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的增长、结构与分配效应研究

【目的】研究农业机械化对于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增收以及内部收入结构差异的影响,以期为农业机械化发展和农民增收提供政策建议。【方法】基于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主要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及分位数模型检验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的增长、结构和分配效应。【结果】农业机械化表现出一定的增收效应,促进了农民总收入的提高;在主要收入来源上,农业机械化对农民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还发现农业机械化具有收入分配效应,缩小了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其中农业机械化促进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民收入的提升,中低收入农民从中获益更多。【结论】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机服务市场,加大农业机械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投入,发挥其在促进农民收入包容性发展的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与农业碳排放关系研究

【目的 】探究数字经济和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对农业碳排放的作用机制,为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双碳”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方法 】文章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基于2013—2021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包含西藏、港、澳、台）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与农业碳排放三者之间的影响关系及其区域差异,并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对农业碳排放的作用渠道与传导效应。【结果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农业碳排放均产生了正向作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显著抑制了农业碳排放,但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式降低农业碳排放;受地理区域异质性因素的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与农业碳排放之间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结论 】应从数字经济发展、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等多维度入手,发挥数字经济的功能性作用,落实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战略,推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综合降低农业碳排放,以期实现中国农业低碳可持续发展。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机制研究

【目的】农业农村数字化是推动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赋能效应。构建农业农村数字化的综合评价体系,实证探究农业农村数字化的增收效应及作用机制,为缓解“数字鸿沟”难题、保障农业农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方法】选取 2011—2020 年我国 31 个省（区）面板数据,运用熵权 TOPSIS 法对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进行测算,然后使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考察数字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采用门槛模型探究数字化与农户增收之间的门槛效应。【结果】（1）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增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水平每增加 1% 单位,农户收入平均增长 57.4 元;正向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但在中部地区表现为抑制、西部地区促进效应并不明显,表明存在“数字鸿沟”;（2）农业农村数字化通过促进农户兼业发展、加速土地流转、提高农户融资概率、促进农产品销售等途径作用于农户收入增长;（3）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农村数字化与农户增收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第一门槛值为 33.401,第二门槛值为 148.370。随着阈值区间的提高,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收入增长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正 U 型”关系。【结论】农业农村数字化能够有效促进农户增收,但“数字鸿沟”困境仍然存在;提出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农业数字化培训和教育、促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制定区域差异化的数字化发展策略等政策启示,以促进农户增收。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内在机制及影响效应——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目的】研究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内在机制，并对影响效应进行评价，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制定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政策提供新思路。【方法】本文基于2013—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内在机制、影响效应及区域异质性。【结果】数字经济发展极大促进共同富裕实现，“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共同富裕”机制成立并有效，促进结果存在异质性。【结论】建议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构建“数字中国”发展新格局；基于区域异质性，制定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制定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珠三角地区市域数据

【目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为农民增收提供了新契机，通过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影响效应调整其作用路径，可更有效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方法】基于 2010—2021 年珠三角地区的市域面板数据，利用核密度估计分析农民收入的动态演进趋势，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新型城镇化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结果】研究期内，珠三角地区农民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仍是其主要组成部分，房屋出租等财产性收入成为重要来源，市域间农民收入水平的绝对差距在扩大，农民收入向高值区扩散且空间集聚特征明显；新型城镇化有效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中经济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最强。然而，目前珠三角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仍存在城镇化质量不高、供需不匹配、城乡收入差距大、土地资源紧缺等问题。【结论】建议珠三角各市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时，着力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坚持优化本地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等非农产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使城镇化的农民增收效应最大化。     

新疆农民增收问题的定量研究

【目的】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各级政府加大支农惠农力度,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农民生活也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新疆农民收入整体水平低、增长速度缓慢、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突出,农民持续增收仍面临许多困难。同时,从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村教育培训方面,提出若干解决新疆农民增收问题和实现新疆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对策和建议。【方法】定量研究新疆农民收入增收问题,分析农民收入进行时间序列并且利用MapInfo软件得出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空间分布差异。【结果】农村改革30 a来,新疆城乡恩格尔系数都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结论】新疆农村农业的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以市场为导向,依据资源优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产高效特色农业,逐步实现农业市场化。     

农业产业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来自河北省的证据

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增收是政府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以河北省为例,利用产业化及相关统计数据,分别考察农业产业化对参与户和总体农户收入的影响。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发现目前产业化可为参与户创造将近8000元的收入,且产业化收入占参与户家庭总收入四成左右;进一步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测度产业化对全部农户收入的影响发现:产业化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深度效应和广度效应,深度效应体现为产业化规模扩张带来的收入增长,广度效应则表现在农户参与度造成的收入增加;广度效应大于深度效应,产业化规模每增加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应提高3.6元,参与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民收入相应增加10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依托产业化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陕西省汉台区农业产业结构现状分析及调整对策

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收入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能实现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保证农村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应用相关分析法分析了陕西省汉台区近十年来农业产业、产值结构的变化,及其对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提出了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的建议。     

影响四川农民现金收入波动因素的动态计量分析——基于VEC模型的实证

【目的】建立影响四川农民现金收入波动因素的动态计量分析。【方法】采用2003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三季度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收入、转移性收入与现金收入的季度数据,借助Johansen协整检验,运用VEC模型分析了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对现金收入波动的影响。【结果】短期看,前一期工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对当期四川农民现金收入具有正效应,其中前一期的家庭经营收入对当期现金收入的正效应最大;长期看,工资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对当期现金收入具有正效应,但是家庭经营收入对现金收入产生负效应。【结论】该分析对四川省政府指导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具有指导意义。     

