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测度及其耦合协调性对比研究——以中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基于人口-经济-土地-社会-绿色城镇化的逻辑框架构建适用于三大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评价系统,选用熵值赋权法在测算指标熵权的基础上,计算并对比三大城市群及其内部48个地级城市的人口、经济、土地、社会、绿色及其综合城镇化发展得分,基于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模型划分其协调发展程度。结果表明,珠三角综合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京津冀次之,长三角相对最弱,三大城市群目前均处于人口城镇化发展优势最为强盛,而绿色城镇化发展最为薄弱的状态;北京人口与社会城镇化,上海经济、土地与绿色城镇化发展位居首位,广州市、深圳市、天津市、合肥市、杭州市、南京市等省会城市也位于前列,邯郸人口城镇化、宣城经济城镇化、池州土地与社会城镇化、承德绿色城镇化发展最弱;珠三角新型城镇化处于轻度失调衰退阶段,京津冀与长三角处于中度失调衰退阶段,其内部仅北京市、上海市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深圳市为勉强协调类型,其余均处于失调类型,且中度失调的城市比重最大;三大城市群综合新型城镇化与其协调发展度的空间格局类似、不均衡特征显著,长三角以上海市为核心的东半部新型城镇化及其协调发展度强于西半部;珠三角以广州市-深圳市为分界线的东部优势强于西部,呈现"中间高、两边低"的格局;京津冀以京津为双核心的范围区域发展潜力明显强于周边范围地域。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时空演化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战略经济带,探究其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的协调关系对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基于2011—2020年我国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新型城镇化和数字经济的面板数据,建立复合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其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数字经济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数字经济水平普遍滞后于新型城镇化;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和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因此,我国应探索差异化地区数字经济推广的方案和策略,发挥长三角地区的辐射作用,推动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早日实现。     

我国省域城镇化与粮食生产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特征的研究

以我国31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省域层面城镇化与粮食生产耦合协调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综合指数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相对发展指数模型对2004─2021年我国省域层面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2004─2021年我国省域层面的城镇化水平、粮食生产水平，以及2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指数总体上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在2021年，我国省域层面的城镇化水平总体呈现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空间分布，粮食生产能力整体上呈现西部最低、东部次之、中部最高的空间分布，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东部高西部低、南北低中部高的空间分布格局，但地区间的差异在不断缩小。     

省域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协调发展态势分析及障碍度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的视角，通过构建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冷热点分析、障碍度模型，对中国31省（市）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空间集聚和障碍因子进行探究。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经济、生态环境和旅游产业评价值呈不断上升态势，旅游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快且具有较高的关联性。从时间上看，各省域协调发展水平均波动上升，协调等级逐渐向好，但各省发展速度具有较大差异；从空间上看，协调发展水平大致自东向西呈阶梯式降低，除东部沿海少数省份优势类型为区域经济外，其余省份均为生态环境，而滞后类型大致表现为旅游滞后。协调发展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冷点主要集中在西北，且呈现冷点、次冷点区域不断减少，次热点区域在中部省份不断增多的局面。区域经济、旅游产业障碍度小幅持续下降，生态环境障碍度逐渐上升，入境旅游收入、入境旅游人数、地区一般预算收入、城市绿地面积、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是最重要的5个障碍因子。     

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对于实现中国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城乡发展融合、消费结构升级、经济稳步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构建适用于河南省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与耦合协调度测算其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的权重及二者的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划分其耦合与协调阶段类型。结果表明:河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超前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郑州、许昌与洛阳新型城镇水平居于河南省前列,周口、南阳、驻马店与商丘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名列前茅;河南省新型城镇化高值区集聚在以郑州为核心的区域,南部区域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明显高于北部地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处于中高水平拮抗耦合阶段,多数城市已达到高水平拮抗耦合,北部地区耦合强度远高于南部,三门峡—洛阳—焦作—新乡—鹤壁—濮阳的耦合高值区串联成片;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整体隶属于轻度失调,多数城市已达到濒临失调,中部、南部的协调发展水平高于北部。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效率研究

根据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构建二者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计算各个指标权重,进而计算出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值。依据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各地区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值,构建以旅游业发展为投入、区域经济发展为产出的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效率评级DEA模型,对2016年长江经济带36个主要城市的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海、鄂州为DEA有效,其他城市均小于1。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城市为非DEA有效,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效率水平低,旅游业发展方式和水平尚未发展到成熟阶段。长江经济带地区城市间东部发达,中西部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已然存在,中西部旅游资源丰富,可借助旅游业的完善发展带动区域经济,缩小地域经济差异。     

乡村振兴背景下河南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建议

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中部地区未来将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地区,打造国家现代化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区域。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协调性持续增强,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持续高于东部地区,但河南省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显得更加突出。本文针对河南区域协调发展现状,对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测度及耦合协调研究——以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为例

