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农户增收效应研究——基于内生转换模型的实证

我国农业经营的基本格局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近年来在地域生产集中度高的地区,农业专业化服务组织不断发展。基于专业化分工理论,利用环渤海设施蔬菜主产区的调研数据,运用内生转换模型,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对设施蔬菜种植户收入的影响,探讨其增收效应。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总体使用比例不高,其中农户使用劳务服务、农机服务和技术服务分别仅有53.79%、39.90%和37.12%。受教育程度越高、种植规模越大、服务信息渠道数量越多将会提升农户使用生产性服务的概率,年龄越大、风险厌恶、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则有抑制作用;种植规模越大、有本地蔬菜品牌的农户,使用劳务、农机或技术服务的增收效果越好,受教育程度越高对使用技术服务农户增收效应越明显,年龄越大不利于劳务服务使用农户的收入提高。研究表明,农户使用农机服务带来的收入提升效果最好,其次是技术服务和劳务服务。因此,提出完善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体系、拓展农户生产性服务信息获取渠道和做大做强本地农产品品牌等政策建议。     

新疆农业机械化与农民收入互动关系研究

为促进新疆农业现代化发展，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95-202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例，通过构建VAR分别探讨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之间的关系。分析发现，在长期内农业机械化对农民经营性收入有显著性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农业机械化与农民工资性收入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农业机械化与农民经营性收入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农业机械化的提高会导致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增加；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当期的农民经营性收入基本由自身贡献，但是从第10期开始，农业机械化对农民经营性收入的贡献率便开始了反超，但两者的贡献率相差不大。建议加大农机补贴力度，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宣传和培训相结合，提升农民使用农机的积极性。     

“非粮化”种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一个宏观比较视角的分析

保障种粮农民收入对于稳定粮食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现有观点认为种粮并不利于农民增收,种植经济作物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但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规模对农民收入的具体作用效果尚未得到充分检验。基于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规模与农民收入变化的内在逻辑,利用2000—2019年中国分省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工具变量方法,揭示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规模对农民不同类型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全国层面上,扩大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规模均能促进农民总收入增加,且两者的促增程度相似,粮食作物种植对农民总收入的促增效应源于农业补贴等农民转移性收入上涨,经济作物种植有助于农民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长。分区域来看,扩大粮食主产区内粮食作物种植规模有助于农民经营性收入增加,但对总收入的促增作用并不显著;非粮食主产区内种植经济作物对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总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据此,建议推动实施差异化的“非粮化”整治措施;优化粮食补贴规则,提高粮食产品附加值;有序落实非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责任。     

农业生产性服务何以影响农户收入——对内蒙古赤峰市农户调研数据的分析

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是促进农户提高生产率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评价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对农户收入的作用成效,可为农业现代化决策提供实证依据。本文基于专业化分工理论,以内蒙古赤峰市为例,利用区域内1 037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对农户生产经营性收入的影响以及收入效应差异,探讨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内蒙古赤峰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率较低,农资、水利和加工服务的供给率分别为38.09%、56.99%和46.96%。在农区,提供了农资、水利服务的农户中位收入分别提高了0.576万元和0.306万元;在牧区,提供了水利、加工服务的农户中位收入提高了1.588万元和2.636万元。农资、水利和加工服务供给对农户生产经营性收入有显著促进作用,服务环节越完备增收效果越好。农资服务和水利服务供给对农区农户具有显著增收效果,加工服务供给则对牧区农户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以服务数量为表征的服务水平对农牧区农户均具有增收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村内水利服务供给为农户土地流转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进而通过促进土地流转提升农户的生产经营性收入,农资服务和加工服务的土地流转机制效果则不明显。因此,应健全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以满足不同生产类型农户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制定与农业生产性服务协同的土地流转政策。     

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的增长、结构与分配效应研究

【目的】研究农业机械化对于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增收以及内部收入结构差异的影响,以期为农业机械化发展和农民增收提供政策建议。【方法】基于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主要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及分位数模型检验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的增长、结构和分配效应。【结果】农业机械化表现出一定的增收效应,促进了农民总收入的提高;在主要收入来源上,农业机械化对农民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还发现农业机械化具有收入分配效应,缩小了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其中农业机械化促进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民收入的提升,中低收入农民从中获益更多。【结论】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机服务市场,加大农业机械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投入,发挥其在促进农民收入包容性发展的作用。     