农业产业规模与结构对农村减贫的门槛效应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目的】分析农业产业发挥减贫效应的门槛条件,为精准扶贫和扶贫资金的有效利用提供政策参考。【方法】在农业产业发展与贫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福建省县域贫困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构建门槛回归模型,以残差平方和最小化为条件确定门槛值,在考虑基础设施、金融情况、教育水平、医疗条件下,主要从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检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农业产业扶贫的门槛效应。【结果】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门槛值时,农业产业规模越大,农业产业的弱质性越强于益贫性,越不利于减贫,但是改善农业产业结构有利于减缓贫困。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门槛值时,农业产业的规模扩张对农村减贫发挥出正向效应。随着农业产业规模的扩大,农业产业的益贫性强于弱质性,减贫效应开始显现。若某个地区已经脱离贫困,就会进入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农业产业的适度规模就会产生规模经济,大幅提高农民的经济收益。【结论】福建地区农村贫困存在贫困门槛效应。对于尚未跳出贫困陷阱的地区,建议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完善农村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兜底式扶贫。对于跳出贫困陷阱的地区,建议加快农地流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发展,推广资源资产收益扶贫机制。     

农业生产性服务、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增收——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

探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与约束条件,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提高、农业技术成果转化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9—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农业生产性服务、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民收入之间的作用逻辑进行研究,建立以人均经营土地规模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探讨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民增收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业技术进步均正向影响农民收入,对工资性收入的提升效果强于对经营性收入的提升效果。农业技术进步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民增收之间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为4.5%,农业技术进步的中介作用在粮食主销区中最大,远远高于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通过农业生产性服务实现的技术进步更容易提高农业经营性收入;整体上,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表现为非线性,随着人均经营土地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民总收入与工资性收入提升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规律,而服务对经营性收入的提升不受土地经营规模的影响。尤其在粮食主产区,当人均经营土地规模跨过一定门槛后,更有利于农业生产性服务增收效应的发挥。因此,目前应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重点放在粮食主产区与产销平衡区,进一步重视并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性服务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加强服务的技术支持,尤其是劳动替代性技术的引入,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全程托管等形式的规模经营来缓解人多地少对农业生产性服务充分发挥作用的制约。     

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区域农户收入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基于数字基础与城镇化的视角

促进农民稳步增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重点之一,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值得关注。本文基于数字基础和城镇化视角,以广东省为例,利用2011—2020年各地级市数据,运用OLS模型、分位数回归和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变异系数逐步缩小,区域间差距发展趋于均衡;农村居民收入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变异系数稳定在0.3左右,但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与珠三角存在显著差距。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其子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农民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作用效果逐步递减。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在高收入农民群体和珠三角地区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此外,数字基础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因此,基于帮助低收入农户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考虑,提出应积极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完善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建议。     

普惠金融是否促进了农民增收?——基于城镇化调节效应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影响实证研究

促进农民稳步增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重点之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发展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值得关注。基于城镇化视角,利用2012—2021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0个年度的面板数据作为分析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调节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体上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并且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积极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也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在低等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群体中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基于帮助共同富裕的角度考虑,应积极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完善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适合农民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     

试论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结构变化的角度着手,分析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结合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对农民增收影响的几个方面,认为应科教兴农,发展现代农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升级;探索适宜的集体大规模经营模式;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府加大支农力度,稳定农产品价格。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

做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是助力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时代要求。为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助农增收的内在机理,本文以2011—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相关收入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及其收入结构变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农民收入结构中不同来源收入增长的促进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是：农民转移净收入、农民财产净收入、农民工资净收入、农民经营净收入;数字普惠金融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中、西、东北地区助农增收效果更加明显;总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是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但对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差距有拉大的风险。基于此,政府应该顺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特征更加高效高质量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区域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同时也要制定出避免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拉大城乡差距风险的对策。     

农业产业集群形成演化与发展研究

基于大量文献资料,从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农业产业集群的演化升级与竞争力提升、农业产业集群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和农业农村发展等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分析。结果表明：农业产业集群是在优良的自然资源禀赋、优越的制度安排等条件下形成的,集群的内外部合作、知识溢出、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等促进了集群演化升级与竞争力提升,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业农村发展。据此提出了未来可以通过更新研究方向、拓展研究内容、创新研究方法等进一步探索农业产业集群的建议,以期为农业产业集群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广西贫困县农民收入现状及可持续增长路径分析

【目的】分析广西贫困县农民收入现状及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探讨促进广西贫困县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路径。【方法】通过大量文献查阅和数据收集,系统分析广西贫困县农民收入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构成及其变动趋势,并选择典型县份进行深度分析,归纳广西贫困县农民收入增长的基本特点,分析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提出实现广西贫困县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现实路径。【结果】虽然从整体上看广西贫困县农民纯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广西平均水平,但从对典型县份的分析来看,仍有一些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其所在区域的平均增长速度,从而导致贫困县与其所在区域农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不同类型贫困县农民纯收入水平及构成表现出较大差异。广西贫困县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为贫困县集中连片分布、少数民族比重大、广西财政实力弱等。【建议】应加快发展特色优势农业产业,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稳步促进农民非农产业就业,为农民工资性收入可持续增长提供保障;建立健全产权制度,大幅提升农民财产性收入;强化惠农富农政策支持,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明确责任,完善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保障措施,以实现广西贫困县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     

试论新形势下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最为突出的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解决“三农”问题迫在眉睫。本文分析了农民增收趋缓的原因,提出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培育农村经济新增长点的主要途径。     

辽宁省农民收入结构及区域差异分析

根据历史统计年鉴,对辽宁农民的收入来源结构和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为辽宁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而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较低;五大区域间农民收入的差距不断拉大。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政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是农民增收和缩小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试论新形势下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最为突出的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解决"三农"问题迫在眉睫.本文分析了农民增收趋缓的原因,提出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培育农村经济新增长点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