介,成为影响系统耦合的关键;由于政策对资源利用的强制规定以及对农户行为的抑制作用,农业资源环境对农业产业发展未起到支撑作用(路径系数为0.24),二者之间存在局部相悖。基于以上结果,在黄土丘陵区区域发展中应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环境条件,实现农业产业与资源的优化耦合。     

基于熵权灰色关联法的高寒贫困山区生态脆弱性分析——以青海省海东市为例

[目的]对青海省海东市6个区县的生态脆弱性进行定量研究,为缓解高寒贫困山区贫困状态、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提供参考,为国家深入实施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依据。[方法]选择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发展状况和自然生态环境状况3个评价维度构建高寒贫困山区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灰色关联法,对其进行定量分析与评价。[结果]互助县生态脆弱度为0.850 1,属微度脆弱等级,平安区生态脆弱度为0.712 8,属轻度脆弱等级,循化县生态脆弱度为0.557 3,属于中度脆弱等级,乐都、民和及化隆3区县生态脆弱度均小于0.45,属于重度脆弱等级。青海省海东市高寒贫困山区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的综合关联度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互助县平安区循化县化隆县乐都区民和县。[结论]自然生态环境状况和资源禀赋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对生态脆弱性也有显著的影响。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背景下农民环境风险意识与避险行为研究——以陕西省关中地区小湋河小流域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

[目的]在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背景下,探讨农民的环境风险意识与环境避险行为的相关性,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关中地区渭河三级支流小湋河小流域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通过理论分析和到附近村落进行实地问卷调查,探讨在该项目建设论证中农民的环境风险意识和避险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还存在更深层的原因,或具有更复杂化的形态。[结果]结合调查资料与统计分析,发现小湋河小流域农民的环境风险认知过程呈现环境风险感知→环境风险意识→环境避险行为的演进样态。在此基础上构建环境风险意识与行为关系的理论模型。研究小流域农民环境风险意识和避险行为之间存在4组关系:有意识有行为、有意识无行为、无意识有行为、无意识无行为。[结论]意识与行为关系的理论模型在本研究实践检验中成立,农民的4类环境风险意识与相应的避险行为之间具有相关性。     

基于AHP-SPCA熵权模型的松花江流域生态脆弱性时空演变及预测

[目的]科学评估松花江流域生态脆弱性动态变化和发展规律,为该区内的生态保护和修复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从自然和人文角度构建指标体系,运用AHP-SPCA熵权模型、最小相对信息熵以及地学信息图谱等方法,对2005—2020年松花江流域生态脆弱性进行动态评价及时空演变分析,并结合CA-Markov模型对2025年研究区的状况进行预测模拟。[结果](1)2005—2015年研究区生态脆弱性自东向西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而在2020年,西部生态脆弱程度有所升高;2005—2020年研究区生态脆弱性综合指数的均值为3.006 8,整体处于中等脆弱状态;(2)研究期间,微度—潜在、微度—轻度、轻度—中度、中度—轻度图谱类型最为显著;(3)2020年预测值的kappa系数为0.81,表明CA-Markov模型适用于该模拟预测研究,2025年综合指数为3.265 9,整体脆弱程度呈上升趋势。[结论]松花江流域生态脆弱性呈上升趋势,面临着生态恶化的风险,需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     

湖南省湘西州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生态脆弱性评价

[目的]开展湖南省湘西州生态脆弱性评价,在此基础上规划适宜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为实现研究区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方法]依据湘西州生态环境特点,利用2015—2018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遥感影像、数字高程模型(DEM)等基础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法,综合分析了湘西州各县生态脆弱性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①生态脆弱性空间格局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微度和轻度脆弱区主要分布在湘西东部永顺县和古丈县,重度和极度脆弱区成片分布在西部龙山县、保靖县和吉首市;②生态脆弱性总体表现出向高脆弱等级方向发展的趋势,微度脆弱区面积急速减少,重度脆弱区面积急速上升,生态环境逐年恶化。[结论]应注重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积极影响,在加大扶贫力度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基于SRP模型的甘肃省白龙江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

[目的]综合评估甘肃省白龙江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为生态环境的恢复重建和可持续性管理提供理论参考。[方法]基于生态敏感性—生态恢复力—生态压力度模型、层次分析法和GIS/RS软件等,通过计算生态环境脆弱性指数,将研究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程度划分为微度脆弱、轻度脆弱、中度脆弱、重度脆弱和极度脆弱5个不同等级。[结果]甘肃省白龙江流域中度和重度脆弱区域占研究区总面积比例较大,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28.94%和22.76%。其中,重度与极度脆弱区集中分布在植被覆盖度较低,城镇化较快,工农业发展迅速且人类活动强度较强的流域中部。[结论]研究区总体生态环境压力非常严峻,亟需研究其驱动机制及演变规律,以期为后续的生态恢复重建做准备。     