提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外溢效应的路径选择

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推进农业生产与经营体制机制的创新,实现我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加快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及农民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论述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创新我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对提高农民收入和整合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比较收益,对促进农业关联产业集聚加快农村城镇化和提升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存在较强溢出效应的机制和影响原理。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目前存在总量规模小、组织化服务水平低、内部构成不合理、从业人员素质低等问题。最后,从优化政策环境完善基础设施、鼓励组织和经营模式创新、优化发展结构、提高从业人员专业素质等方面,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提升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外溢效应的较为系统的政策建议。     

金融科技对江苏省农民收入增长的中介效应及异质性

以2014—2019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为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收入来源渠道角度检验金融科技对江苏省农民增收的影响,并对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得知,金融科技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影响农民增收,但不存在金融科技通过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财政支农强度促进农民增收的中介效应;区域异质性分析得知,金融科技对非粮食主产区作用更加显著。政府要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提高农民金融素养,加强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正规、完备的农村征信数据库及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农民广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     

甘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构成及区域分类分析

采用2014—2016年《甘肃发展年鉴》的数据,对甘肃2010—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构成变化、增长趋势和区域分布变化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十二五"期间,甘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构成主要是经营性净收入,其次是工资性收入,两者合计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2.8%。在经营性净收入中,来源于第一产业农业经营的净收入占82.0%。甘肃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比重逐年增加,经营性净收入所占比重逐年下降。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重要来源。甘肃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大,其中河西走廊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农业生态条件的限制,发展适度规模的现代农业,推进土地流转和劳动力的转移,提高农民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     

农业保险保障水平能提高粮食安全与农业增收的一致性吗?

为探究粮食安全与农业增收“双赢”的实现路径,基于2008—2020年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面板回归模型、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考察了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对粮食产量与农业收入一致性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2008—2020年主产区粮食产量与农业收入的耦合协调度水平波动上升,但仍未突破中度协调等级,各主产区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差异显著,呈现“三梯队分布”;2)主粮作物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水平能显著提高粮食产量与农业收入的一致性水平,保障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一致性水平上升0.835;3)主粮作物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推动了主产区粮食作物的适度规模经营发展,总量维度和效率维度的适度规模经营均在农业保险提高粮食产量与农业收入的一致性水平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50.19%和24.10%。因此,为了实现粮食安全与农业增收二者兼得,应着力提高主粮作物保险保障水平,巩固和完善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以农业保险助推粮食作物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为粮食增产与农业增收提供新引擎。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对山西省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影响

在明晰山西省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动特征的基础上,规范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影响,并采用多元回归计量模型,实证研究1995—2013年农业经营体系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与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异质性通过农业生产主体的市场化意识、农业生产条件、生产效率及农业产业化程度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工资性、经营性及转移性收入产生显著影响,但未影响财产性收入;多重收入的深刻变化导致收入结构变动,因此,应培育农业经营主体市场参与意识及能力、科学合理配置农业生产要素、升级农业生产条件、破解土地流转的价值定价难题、激励农业生产参与"互联网+"市场,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促使其发挥增收效应。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以南通市为例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作为丰富农村经济经营模式，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有着重要意义。加快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拓宽农民工资性收入渠道，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水平，充分挖掘财产性收入的潜力，进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河南省农业及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农业生产性服务在加快现代农业建设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利用河南省的统计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别检验了不同类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业生产与农民增收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河南省农业生产效益与农民收入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作用,其中农机作业服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和农产品营销服务显著促进了农业生产与农民收入的提高,而农资配送服务、农业信息服务与农业金融服务的效果不明显,其作用的发挥需进一步开发。据此提出了发展河南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建议。     

上海郊区农民增收途径探索

为应对城镇化进程给“三农”带来的影响,从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经营权不流转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方面探讨了上海郊区农民增收的途径,认为：建于土地经营权流转基础上的园区开发和发展集体经济,使农民主要获得租金和工资性收入;在土地经营权不流转情况下发展规模农业,农民获得的主要是生产性收入;农民从事农业就业、工业就业和服务业就业收益较高且比较稳定,半工半农兼业形式缺乏稳定性且收益较低。最后指出实践中的诸多做法虽然有助于农民增收,但存在农民增收不同步、不稳定,集体资产管理制度不健全,就业难度大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苹果种植户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

基于陕西、山东苹果主产省1069个苹果种植户的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分析了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土地转入对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提升作用高于土地转出,其中土地转入通过刺激农业生产性投资促进农户增收,土地转出则通过增加非农就业、自主创业促进农户增收.此外,土地转入仅对苹果种植规模为0.34～0.67 hm2的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加快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头作用,完善就业服务体系,鼓励并支持农民自主创业,重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等建议.     

