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江苏省财政支出农村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政府的财政支出是减缓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渠道,基于江苏省2012—2018年各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借助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省层面来看,财政教育支出、社保支出和农林水支出具有积极的减贫效应,其中教育支出减贫效应最佳,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而医疗支出则不利于农村减贫。在苏北、苏中和苏南三大区域,各项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苏北地区社保支出减贫效应最大,苏中地区农林水支出减贫效应最大,而在苏南地区,则与省级面板较为一致,教育支出有着最大的减贫效应。基于实证结论最后得出了一些政策启示:(1)各地政府应该因地制宜,适当加大有利于农村减贫的相关财政支出;(2)各地政府应当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大减贫效应的发挥;(3)各区域之间应做好协调和互助工作,解决好区域性贫困问题。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农村减贫——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工作。利用2008—2017年中国除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外的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构建邻接矩阵和反地理距离矩阵,在进行空间相关检验的基础上选择相应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密度对农村减贫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省级层面上,农村贫困水平表现出显著(P<0.01)的空间集聚特征,省际分布呈现出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的特点,且随时间发展局部空间集聚特征逐渐增强。整体来看,公路密度和铁路密度的增大不仅对本地的农村减贫具有显著(P<0.01)的促进作用,对邻近地区的农村减贫也具有显著(P<0.05)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在这2种效应上都以铁路的效果更好。从区域层面来看,公路密度的增大对本地的农村减贫仅在西部地区有显著(P<0.01)的直接效应,对邻近地区的农村减贫仅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的(P<0.01)空间溢出效应。铁路密度的增大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对本地和邻近地区的农村减贫都具有显著(P<0.05)的促进作用,且这2种效应在中部地区的效果都较东部地区更好。据此建议,东部和中部地区应该优化铁路网络结构,提高路网质量,增大铁路在农村地区的覆盖范围和通达程度;西部地区应该积极发展公路交通,同时补齐铁路短板,通过促进当地资源开发和物资输出,发挥带动就业和减贫的作用。     

财政分权、空间效应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SDM模型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0-2014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别考察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以及由此引致的策略性竞争效应,研究表明：财政分权等经济社会因素存在区域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出非对称的空间溢出效应。一方面,财政收入分权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支出分权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均产生抑制效应,但较之于收入分权,支出分权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     

空间视角下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数字乡村建设对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偏微分分解方法，深入分析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空间溢出效应的规模、范围和作用路径。结果表明：2011－2021年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总体上不断提升，但存在明显“东高中西低”的空间差异特征。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主要表现为“高－高”和“低－低”两种集聚模式。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此外，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强于中西部地区，且这种溢出效应存在衰减特征，其中，400 km和900 km分别为空间溢出效应密集区和溢出效应边界的半径距离。因此，在利用数字致富的过程中需要明晰农村经济发展阶段，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问题，因地制宜制定相应政策，破除地区间数字信息溢出壁垒。     

普惠金融减贫的收入效应与区域异质性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检验

普惠金融是消除贫困的有效方式,为区域性减贫提供了解决路径,但普惠金融发展对提高贫困人群的收入及区域减贫的效果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安徽省2011—2017 年16个地级市有关经济指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减贫存在收入效应与区域异质性,即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高收入水平,减缓贫困,但各区域在减贫效果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其中皖南地区的减贫效果显著,皖中地区反而会抑制贫困的减缓,而皖北地区的减贫效果则不显著。因此,应推行普惠金融的区域差异化政策,以提升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全国和分区域的分析

2001-2010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发生率存在负相关关系,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贫困发生率下降1.58％;分区域看,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均呈现较高的贫困减少速度,但是各区域贫困发生率的绝对水平和减少速度存在差异,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的绝对水平最高,贫困群体的脆弱性明显,但其农村金融发展对贫困减少的效应比中部地区强.实证检验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最强,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最弱.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四川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增收关系的实证研究

为探索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增收之间的空间关系,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四川省财政支农支出、农民收入增加在市州间的空间关系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农民收入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空间依赖性与异质性有扩大的趋势,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增收效应由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转变为正向的空间溢出,农村经济增长以及农业发展带动农民收入增加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据此提出重视农民增收中空间溢出效应的积极作用,因地而异制定政策;加大财政支农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增强农业产值总量的政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效应

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溢出视角,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了2010—2020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明显的负向影响，某一省份城乡收入差距显著地受到周边省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分地区检验结果来看，各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一致，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最后，针对实证结果和现实情况，提出了推动劳动力转移、建设高质量城镇化、加强东中西部合作以及增加农民收入的建议。     

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减贫增收的关联效应分析——基于滇、桂、苏、闽四省(区)的实证

