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汉籍所见宋僧茶汤榜辑考

茶汤榜是寺院内举办茶汤会前特意拟写的邀请通知文书。本文辑佚域外汉籍所收录的宋僧撰写的茶汤榜文,考证了茶汤榜文中饮用茶与汤的种类、制作方法、疗效以及煎点、斗茶的历史记载。在宋代“儒释融摄”背景下,宋僧书写的茶汤榜文援引大量佛籍以外的典籍,并以儒学化语言阐释禅门公案,倡导儒家忠孝仁义思想,强调佛门仪轨中蕴含儒家礼乐制度,阐发了“不离文字”的重要主张,成为宋僧书写诗文化、儒学化、世俗化的标志性文体。     

一类线性不确定变时滞系统的滑模控制

儒家哲学可分为三个大时代：先秦、宋明、现代；儒家的精神传统，不只是俗世伦理；先秦儒学最关键性的人物是孔子（仁内礼外）和孟子（仁义内在、性由心显）；二程担负道统，对性理进行了阐发和开拓，朱子建构道统，编纂了《近思录》和《四书集注》，程朱学被定为圣学的一支。五四（1919）反传统，儒学由中心到边缘，当代新儒家对儒学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儒学复兴。进入新世纪，儒家学者应该给予“理一分殊”以创造性的诠释以面对“全球地域化”的挑战。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南宋前期新儒学对书院发展的影响探析

南宋统治者为稳固其统治,通过政治打击、科举等手段频繁“禁学”,使新儒家的政治地位边缘化。而新儒家为获得发展空间,选择书院作为研究与讲学的基地,不仅书院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书院也从官学的替代机构向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儒学传播的机构转变。不少信仰新儒学的书院生徒通过科举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为新儒学的合法化提供了更坚实的政治基础。“嘉定更化”之后,随着新儒家地位的巩固,书院不仅得到了新儒家的重视,而且逐渐为官方认可。     

儒学复兴的理性思考——杜维明“儒学复兴”论刍议

“儒学复兴”论是杜维明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和学思路向的旨归所在。杜维明“儒学复兴”论以直面列文森、分疏“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为逻辑基点；以继承“五四”精神、矫正“五四”心态为先决条件；以超越启蒙心态、回应西方文明挑战为必经之路；以设置“文化中国”、倡扬“文明对话”、期盼“公众知识分子”为具体设想和实现途径。杜维明的“儒学复兴”论具有理性、审慎的态度和强烈的担当意识，可以加深人们对于当代“儒学复兴”的诸多问题的反思。     

儒学社会秩序的形成、结构及其现代意义

儒学社会秩序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认为，在汉代形成的儒学社会秩序尊重了远古传统、运用了儒学理论、吸取了秦代经验与教训，也符合了时代要求。以仁爱原则为基础、以礼教和儒家法等伦理控制为手段、以维护家国同构的宗法秩序为目的是儒学社会秩序的基木构成。分析儒学社会秩序的特点与当代积淀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谢灵运诗文的儒学意蕴

谢灵运的创作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谢灵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中,时时可见儒学思想的牵绊。在门阀世家出身的谢灵运身上可以看到传统文人的那种儒学人格,在其诗文作品中时时可见儒家的经文典故,而儒家的情性观、山水观更是支撑起了其诗文独特的审美意境。具备儒学人格的他精通儒家经典,诗文隶事用典和山水意象的选用也都浸透着儒学色彩,而儒学情性观和山水观更是与其诗文审美意境的建构联系密切。     

儒学审美意识与中国古典园林的交融

儒家思想及其审美意识对中国古典园林的产生和发展影响深远。笔者先从早期儒学与园林肇端的交融谈起,说明儒家主导思想及审美意识与中国古典园林的交融,主要体现在礼乐人格塑造、山水比德思想、隐逸出世思想等方面,挖掘中国造园思想的哲学、美学根源,及其对现代园林景观的启示。     

《论语》“先进”章诸家注译考辨

诸家在《论语》“先进”章的分歧体现于字词意义、句式结构、语句内涵等方面。细致考辨之后，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之说，在上述三个方面皆最为可信。今人杨伯峻依其所作的翻译也甚为可取。然而，刘、杨之说确实存在与史实不合之处。不过，只要将其中的“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与“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 修正为“先学习礼乐而后有资格做官”与“先有资格做官而后学习礼乐”，即可圆满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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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书院儒学传播的最重要时期之一,清代书院对士人日常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儒学。日常讲学承担了书院的主体教育职能,无疑成为书院最主要的儒学传播途径。其特点是“半教半学”,非常重视师友砥砺、形成亲密的师生关系,使生徒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藏书、刻书是书院的重要特征,也是儒学传播的重要途径;祭祀作为书院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立儒家道统的重要载体和途径,从精神信仰层面传播儒学。此外,书院还通过命名题额、嵌碑立石、匾联语录等多种环境熏陶途径将生徒纳入到儒学的精神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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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南宋社会内忧外患、佛道盛行的历史环境下又一次回应并发展了孔子的礼学、礼教思想,决心重振社会人伦秩序,其礼学思想对宋元以降的中国及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礼学思想建构的特点能给当代儒学复兴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礼不远人,人能弘礼;礼学思想需要哲学的突破;礼是归宿;礼学的发扬需要经典文本的支撑与因时制宜。     