从土地的投入、产出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构建土地集约利用体系,从生态、人口、经济与社会视角构建新型城镇化体系,利用熵值赋权法测度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的土地集约利用、新型城镇化的强度水平,基于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模型划分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类型,同时结合GIS探讨其空间分异格局。研究表明:(1)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超前于土地集约利用,西部二者相对持衡,中部与东北新型城镇化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东部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均强于中部,东北部与西部较弱。(2)中国大陆土地可持续利用效果显著,东部土地产出效益优势潜力巨大,中部土地投入与可持续发展次之,西部土地产出环节最为薄弱。(3)中国大陆新型城镇化发展重心集中在经济与社会城镇化,东部经济城镇化效益巨大,西部生态与人口城镇化脆弱。(4)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空间分异格局不均衡性显著,呈现东高西低、由东向西的梯度递减态势。(5)多数省(市、区)处于高等级拮抗耦合,但存在诸如宁夏、甘肃"虚假高等级耦合"情况;目前东、中、东北为中度失调,西部为高度失调,中度失调的省(市、区)比重最大。协调高值区集中在广东省和江苏、山东、上海、河南、河北等省(市)串联的东部,西部以新疆、甘肃、青海、宁夏、西藏、贵州、云南的地域范围协调发展亟待提升。     

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以滁州市为例

构建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2010—2019年滁州市各区县（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水平、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十年滁州市乡村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耦合度处于上升趋势，协调发展态势良好；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耦合协调度亚类型也存在异质性；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受地理交通区位、区域人口素质、公共资源配置、生活消费水平、政府财政投入的影响显著，两两交互作用增强。     

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及其空间格局——以黑龙江省为例

以黑龙江省12个地级市为实证案例,构建其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变异系数的客观赋权法测算各项指标层的权重与各城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并结合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探讨各城市二者的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黑龙江省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略滞后于农业现代化,不同地级市的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与层次性,多数地级市与哈尔滨市差距悬殊,导致黑龙江省处于不均衡态势。黑龙江省西南部的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明显高于东北部,高值区集中在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城市密集区,其优势潜力明显强于东部煤电化基地等范围区。黑龙江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处于高级别拮抗耦合,耦合高值区分布在除哈尔滨市与大庆市"双高"范围区域外,还分布在鹤岗市、佳木斯市、双鸭山市、七台河市、鸡西市等"双低"区域,出现"虚假"高值耦合现象。黑龙江省整体处于中度失调状态,协调发展度的空间格局与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格局呈一定相似性,高值区同样分布于西南松嫩平原区域,而三江平原地域的协调发展度相对较低。     

黑龙江省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测度及协调发展

构建适用于黑龙江省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赋权的方法测算各指标权重、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二者间的耦合与协调发展状况。研究结果表明,目前,黑龙江新型城镇化水平略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仅哈尔滨、大庆、七台河的新型城镇化超前于土地集约利用发展;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空间格局类似,高值区分布在以哈尔滨为核心的哈大齐工业走廊沿线,低值区集中在以七台河、鹤岗、双鸭山、鸡西等为核心的东部煤电化基地;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尚处于中高等级拮抗耦合与中度失调,部分城市出现"虚假"高等级拮抗耦合,所有城市均为失调发展阶段;协调发展度空间格局同时受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双重影响,呈现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牡丹江沿线区域向伊春-鹤岗-双鸭山-七台河-鸡西沿线逐渐递减的阶梯状空间格局,西部、南部腹地的协调发展度高于东部、北部腹地。     

我国流通产业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分析

基于全国31个省(市)2005-2015年流通产业投入产出数据,结合DEA-ESDA模型分析了流通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结果表明:我国整体上纯技术效率偏低,东部地区流通综合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流通产业投入产出不协调问题突出;东、中、西部区域之间流通效率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东、中、西部区域内部各地区流通效率水平相近;我国各省市流通效率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正自相关特征,集聚呈增强的趋势;流通效率冷热区域分布呈东、中、西部梯度递减的空间圈层结构,冷热区域演变格局也相对平缓,其中热点区域演变是以长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为核心演变的,表现为"核心—集群—核心"的演变规律。我国在流通产业发展过程中应该加快中西部地区人才引进,提升对技术吸收的能力,加强东部地区集聚溢出效应,推动区域流通产业联动发展,促进各地区经济发展与流通产业协调发展,提高经济发展效益。     

基于耦合协调度的湖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

采用多因素综合分析法结合信息熵对湖北省2012年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综合评价,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新型城镇化系统内部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发展进行测度.结果显示,湖北省各地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差异明显,空间分布不均衡,整体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规律;12个地市发展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处于低水平-颉颃阶段.湖北省城镇化建设需要从武汉城市圈、“宜荆荆”和“襄十随”的城市群角度进行统筹规划,以民生发展为目标,兼顾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旅游目的地系统与城镇化耦合及空间分异 ——以河南省为例