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既是现代农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贫困农户减贫增收的现实路径。在农业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通过培育农产品供应链以此带动农户减贫增收致富,是当前市场化减贫的重要方向。基于滇、桂、苏、闽四省(区)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减贫增收的关联效应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减贫增收具有正向作用,加入农产品供应链能显著增加农户收入,而且对欠发达地区的作用发挥优于发达地区。有无加工销售、农产品出售渠道、对供应链管理认可程度等供应链融入状况关键因素对农户减贫增收影响明显。因此,重视采取整合区域农业资源与要素,培育优势农产品供应链;协调农产品供应链主体关系,构建小农户稳定融入机制;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深入推进农业市场化改革进程等优化措施,方能充分发挥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减贫增收的带动效应。     

多维贫困的空间聚类与相关性研究

区域多维贫困是2020年后我国减贫事业的重要导向,也是减贫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基于2010、2012、2014、2016、2018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系统聚类分析和Moran’sI指数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各省际区域多维贫困的空间聚类情况及其相关性,以此来分析我国各地区多维贫困的空间特征和区域差别。结果表明:我国各个地区的多维贫困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其中北京等地区已逐步脱离多维贫困,西藏等地区存在严重的多维贫困问题,其余地区则呈现不同程度上的多维贫困。同时,各地区的多维贫困存在地理上的空间自相关。在此基础上,提出空间性的多维贫困治理的建议。     

金融结构优化的区域减贫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探讨金融结构优化对区域贫困减缓效应及其互动关系,以促进金融结构优化与金融扶贫战略的实施。【方法】基于我国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差分GMM模型对金融结构对贫困减缓的直接与间接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金融结构优化对贫困减缓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其减贫效应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具有双重门槛特征。由于中小企业是最优产业结构中的主体企业类型,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中小企业的角度研究金融结构对贫困减缓的间接作用,研究发现金融结构优化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并对贫困减缓产生间接效应。【结论】适当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和贷款准入门槛,逐步提高中小银行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并为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增强中小企业与中小银行的合作,实现发展共赢,助推区域减贫。     

小额信贷缓减农村贫困的效用研究——基于面板模型的分析

缓减贫困一直是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政府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2003~2011年中国26个省市的统计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定量研究农村小额信贷缓解农村贫困的效应。结果表明：小额信贷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其降低农村绝对贫困的程度效应要大于降低农村贫困人口相对收入短缺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效应。为了更好地发挥小额信贷缓减贫困的效应,应进一步放开小额信贷发展的约束成分,改进贫困农户贷款评级授信的方式,提高小额信贷缓减贫困的精确度。     

甘肃省农村空间贫困地域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空间贫困理论视角,构建农村空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TOPSIS模型对2016年甘肃85个县域农村空间贫困进行测度,结合GIS空间制图技术、空间自相关分析和GWR模型等方法探究空间贫困地域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甘肃农村空间贫困程度总体较深,地理分布差异显著,呈"东南高、西北低",并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2)农村经济、社会及环境贫困在各县域有明显地域差异,农村经济和社会贫困的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环境贫困呈"两翼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3)从空间关联格局来看,甘肃农村空间贫困存在显著的空间正向集聚特征,H-H集聚区集中分布在陇南、甘南东部及定西南部,L-L集聚区分布在张掖、酒泉和金昌;4)自然禀赋、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人力资源和交通区位是影响甘肃农村空间贫困地域分异的主要因素,且各因素的影响强度具有明显空间差异性。自然禀赋呈中部向两翼递减的变化趋势,经济发展、人力资源和交通区位呈"东南—西北"的空间分布特征,社会民生由南向北逐渐增加。因此,依据各贫困区特征及致贫原因,从产业、生态、社会事业与基础设施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减贫策略,以期为甘肃精准扶贫提供理论指导。     

农村环境治理、健康人力资本与居民减贫增收——基于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

重视农村环境治理、健康人力资本的减贫增收效应对于后扶贫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新农村建设至关重要。为厘清农村环境治理、健康人力资本与居民减贫增收之间的关系，基于2004—2020年我国30个省份(西藏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除外)农村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村环境治理对居民减贫增收及不同来源收入的影响，探究其影响的阶段性差异和区域性差异，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健康人力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影响居民增收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农村环境治理对居民减贫增收存在倒“U”形影响，在2004—2008年及2019—2020年这2个阶段均显著。从收入结构来看，农村环境治理对农业收入存在促进作用，在2009—2018年这一阶段更明显；对非农业收入存在倒“U”形影响，在2004—2008年及2019—2020年这2个阶段均有所体现。从区域层面来看，农村环境治理对东、西部地区居民减贫增收起到倒“U”形影响，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农村环境治理与东、中、西部地区农业收入均显著正相关；与非农业收入在东部地区呈倒“U”形关系，中部地区呈正相关关系，西...     

