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调处制度

调处制度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它具体分为为邻里亲朋调处、宗族调处、乡治调处和诉讼调处等形式。调处制度存在的原因为无讼思想的影响、礼仪文化的熏陶、限讼与禁讼以及司法自身缺陷的现实存在。     

和谐视野下的农村非讼解纷方式——以桂东南农村农民法律意识调查为进路

在对桂东南农村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非讼方式在农村存在的现状、特征及纠纷当事人选择解决方式的考量因素,针对非讼方式所存在的缺陷,从"内、外"2方面提出完善非讼方式的建设性意见。     

浅析农村司法调解的逻辑

农村的法治建设离不开乡村法庭的建设，而其中司法调解较之司法判决对于乡村和谐社会关系的维持有不 可磨灭的作用。农村社会的快速变化给司法活动带来了挑战，纠纷双方都具有血缘或者地缘的关系，解决纠纷的目的 与法律上的诉求不一致，而法官在进行调解中需要用到大量的技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充分发挥“父母官”的身份是 推动纠纷实际在司法调解阶段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应当看到当前农村对于法律的信仰仍然不足，如何推动在司法调 解中发挥法律的实际功效仍然需要不停努力。     

构建多元化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建议

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是社会性问题,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矛盾纠纷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涉及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农村纠纷调解工作要不断适应形势的变化,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调解、仲裁、行政解决、司法解决的作用,建立矛盾纠纷排查的预测、处理和责任追究"三位一体"制,做到早介入、早发现、早调处,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消灭在激化前。同时要做好法制宣传,加强教育、疏导、转化工作,引导农民自觉守法、用法,提高法制意识,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论行政调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行政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手段,一直以来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通过对行政调解的含义、必要性以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从而提出具体解决的对策,为我国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女性村民参与乡村社会调解的探索与展望

新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乡村社会矛盾纠纷增多,农村青年劳动力大量外流,乡村社会调解工作也面临着挑战。随着女性村民在农村常住人口占比的提高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其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增强,成为乡村调解工作的有效组成力量。政府要加强女性村民参与乡村社会调解的指导,强化保障,联动协作,共同打造乡村治理的"大调解"体系,助力乡村振兴。     

“公调对接”模式的矛盾冲突与双向嵌入分析

"公调对接"模式作为矛盾纠纷调解的创新机制,将110接处警与社会矛盾纠纷调解进行双向对接。H市作为"公调对接"全国先行先试地区,调解异化暴露出的基层治理困境值得引起思考。具体表现为乡村社会治理中,压力型体制下调解员与民警双向嵌入过程中的功能错位,群众的"闹大"策略导致常规矛盾转向非常规化,进而呈现出基层社会规则混乱的现象。据此提出在国家政权与社会之间,建构起实现基层"公调对接"模式绩效合法性的复合逻辑,通过在群众个人层面上解决分配公平问题、减少现实期望差距、推动理性化公民成长和价值观转型等实现微观绩效合法性,以及在国家层面上通过优化权力资源分配、绩效选择性生产、借助新闻媒体重建公共精神和运用符号象征激发社会认同等一系列自主行为来改善宏观绩效合法性,为中国治理结构和模式的转型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思路,从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车辐山个人调解工作室化解纠纷机制研究

运行良好的化解纠纷机制对于实现乡村治理法治化有着重要意义,车辐山村以“兆明调解工作室”为主要调解组织,对调解工作有严格的调解要求,取得了一定的调解成效。但其存在的自身组织性质不明确、缺乏必要的内在激励机制、法治参与调解程度不足等问题,需要通过明确自身与政府机关组织性质上的区别、健全纠纷调解内在激励机制、深化法治与纠纷解决过程的结合,以此完善个人工作室的乡村化解纠纷机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解读(3)

(续第2期第39页) 三、调解制度 调解是我国解决民事争议的传统方式,通常由双方当事人自愿选择彼此信任的第三人从中斡旋,通过相互谅解、让步,达成一致,解决纠纷.乡村组织调解,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以下简称《调解仲裁法》)的一大特色,也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制度的重要内容. 目前,我国有62万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502万个组级集体经济组织、2.26亿家庭承包农户,农村土地承包量多面广,情况复杂.赋予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调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职责,有利于把纠纷解决在当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开辟了属地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有效渠道.     