以河南省省域范围内18个地市为研究对象,选取各地2017—2018年区域城镇化数据和旅游目的地系统指标数据,并借鉴物理学中耦合协调模型,实证分析城镇化系统与旅游目的地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结果表明:河南省旅游目的地系统与城镇化耦合协调程度总体发展上尚处于拮抗时期;从空间分布来看,河南省旅游目的地系统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除郑州市、洛阳市、焦作市处于协调等级范围,其他城市还处于轻度或中度失调水平,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上不平衡、整体水平偏低的现象。最后根据分析结果,针对每个协调度等级提出一些具体改进措施,以期对河南省旅游目的地系统与城镇化发展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支持。     

不同尺度下区域农业系统协调度的评价

【目的】研究区域农业系统在不同尺度下的协调度变化情况,探索区域农业系统协调度评价理论。【方法】构建了区域农业系统协调理论,包括协调度概念、功效函数、功效系数、协调函数、协调度、协调度变化区间和协调等级等;采用改进专家调查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从生态、经济和社会子系统中共筛选出24个评价指标;采用自尺度、省域尺度和国家尺度对广东省新兴县区域农业系统进行协调度实证分析。【结果】不同尺度下,广东省新兴县区域农业系统协调由高到低的排序是自尺度、国家尺度和省域尺度;生态子系统的排序是自尺度、省域尺度和国家尺度;经济子系统的排序是国家尺度、自尺度和省域尺度;社会子系统的排序是自尺度、国家尺度和省域尺度。区域农业系统、生态与社会子系统在自尺度下的协调度高于国家尺度和省域尺度。【结论】广东省新兴县区域农业系统的协调水平、农业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与广东省和全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经济子系统协调度高于全国而低于广东省。自尺度适用于系统协调发展趋势评价,省域尺度与国家尺度适于系统之间的协调差距评价。     

中国农业保险、农业贷款与农民收入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农业保险和农业贷款是促进农业产业可持续、集约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有力工具,理论上也是切实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全国25个省2009—2018年数据,构建了“农业保险”“农业贷款”和“农民收入”3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模型。结果发现,中国各省农业保险、农业贷款和农民收入的发展水平逐年上升,农民收入增速超过了农业保险和农业贷款;然而,各系统的总体发展水平和3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农业大省或自然灾害多发地区,其农业保险发展较好;经济较发达地区或农业大省,其农业贷款和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经济欠发达地区三者都比较低等。此外,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民收入对农业经济的依赖程度正在变低。耦合协调度方面,2009—2018年各省3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都呈现出稳定增长态势;但是,2018年的整体均值较低,尚处在初级协调发展阶段。而大多数省份的数据揭示,3个系统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且协调度越高越有利。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促进三者协调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基于ESDA的山东省四维城镇化协调发展空间差异

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协调发展度模型、探索性空间分析等方法探讨山东省人口、土地、经济与社会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大多数地市的城镇化都处于中度及以上协调发展状态;人口、土地、经济和社会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存在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特点,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均质性区域明显多于异质性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依赖性和差异性同时存在;H-H聚集类型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鲁中地区,H-L聚集类型区内只有济南市;L-L聚集类型区、L-H聚集类型区主要分布在鲁西和鲁南地区。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性测度——基于地理分布差异视角

采用主成分赋权法和模糊隶属度函数法,根据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的计算模型,对2005—2014年长江经济带所涵盖的11个地区的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划分出协调发展类型,对协调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及城市的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化归为4大类协调类型,而区域地理分布对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有较强的影响。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

为了解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时空状态及其成因,基于2006—2020年省域数据,利用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和地理探测器考察了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省域城乡发展协调度持续增长且内部总体差异呈缩小趋势;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区域间差异构成全域内部差异最主要来源,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随时间推移均具有缩小趋势;各地区城乡发展协调度的离散程度均趋于下降但存在不同分化态势;城乡发展协调度与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升级、市场化程度、交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能力和环境规制强度等因素相关,因素间交互作用的影响力大于单个因素的影响力并存在时变特征。推动城乡协调发展需要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因地因业制宜优化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动力系统,构建城乡发展共同体。     

我国东、中、西及东北4大地区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研究

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关系进行了I/U和N/U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化总体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后这种滞后现象趋于缩小,2003年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最为协调,但自2003年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又有逐步增大趋势;由于城镇化的发展受自然基础和政策因素影响,各地区又呈现出不同的情况,其中东、中部地区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东北地区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不高,但却与工业化发展最为协调。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区际差异性,要求在不同的区域实行不同的政策,东部地区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中部地区可在壮大现有城市规模和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加快中心城市的发展;西部地区应走集中型城镇化道路;东北3省应以大力提高当地工业化的质量、加快产业结构提升为主,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