大连市生态脆弱性评价及其不确定性分析

[目的]分析大连市生态脆弱性总体结果和空间分布特征,并识别分析评价体系的敏感性特征。[方法]基于生态敏感性—生态恢复力—生态压力度(SRP模型)构建城市生态脆弱性指标体系评估模型;采用OAT(one-at-a-time)方法评估指标权重不确定性下的结果变异程度。[结果]大连市极度脆弱、重度脆弱、中度脆弱、轻度脆弱、微度脆弱5个等级面积比例分别是4.17%,22.97%,41.00%,23.69%,8.16%;脆弱性最高的地区位于市中心及甘井子区东部,脆弱性最低的地区位于大连市北部地区、甘井子区与旅顺区交界处。土壤有机碳含量指标对结果影响最大,区域绝对平均变化率的最大值及最大像元变化率分别为11.49%和17.27%。[结论]大连市整体生态脆弱性处于中等脆弱水平,对于土壤有机碳含量指标权重应慎重考虑以减少评估结果不确定性。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农牧户的可持续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以甘肃省4个封禁保护区为例

[目的]探讨农牧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并对农牧户生计资本的空间分异和生计策略之间的转化进行分析,为降低农牧户的生计脆弱性,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从可持续生计分析理论框架出发,通过入户问卷调查,结合Logistic回归模型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甘肃省2017年批准建立的玛曲、民勤、山丹县和凉州区国家级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农牧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转变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农牧户生计资本中金融资本最为丰富,自然资本最为缺乏,非农型农牧户拥有的生计资本整体优于纯农型。耕地(草地)面积、耕地(草地)质量以及生产工具显著正向影响纯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家庭劳动力数量、受教育水平以及家庭总收入显著负向影响纯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结论]应加大封禁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力度,加强农牧户的生态保护意识,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鼓励剩余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型,实现生计方式多样化。     

节水型园林建设中市民社会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目的]探究西安市节水型园林建设中市民社会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为更好地建设节水型园林城市以及普及园林中再生水的使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通过SPSS与AMOS工具对西安市13个区县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西安市民有较高的节水意识,其中女性、年龄较长、受教育程度较高、经历过缺水和认为城市缺水的群体有着较高的节水意识,并且性别、年龄和对城市缺水程度的感知影响显著。对再生水用于园林的接受程度也普遍较为赞同,年龄较长、受教育程度较高、经历过缺水的人群接受度普遍较高,且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表现出了一定的显著性。市民节水意识与园林再生水接受程度正向相关。[结论]性别、年龄、感知城市缺水正向影响节水意识;年龄、受教育程度正向影响园林再生水接受程度;节水意识正向影响园林再生水接受程度。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生计资本及其耦合协调度分析——以甘南州夏河县为例

为降低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修复,以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夏河县为例,基于农户调查数据,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农户的生计资本及其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定量测度与对比分析,并对影响农户生计资本及其配置的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资本整体偏低。其中人力资本最高,且差异最小,但人力资本损失严重; 金融资本最低,且差异最大。(2)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比较而言,发展型农户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都优于基本型和缺失型农户。(3)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总体较低,以处于基本协调水平的农户为主体。比较而言,发展型农户的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最高,基本型农户的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较高,缺失型农户的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最低且全部为零。区域人文地理环境、生态保护与贫困治理政策等是影响农户生计资本及其配置的重要因素。可见,挖掘农户人力资本潜力,提高其金融资本,转变自然资本利用方式是降低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生计脆弱性,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有效措施。     

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的农业生态补偿意愿及支付水平评估——以甘肃省永登县为例

[目的]揭示甘肃省永登县农户对农业生态补偿的意愿及支付水平,为政府未来进行相关农业生态建设提供依据。[方法]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永登县的农业生态补偿农户意愿和支付水平进行分析。[结果](1)永登县农户生态认知和补偿意愿较好。(2)农户愿意进行补偿的人数达到调查总人数的87.76%,农业生态补偿支付水平均值达到人均52.11元/a。(3)影响农户进行农业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重要性程度依次为:受教育程度人均年纯收入生态环境的重要程度对自己的影响程度外出打工天数环境关注度是否治理年龄地理区位。[结论]永登县农户的农业生态补偿意愿强烈,支付水平符合实际情况,受个人认知和人均收入影响明显。     