广州市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特点、瓶颈与发展对策

【目的】在农业发展进入转型升级攻坚期的背景下，对都市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和转型过程中所体现的特点进行梳理，为解决农户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实质性困难找到着力点。【方法】采用统计年鉴、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及抽样调研农户等数据，总结广州市农村家庭经营收入近年发展特征和趋势；进一步分析家庭农场调查数据，揭示当前都市化地区农村家庭经营面临的瓶颈。【结果】2000—2020年广州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由40%增长到73%，经营性收入占比从50%下降到11%；虽然广州市农村居民整体上对经营性收入依赖度下降，但经营净收入对中等和中等偏上收入户增收起到相对重要的作用。广州农村家庭经营农场从“小、多、全、散”向“成规模的单一而专业”转型过渡，逐步呈现三产融合发展态势，但采用农业设施或先进机械的农场比例较低，绿色发展意识不强。【结论】当前广州农民家庭农场家庭经营规模适应了都市农业的高成本与高风险，但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缺乏内生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效率有待提升，长远发展仍然面临资金不足、社会化服务落后、销售渠道不通和村庄基础条件不完善的问题。因此，须激发经营性收入增长内生动力，出台人才、金融与技能服务、...     

山西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研究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分析山西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现状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化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资金支持,建立多元化的农业生产性服务模式,构建农业集约化的增长平台,大力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全面提升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等促进山西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对策。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镇化与农民就业增长关联研究

选取2003—2019年浙江省各市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使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方法,考察浙江省不同区域内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农民就业增长、城镇化的长期动态影响。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农民就业增长、城镇化三者均具有自我发展的惯性;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浙东北片区正向作用于农民就业增长,在浙西南则产生抑制性效果;浙东北地区城镇化抑制农民就业增长,而浙西南的城镇化对农民就业具有促进作用;浙东北、浙西南地区的城镇化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呈正向促进关系。因此,应强化农民就业对集聚的正向效应;统筹省域内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完善城乡联动机制,促进集聚、就业、城镇化三者良性互动、协同发展。     

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陕西省1051户样本数据的估计

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增加农户收入的新举措。本文以陕西省眉县为例,利用实地调研数据,运用PSM-DID模型,分析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和对不同生产效率农户收入影响的差异性,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增收效应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集体土地经营模式以内股外租为主,规模经营效果显著,股份分红比例达45.45%。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初显成效,对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影响效果不一,但对家庭总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有效提高农户家庭总收入1.729万元。同时,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产生股份激励效应、产业带动效应和劳动力转移效应,形成对农户增收的稳定传递机制。此外,基于不同作用机制下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对不同生产效率农户的家庭收入具有差异性影响,对生产高效率农户的经营性收入提升更明显,对生产低效率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增加更显著。因此,建议积极推进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差异化土地股份合作制技术手段,健全土地股份改革的相关管理和服务等,以服务于农业现代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四川省农民收入增长研究

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要确保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近年来,四川农民增收取得了突出成绩,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由于农业生产经营效益下滑,工资性收入也面临较大增长压力,城乡绝对收入差距仍然较大等因素影响,实现农民生活富裕任重道远。促进四川农民持续增收,需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益,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培训提升农民市场营销能力,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务工收入。     

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的调查与思考

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主要由粮食收入、转移和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养殖业收入等构成.粮食收入是最主要来源,收入水平低于发达省、市.农民持续增收受粮食收入提升空间有限,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涨幅过高,耕地质量状况堪忧,劳动力转移缓慢,粮食及副产品商品率下降等主要因素制约.通过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投入,继续提高粮食的最低收购价格,加强农资市场监管,构建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等途径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