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融合”视角下地方法治乡村建设研究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构建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路径，聚焦三者动能，形成善治状态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法治建设作为“三治融合”中的中坚力量，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都不可或缺。现有乡村法治体系建设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悬浮化、边缘化的困境。因此须将自治、德治的内在需求融入到法治乡村建设中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农村两委“一肩挑”治理模式的生成背景与运行优势

农村两委"一肩挑"模式是在弥补农村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二元化"治理制度缺陷的实践中探索出的乡村治理模式。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越来越多的乡村选择了两委"一肩挑"的治理模式。但是,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境,究其原因,是不能直面原有"二元化"模式的运行缺陷,不能把握"一肩挑"模式的现实基础和政策依据,不能发掘"一肩挑"模式的运行优势。     

论新时代乡村“三治”的机遇、欠缺与提升

乡村“三治”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新时代为进一步深化乡村“三治”，构建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带来改善村民自治条件、加强乡村法治环境、提高乡村德治水平等新的机遇；但乡村“三治”仍存在自治民主缺乏、法治牵引不足、德治指引欠缺等诸多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健全自治、完善法治、夯实德治、“三治”融合等途径和手段以提升乡村“三治”的治理水平。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的“三化”建设研究——以甘肃秦安县为例

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是提高和保障农民生活水平,推动建成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促进农村体系健全化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秦安县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农村生活娱乐单一、农村治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破解阻碍秦安县农村社会治理发展的瓶颈,需要加快推进"三化"建设,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培育生态环保意识、健全环境监管体系,让农村环境生态化;发展和弘扬乡村文化、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让农村生活丰富化;充分结合自治、法治、德治,发挥三者的功能和作用,让农村治理体系健全化。达到将秦安县乡村建设成一个农业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美丽乡村的目的。     

农村基层党组织“一肩挑”干部领导力提升策略研究

摘 要：【目的】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一肩挑”干部领导力的提升策略,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培育“一肩挑”干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乡村治理为背景,采用文献研究法,深入剖析农村基层党组织推行“一肩挑”的制度演变、实践成效及存在问题,提出提升策略。【结果】研究发现,农村基层党组织“一肩挑”干部主要存在政策执行力不强、社会风险的防控能力弱、培育后备干部能力不足等问题。【结论】提出强化战略引领能力,保障政策高效运行、增强忧患意识,提升社会风险的防控能力、强化人才强村,广拓人才路径。     

“三治结合”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三治”面临着自治主体能动性、制度供给、行为自律不足以及参与“三治”表面化的现实困境。通过加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建设，提升主体自治能力；完善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建设，增强其“三治”的规范性；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德治功能；推进“三治结合”，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的有效性，进一步促进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完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善治。     

“三结合”“三起来”指导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路径——以唐河县桐寨铺镇新庄村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把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在河南省调研指导时提出了县域治理“三起来”、乡镇工作“三结合”的工作思路,为河南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思想源泉和道路遵循。唐河县桐寨铺镇新庄村在“三起来”“三结合”的工作思路指导下,以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为发展目标,通过深化土地改革、建设美丽乡村、壮大乡村产业、夯实基层基础等路径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强村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一肩挑”模式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破解“两委”矛盾、优化乡村治理体系的“一肩挑”是村民自治实践中一种被地方广泛采纳的行之有效的实践模式,“一肩挑”模式既坚持了党的领导又推进了村民自治,可是这一模式在实践中也遇到一些挑战,比如说面临党员精英人才的匮乏、“一把手”权力过大,容易滋生腐败等问题,所以,一方面要明确“一肩挑”的探索方向,另一方面也要扬长避短,克服短板,稳步向前推进。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法治化路径探析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前提是乡村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法,治之端也”,然而当前乡村治理法治化中存在着法治体制不健全、法治氛围不够浓厚、法治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加强党的引领力、营建浓厚的法治氛围、完善乡村法治体系三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研究,探索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的途径。     

切实提高乡村治理能力

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乡村治理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安排。党的十九大以来,天津市积极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换届选举后,已全部实现村、党组织一把手“一肩挑”,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得以确立,村“两委”班子更加团结,乡村治理效率大大提升。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增强乡村治理能力。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发挥群众参与治理主体作用。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和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村"两委"干部工作能力现状研究 ——基于乌恰县调研问卷的分析