水土流失地区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幸福指数的影响

[目的]研究水土流失地区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幸福指数的影响,为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方法]通过构建农户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采取熵值法与加权求和模型对精准扶贫政策影响下的云南省双柏县农户幸福指数进行评价。[结果]在农户幸福指数评价指标的权重中,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婚姻满意度、生态环境满意度评价指标;双柏县大多数农户对精准扶贫工作认同度较高,总体满意度平均值为67.55分,但是各乡镇农户对政策感知差异较大。收入增减满意度、政策后果满意度、政策宣传满意度是影响双柏县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总体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双柏县农户幸福指数的平均值为65.64分,各乡镇农户幸福指数差异较小,基本维持在59～71分之间。[结论]未来双柏县应以提升农户幸福感和减缓贫困为关键点和突破点,通过精准扶贫政策实现水土流失地区可持续发展。     

荒漠草原金属矿区NDVI时空动态变化与生态质量评价

[目的]采用遥感技术明确草原金属矿山开采的影响范围,综合评价矿区及影响区生态质量,为草原矿山及周边区域的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地处生态脆弱区荒漠草原的金矿区为研究对象,基于长时间序列遥感数据分析研究区植被指数动态变化特征,采用遥感生态指数(RSEI)对研究区生态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结果]研究确定荒漠草原金矿开采影响区为矿区边界向外半径5 km范围内;矿山开采期间(2009—2021年)研究区NDVI值呈波动性增加,井工开采运行期矿区内NVDI年平均值比露天开采运行期提高了51.9%,露天开采对研究区植被影响更大;矿区及影响区遥感生态指数表现出先增加后减小随后趋于稳定的变化规律,整体以不显著增加为主;根据遥感生态指数的空间分布,矿区及影响区生态环境质量较差的区域主要为排土场及周边区域。[结论]荒漠草原金矿开采对周边植被的影响主要集中在5 km范围内。采取边开采边治理的生态修复方式能使矿区及影响区的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改善。荒漠草原金矿生态建设过程中,应重点加强排土场及周边区域的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     

三峡库区水土保持工程农户参与行为调查

[目的]研究三峡库区水土保持工程农户参与程度、参与阶段性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为区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决策参考。[方法]采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法调查了113户农户,并通过深度访谈重点了解农户对水土保持的相关诉求,运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水土保持工程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1)库区农户对水土保持的认知度和对水土保持工程的满意度均不高。(2)库区农户多以有偿投工方式参与水土保持工程;农户参与程度低,以零参与和低度参与为主,中度参与和高度参与仅占12%。水土保持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后期管护三阶段农户参与比例分别为19%,42%和2%。(3)参与工程能否挣钱和农户对水土保持的认知是影响农户参与水土保持工程的主要因素。农户参与工程收入越多、水土保持认知度越高,其参与水土保持工程积极性越大。[结论]三峡库区农户水土保持认知度偏低,农户参与水土保持工程偏少,参与阶段主要集中在施工期,不利于水土保持工程的开展和效益发挥。今后要加强水土保持宣传和教育,改革农户参与激励机制,增强水土保持工程实用性和适宜性,以更好发挥水土保持工程的作用。     

秦巴山区农户茶叶种植废弃物亲环境处理行为研究

茶叶是"绿水青山"的内生性产业,如何处理茶叶种植所产生的废弃物是保护秦巴山区"绿水青山"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基于意识-情景-行为模型,运用层次回归和分组回归分析了环境意识、情境因素对茶农废弃物亲环境处理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第一,环境态度、情感与责任对包装物回收影响显著,环境态度与情感存在交互效应。第二,环境态度、情感、责任与知识对修剪枝叶还田影响显著,环境责任与知识存在交互效应。第三,实施成本对环境情感-包装物回收、环境知识-修剪枝叶还田有调节效应,社会规范对环境态度、责任-包装物回收有调节效应,描述性社会规范对环境情感-修剪枝叶还田有调节效应。为此,应通过"情理合一"、政府倡导并建立回收点推动农户包装物回收行为,通过强化环境责任、增加环境知识、营造氛围促使农户实施修剪枝叶还田,以推进秦巴山区茶叶种植废弃物处理的绿色转型     

基于农户视角的岩溶石漠化小流域农业发展模式研究

[目的]为了抑制贵州省岩溶石漠化地区石漠化发展,寻求脆弱生态环境背景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方法]通过野外实地考察及相关理论分析,在对农户石漠化治理行为和农业发展困境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了阻碍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结果]在现有治理模式下,由于农户基于风险和自身利益的考虑导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农户破坏环境的驱动因素。[结论]岩溶石漠化小流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在提高水土资源匹配程度的基础上,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并降低农户在农业生产商品化过程中的市场风险;适宜石漠化小流域发展的典型模式主要有:高效灌溉商品化农业,经果林—养殖—经济作物种植综合农业和牲畜(鱼)—沼气—种植(果园)复合农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