农业机械化对种植结构“趋粮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农业机械化推动了农业分工深化和种植结构调整,基于200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Durbin模型定量分析农业机械化发展对种植结构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从整体上看,农业机械化发展对周边省份种植结构"趋粮化"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主要归因于大中型农机跨区作业。2)本地农业劳动力价格上涨将促进周边省份的"趋粮化",城镇化进程和农林水支出则表现出抑制作用。3)2001—2003年农业机械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2004年以后农业机械总动力、大中型拖拉机动力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且呈现递增趋势,2011年小型拖拉机动力开始出现正的空间溢出效应。4)不同地形条件的地区农业机械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平原地区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大中型拖拉机动力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丘陵山区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小型拖拉机动力则呈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为此提出加强农机区域协调、推进"宜机化"改造和加快农机社会化服务等建议。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空间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农村产业融合如何影响农民收入增长是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依据中国除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外的30个省区市的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影响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具有“东高西低”的特征,呈现空间正相关性。以省(区、市)为区域单元,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区域内具有增收效应,但在区域间没有空间溢出效应;对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占比的影响在区域内具有正向效应,在区域间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对工资性收入占比的影响在区域内和区域间均具有负向效应。在不同的经营规模下,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因此,要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实现农民增收,需提升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加强区域农村产业间融合活动的联系,发挥示范效应,推进适度规模化经营,实现要素资源的最优配置。     

中国生猪养殖业产业集聚的增长效应研究

产业集聚是促进农业增长的重要动力。以中国生猪养殖业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03年至2017年相关统计数据,运用固定效应估计、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门槛估计、空间杜宾模型、最大似然估计等方法,对生猪养殖业产业集聚增长效应的存在性和形态、增长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和增长效应的空间溢出效应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研究发现：中国各省份生猪养殖业产业集聚的梯度特征和连片化特征明显,约束发展区产业集聚最高,适度发展区产业集聚最低,区域内部各省份产业集聚分化明显。产业集聚对生猪养殖业产出量的影响为显著的“倒U型”,在产业集聚较低阶段,提高产业集聚能促进生猪养殖效率;在产业集聚过高阶段,提高产业集聚反而会抑制生猪养殖效率。产业集聚增长效应存在显著双重门槛,产业集聚介于0.389至0.462时的增长效应最强。生猪养殖业产业集聚的增长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对潜力增长区和适度发展区的增长效应为显著的“倒U型”,对重点发展区和约束发展区的增长效应不显著。生猪养殖业产业集聚的增长效应还存在显著空间溢出,且为“倒U型”,并强化了增长效应。因此,中国应进一步促进生猪养殖业向优势区域集聚,发挥产业集聚带来的增长效应,并强化空间溢出。     

广西农村耕地资源贫困测度及空间格局研究

采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法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对2005和2015年广西14个地市的耕地贫困程度和空间聚集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时间尺度上,广西农村耕地资源总体贫困程度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各市间的贫困程度差异仍然较大;空间分布上,广西农村耕地资源贫困程度呈现区域差异性和空间不平衡性,桂西北、桂东北地区耕地资源贫困程度较高,而桂中、桂南地区较低;空间格局上,广西农村耕地资源贫困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高-高集聚区分布于桂西北、桂西南地区,低-低集聚区分布地区由2005年的桂北地区转变为2015年的桂中和桂东南地区,呈现出由北向南转移的态势。针对广西农村耕地资源的状况,当前重点工作应围绕耕地资源贫困整治和严格耕地保护政策开展,以减少因耕地资源禀赋差异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     

山西省古村镇贫困发生特点及减贫对策

基于对山西省10个古村镇样本村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山西省古村镇贫困发生特点:古村镇贫困发生率偏高,减贫速度缓慢;贫困区域特征显著;住古宅与非住古宅居民收入差异明显;减贫呈现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提出了山西省古村镇减贫的对策:一要完善古村镇贫困的瞄准机制;二要加快古村镇农业产业化发展;三要推进古村镇内部"城镇化"及新农村建设;四要加强古村镇基础设施建设;五要提供公平有效的资源配置,缩小区域差异;六要提高古村镇居民应对贫困脆弱性的能力。     

广西农村耕地资源贫困测度及空间格局研究

采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法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对2005和2015年广西14个地市的耕地贫困程度和空间聚集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时间尺度上,广西农村耕地资源总体贫困程度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各市间的贫困程度差异仍然较大;空间分布上,广西农村耕地资源贫困程度呈现区域差异性和空间不平衡性,桂西北、桂东北地区耕地资源贫困程度较高,而桂中、桂南地区较低;空间格局上,广西农村耕地资源贫困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高-高集聚区分布于桂西北、桂西南地区,低-低集聚区分布地区由2005年的桂北地区转变为2015年的桂中和桂东南地区,呈现出由北向南转移的态势。针对广西农村耕地资源的状况,当前重点工作应围绕耕地资源贫困整治和严格耕地保护政策开展,以减少因耕地资源禀赋差异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