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

借鉴已有的文献的研究结果,使用相关统计年鉴及年度统计公报的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比较分析,确定黑龙江省的类别归属.通过对黑龙江省筹资负担水平与其他省份地区的对比分析,阐述其个人、政府筹资负担水平的现状.最后结合黑龙江省老年人所需的最低生活基金及个人缴费适度区间,使黑龙江省现有的农村养老保险筹资模式进行了个人缴费档次、政府补贴及筹资渠道方面的调整.     

2009～2013年广西卫生总费用筹资分析

分析2009~2013年广西卫生总费用总体水平和变化趋势,提出改善卫生筹资的建议。运用筹资来源法对2009~2013年广西卫生总费用进行测算,并对比广西和全国及部分西部省份的卫生总费用增长情况。广西卫生总费用和人均卫生总费用逐年上涨,且增长趋势较快,但总额与全国对比仍有差距。需加大政府卫生投入,多形式补充社会卫生支出比例,改革卫生总费用供给侧,降低个人卫生支出,优化筹资结构。     

我国农村居民医疗支出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针对多层次结构数据,以Grossman模型为理论框架,利用多层模型建立医疗支出方程来分析我国农村居民医疗支出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婚姻状况、工作类型、家庭规模、疾病严重程度、受教育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医疗价格水平对个人医疗支出有显著影响,而年龄、医疗保险、家庭人均收入、医疗供给对个人医疗支出影响不显著.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受益公平性研究——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作为我国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其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承担着促进农村地区医疗服务利用的公平进而保障居民健康公平的重要责任。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库2011、2013、2015年的微观数据,对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健康与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公平性以及医疗保险补偿后的受益公平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在健康状况、患病状况和医疗服务利用状况上都存在着与收入相关的不公平,低收入人群享有较少的医疗卫生资源却承担着较大的医疗支出负担;医疗保险补偿后对居民收入以及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公平均有所改善,但是改善效果并不明显。     

新农合对农村低收入家庭脆弱性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新农合作为一项广覆盖的社会保护措施,其在降低农村低收入家庭脆弱性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实际影响因家庭支付能力不同而存在分化。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微观面板数据,根据消费均值和消费波动模型测算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并在区分全样本家庭和有灾难性医疗支出样本的前提下,估计了新农合制度的实施效果。结果显示:总体上,新农合制度仅对低贫困标准下低收入家庭脆弱性有显著降低作用,但针对有灾难性医疗支出家庭,其脆弱性随新农合报销比例的提高而减少。因此仍然需要扩大新农合病种报销范围,提高报销比例以缓解疾病风险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冲击。     

新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问题研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的好坏取决于一系列相关因素,其中筹资因素是关键因素之一,基于新疆新农合筹资问题,通过分析财政收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牧民可支配收入与医疗设备等探讨影响筹资的主要因素,得出完善新疆新农合筹资要从补偿模式差异化、加大医疗设备与专业培训支出和筹资渠道应多元化等入手。     

农村合作医疗筹资制度安排的政府主导性探讨

农村合作医疗作为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在满足农民的基本医疗需求、提高农民健康水平和减轻农民疾病负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历史经验证明,农村合作医疗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是筹资的稳定。本文运用外部性及信息不对称理论,结合现行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情况,分析政府在筹资过程中的责任缺失问题,提出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完善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制度的建议。     

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差异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以安徽省为例,依据2004～2009年《安徽省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的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利用泰尔指数对2003～2008年安徽省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差距进行了测算,并通过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分解,分析了各类消费的变化及其内在原因。结果表明,食品和居住消费支出的差异变化是引起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差异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他各项支出所占比例较小,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影响不大。据此,提出了缩小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差距的相关政策建议：一是提高农村居民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二是完善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三是加强农村道路设施建设。     

陕西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增收效应研究

为探究陕西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从产业间的融合互动和融合发展的经济社会效应2方面,构建出评价陕西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用熵值法计算出可表示融合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以陕西省2006—2019年的农村产业融合综合指数和人均收入为基础数据,通过逐步回归实证分析农村产业融合的增收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陕西省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呈现出逐年上涨的趋势,但在整体水平上融合程度相对较低;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提出政策建议以期缓解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提高融合发展水平,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甘肃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因素探析

基于对甘肃省民族地区782户农村居民入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收入、消费环境、消费观念以及人口学特征等因素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规模的增加会导致居民消费支出减小;民族家庭的自主消费水平比汉族家庭低,而边际消费倾向却高于汉族家庭;家庭结构对居民消费支出也有显著影响;如果居民家庭中有成员在城镇工作或家庭中有经商活动,则其消费观念的变化会导致其消费支出发生变化;居民所在村通公路,以及市场与居民居住地的距离缩短等均会增加其消费支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民族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提高其受教育水平、改变他们的消费观念、注重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扶持等改善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措施.     