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的思考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纠纷凸显。湖南省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省份,社会利益格局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和调整,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方位的转型,使我省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增多,影响了我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然而我省现阶段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方式中却存在诸多的现实问题,如对诉讼的依赖性强,调解制度不够完善,调解和仲裁等非诉讼机制作用减弱,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机制不能有效衔接等,致使我省社会矛盾纠纷仍处于高发态势。因此,确立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理性思维,改革和完善我省诉讼制度、信访制度和调解制度,构建我省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对于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我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论我国新农村建设中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

人民调解是除诉讼外的最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它与司法审判、仲裁制度一道,成为化解群众矛盾和经济纠纷、营造和谐社会的主要途径。但实践中农村人民调解工作却存在很多问题,不利于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通过对我国农村人民调解制度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对策,使人民调解制度在化解农村民事经济纠纷,促进我国新农村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改造

对我国传统的人民调解制度进行改造,首先必须确定人民调解的功能,人民调解制度仅仅是诉讼外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机制,明确了这一定位,对人民调解的改造即应着力于加强其解决民事纠纷的能力,包括应将人民调解组织改造成专业性的民事调解法定机构,根据城乡不同情况和需求,建立城乡二元化的调解组织和制度,并建立诉讼外民事调解与法院审判的有机链接,以提升调解协议的效力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动态考察

处于传统向现代过渡背景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借鉴西方经验，从法律法规、机构设置、人员结构方面对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都已经初具规模，体现西方法律精神的文本表达比较规范，但在实际运作时却经常遇到中国传统情理法困扰。透过历史司法案例从诉讼、调解与和解这三个方面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机理，表明司法机关无法完全按照西方的严格法条主义解决纠纷，必须充分考虑中国传统的情理，同时司法官也不能独立做出判断，必须借助医学团体以及行政的力量，因此顶层设计的全盘西化与厚重的传统文化的剧烈博弈，是导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患纠纷解决中表达与实践背离的主要原因。     

论我国法院的调解制度

法院调解制度是新中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的一项最具特色的诉讼制度,长期以来,在我国审判实践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大量的"强制调解"和"久调不决"的问题,使司法实践严重背离了立法目的。应在整个民事诉讼模式下全面考量我国法院的调解制度,正确认识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并以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为核心对其进行改革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     

农村环境治理司法保障路径探析——以雅安市为例

乡村环境治理与民生福祉息息相关,妥善解决环境治理纠纷是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亦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司法作为解决乡村环境治理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理应发挥保障功能。以雅安市为例,剖析乡村环境治理司法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出当前仍存在乡村环境法律规范不完善、司法制度仍未建立、司法组织建设较为薄弱等问题。从完善实体法律依据、设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提升司法主体参与意识和能力、完善基层环境司法队伍建设、健全司法专门化和巡回化体系、创新环境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提出完善乡村环境治理司法保障体系的路径。     

对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思考

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独立性,传统的"调解型"审判方式是改革的最大障碍。应在平衡程序正当性与效率性价值、审前程序独立性与庭审实质性的基础上,从完善审前证据交换制度入手,实现"调审分离"。     

规制民事诉权滥用的程序法视角

诉权滥用是民事诉讼中客观存在的权利滥用行为。尽管理论和司法上对待诉权滥用的态度不尽相同，但是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有关规制诉权滥用行为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民事诉讼法应当在规制诉权滥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并为此在原则到制度的若干层面进行必要的改革。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新命题和新路径

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是法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大重要环节。对乡村法规政策和现实情况进行梳理,厘清进入“后乡土社会”的乡村地区在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思考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新使命、新内涵和新场景,并提出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应在“乡政村治”的既有治理体系格局下加强关键领域立法,完善乡村法律制度体系,突出党领导下乡村居民治理主体地位,构建智慧治理机制,加强乡村地区司法保障,完善乡村地区法律服务体系,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布局与共同富裕总体目标。     

新农村建设中的司法保障体系建设

司法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现有的农业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众法律意识淡漠,诉讼意愿不强,基层司法资源有限是制约当前我国农村法制建设的瓶颈。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应各司其责,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