党和国家一直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广大农村"两委"干部工作在农村第一线,他们是农村社会最直接的管理者。新形势对农村"两委"干部的能力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以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为研究区域,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2种方式,深入探讨分析村"两委"班子成员工作领导能力、决策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工作执行能力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以下相应提升建议:(1)引进综合型人才,培育本土基层干部,丰富农村人才队伍;(2)加强国语教育,完善培训机制,提升干部农技能力;(3)提高干部个人思想素质、政治水平,明确责任意识;(4)增强村干部参政议政意识,提高干部自身综合能力。     

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探讨

目前,农村“三资”管理存在一些问题,如,土地思想认识不到位、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农村“三资”管理的质量和水平,制约农民群众对乡村振兴的参与热情,影响到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提高思想认识,明确工作职责、规范工作程序,完善管理制度、建立激励机制,加强信息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以此有效推动农村“三资”管理工作的开展。     

“经纪”体制在晋西北乡村治理中的应用

“经纪体制”是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一个必然的过渡阶段。随着日本的入侵和中共的政治动员，晋西北农村社会发生分化；以“经纪体制”为代表的村选劳动英雄模范在塑造中与乡村社会阶层出现内在的逻辑变动，一方面满足了乡村内在主体需求，另一方面实现了农村乡村社会经济重新按照中共构建的政权方向整合。启示乡村治理是一个持续漫长的过程，保持这种“经纪体制”的权势平衡和组织结构完整，对于晋西北乡村的持续稳定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肩挑”背景下传统乡村治理梗阻及策略研究——基于社区动员视角

"一肩挑"制度是促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乡村社会有效治理与其动员能力密切相关。根据社区动员理论,资源、乡村文化、认知结构等因素对乡村社会动员产生影响。在现代化过程中,中西部大部分乡村属于传统型农村社区,在动员群众、治理乡村方面依然存在以下困难:农民增收困难,资源动员乏力;社会资本削弱,文化动员减弱;公共服务缺位,认知结构重构慢。为了提升传统乡村的动员能力,增强党在乡村社会的领导核心地位,村党组织应发挥乡村本位作用,因村施策发展经济,提升资源动员能力;整合拓展社会资本,重构社会秩序,提升文化动员能力;重新定位乡村社会功能,提高公共服务精准性,构建新的认知结构,提升结构动员能力。     

“三治融合”治理视域下民族乡政府能力研究

民族乡“三治融合”治理呈现出“悖离与契合”的双重属性。民族乡政府能力是指以民族乡政府为主体，以促进并实现社会和政府自身良好发展为目标，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多种能力的总和。诱致性制度安排的推动与执行能力、乡村社会资源的组织动员能力、促进“三治融合”治理适应本土化的能力、提供有效公共产品的服务能力以及公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能力是在推进“三治融合”治理进程中民族乡政府能力必须加强的五个方面。     

乡村振兴视阈下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路径探寻

“三治融合”是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下的伟大实践，在党建引领下，健全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乡村治理体系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同时，其内部的弥合机制、统筹机制、支撑机制又不断推动“三治融合”向纵深发展。面对乡村治理暴露出的新问题，加强党建与多元主体的联结体系、营造“互联网+党建”的发展治理模式、密切党建与“三治融合”的共生关系，能够提供方向动力。     

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实践理路

新时代积极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对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存在部分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弱化;乡村治理现代化体制机制亟待优化;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不适应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等多维发展困境。为此,在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应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力,提升乡村干部治理能力和水平;创造治理主体参与环境,构建多元共治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推动“三治融合”新体系,重塑乡村社会发展新秩序。     

两委“一肩挑”模式运行效果考察

在实行村民自治过程中,村支部和村委会矛盾重重,严重影响村民自治作用的发挥。"一肩挑"模式是我国农村地区在从解决两委冲突的实践中探索出的新的模式。该模式在实际运行中收效良好,然而也不免存在缺陷,并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只有客观全面的探究其运行效果,并加以理性分析,才能完善"一肩挑"模式,使其发挥功效。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探究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两个重要任务,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乡村振兴关键在党,但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在面对新情况和新挑战的时候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农村“两委”职责不明确;农村基层组织治理体系不健全;基层党内民主建设相对滞后;农村基层党员的整体素质不高等,需要进一步在思想、队伍和制度方面加强建设,创新工作方式,以及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乡村振兴和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共同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