元明清时期的汉乐府研究

元明清时期对汉乐府诗旨的探讨表现为以传统的诗教观念来约束汉乐府,以比兴手法解诗,失于穿凿附会和繁琐考证;在艺术形式上则表现为从后来发展的艺术观念来寻找先验的格律,难免拘于旧说。但汉乐府在诗评界取得了经典范本的地位,叙事诗批评开始形成,著作之丰超过此前历代研究者的总和,呈现出集大成的风貌,荟萃诸家众说,是汉乐府研究的总结期和丰收期。     

天津野生稻稻瘟病抗性的遗传分析与抗瘟基因Pi2–1的初步定位

为了更好地揭示天津野生稻对稻瘟病抗性的遗传机理,以天津野生稻与感病品种CO39杂交构建的F2群体为研究对象,利用稻瘟病菌株CHL1743、110–2和318–2进行室内接种鉴定,F2群体的抗感单株分离比符合3∶1,表明其对3个稻瘟病菌株的抗性均由1个主效基因控制,命名为Pi2–1。利用群体分离分析法和隐性群体分离法进行初步定位分析,将Pi2–1基因定位在水稻第6号染色体着丝粒附近的SSR标记AP5659–5到RM7213之间,与2个标记的遗传距离分别为0.9 cM和1.4 cM。     

晚清瑞安孙氏家学研究

瑞安孙氏家族是南宋永嘉学派在晚清复兴的启动者。孙氏家学长于《礼》学,尤精于温州方志研究。孙氏两代“经世”观都是以经为本,兼重史学,但在对待西学和诸子学上的态度迥异。孙衣言对诸子学,尤其对西学是极其排斥的,但在孙诒让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却为诸子和西学给予了一定的空间。孙氏两代“经世”观的差异表明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之学发展至清末,已不再限于传统的“通经致用”、“以史致用”,而是会通中西,旁通诸子,推动了儒学形态的近代化与传统学术的转型。     

曹元弼先生《经学文钞》礼说初识

曹元弼先生近世鸿儒,博通经传,《诗》《礼》传家,而天性纯笃,孝弟力行,经师人师,足为后世士人矜式。其经义礼教,一出悲天悯人,爱人之德,表为学说,乃至经纶人道,所谓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洵之谓也。其主持两湖书院,讲经授业,必承师法,实事求是,所编《经学文钞》十七卷,虽成书于颠沛流离之际,天下多事之秋,而精心编撰,体例完整,系统分明,无异经学总集,乃经义之学之巨薮,可谓不凡。其中论《礼》者凡三卷,总归会通,起敬起孝,礼之为教,本出天衷。此中华经学与礼教之精义,具见此钞。故虽见弃百年,苟圣人横空而出,必能再显此钞之辉煌者也。自今以后,修齐治平者,必有所取焉。     

南宋书院的学祠与学统

宋代书院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理学家形成的学统及道统观念，对书院祭祀制度的完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有一种强烈的建构书院学统，以确立书院在儒家道统史上的意义、地位的精神追求，他们通过创建书院学祠，开展书院祭祀活动，以完成这一文化使命与道义责任。     

《论语》是儒家集团的共同纲领

《论语》之所以从战国与汉初流行的众多孔子语录中脱颖而出,除了因为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朝着官方需要的方向进行修订外,更重要的是,《论语》在修订中调和了儒家集团的内部思想分歧,并对儒家学说进行了纲领性的总结,使孝道和名教成为《论语》的灵魂。而孔子在《论语》中实际上沦为编者的工具。     

金元中医学史中的“王道”学派探析

中医发展历史中,出现了繁多的学派。而至金元时期,战争病疫绵多。这一时期的医学学派中金元四大家精心研究前人的医学理论文献,且结合各自的临床实践,提出各自的医学理论。其中＂王道＂医学派——李杲、朱震亨的＂补土＂、＂滋阴＂理论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祖国医学宝库,留下了值得我们思考的医学思想和医学理论。     

论产业集群内企业的恶性价格竞争

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时代，也是蜀学发展的极盛时期。此一阶段，巴蜀大地社会安宁，经济富庶，加之本地的尊儒重教传统,带来了巴蜀文化的发展和蜀学的繁荣。本文系统总结了宋代四川地区在家族文化、经学传承、史学创新和小学研究等方面的成就，系统展示了此期巴蜀文化的面貌和蜀学繁荣的历史。     

元稹制诰文简论 ——兼谈元白与中唐古文运动之关系

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歌历来为众多学者所关注,然而,元稹、白居易的文章创作却一再遭到忽视。事实上,元、白曾以积极的态度,投身到对齐梁以来文章旧弊的改革之中,甚至在代拟言的制诰中,也敢于突破骈文的固有模式,体现了可贵的文体革新精神,他们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对韩、柳所力倡的古文复兴运动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助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