统筹城乡视角下我国农村消费函数实证研究

基于统筹城乡视角,研究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选取1985～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性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建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的回归模型,运用计量软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当期消费与当期收入、滞后1期的消费、滞后1期的收入之间不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且存在短期均衡关系,当期收入是决定本期消费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推进农业现代化、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政策建议,以提高我国农村消费水平。     

中国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动态研究

利用2004—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4轮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选用教育、健康、资产和生活质量4个维度8个指标,计算中国农村家庭的多维贫困指数,并将总体多维贫困分解为慢性多维贫困和暂时性多维贫困,同时考察多维贫困动态性与家庭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整体多维贫困指数,贫困发生率和剥夺程度均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村家庭更多表现为暂时性多维贫困;暂时性多维贫困比重与户主年龄和家庭规模呈倒U型关系;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慢性多维贫困比重则相反。     

Empirical Study of China's Rural Consumption Fun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lanc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基于统筹城乡视角,研究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选取1985 ～ 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性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建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的回归模型,运用计量软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当期消费与当期收入、滞后1期的消费、滞后1期的收入之间不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且存在短期均衡关系,当期收入是决定本期消费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推进农业现代化、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政策建议,以提高我国农村消费水平.     

市场化、财政支农与粮食产出——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深入探索财政支农支出对粮食产出的影响规律,利用我国2000—2013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样本,基于门槛模型对市场化背景下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粮食产出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财政支农支出对粮食产出的影响受市场化水平的严重制约,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存在双门槛效应,2个市场化门槛值分别为4.465及8.540。2)到2013年为止,我国已经有10个省份进入高市场化行列,19个省份为中等市场化省份,但是仍然有西藏、青海2个省份没有迈过低市场化门槛。3)财政支农支出的粮食产出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高市场化省份,财政支农支出对粮食产出的影响系数为0.393,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中等市场化省份,财政支农支出能够促进粮食产出,其影响系数为0.031,但是促进作用不显著;而在低市场化省份,财政支农支出对粮食产出的影响系数是-0.087,其效应显著为负。认为应该在市场化水平比较低的省份加快其市场化进程,进行制度创新,以更有效地实现财政支农促进粮食安全的政策目标。     

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

客观评价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状况,评估各省份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水平及短板,对于协同推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助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以农产品、农业多功能以及农业支撑为主的乡村产业振兴体系理论分析框架,采用熵权TOPSIS法对全国30个省份(不包含港澳台和西藏地区,下同)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指数进行了定量测度和比较。研究发现:①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复合型的有机整体,既要体现总体逻辑主线又要体现区域特色。②全国30个省份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指数整体划分为3个梯队,且各梯队之间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指数差异较大,指数得分排序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③全国30个省份农业多功能产业体系发展指数得分整体优于乡村农产品产业体系发展指数与农业支撑产业体系发展指数,且各地区在乡村产业发展体系中存在不同的发展短板和弱项。④乡村产业振兴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人均GDP越高的省份,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指数得分也越高。     

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农产品价格波动会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影响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家庭消费预期和家庭消费习惯等方面。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设定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采用我国31个省级单位1999—2013年的数据,证实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发现: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城镇居民消费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畸形波动不利于拓展城乡居民的消费市场。同时,城镇居民消费滞后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和城乡人口负担比例与城镇居民消费正相关;而城乡居民人均医疗支出和城乡居民人均教育支出则与城镇居民消费负相关。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2000—2017年面板数据

自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一直被视为促进农村农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农民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不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一环.笔者在总结已有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基于2000—2017年我国31个省份(港、澳、台除外)的面板数据,选取了可能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12个因素,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食品性消费支出是影响其消费支出水平最重要的因素.乡村振兴背景下,加强农村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助推农村居民互联网意识提升,促进传统农业向"互联网+"农业转型,将有助于实现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推动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实现农村经济的转型发展.     

福建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算——基于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为了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制定能够客观真实反映农村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在总结福建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取得成效以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选取代表农村贫困家庭生存权、教育权及健康权(食品消费支出、衣着消费、居住消费、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等5类)生活消费支出的数据,进行测算福建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结果表明,2007-2011年福建省施行的农村最低保障标准与测算标准之间存在着差距,农村低保标准整体偏低。最后,提出结合消费水平度量贫困,建立以公共财政为主体的多元的筹资机制,完善低保资金的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低保制度,健全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等政策建议。     

农村合作医疗实施后的思考和建议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它是惠及我国亿万农民的一项新制度，其目的是减轻农民看病经济负担，提高农民健康水平，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稳定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从2003年在全国部分县（市）开展以来，较大地促进了农村医疗水平的提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发展的制约瓶颈与路径选择——基于河南四地市的调研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于实现社会公平、保障农民健康、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其可持续发展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文章在梳理我国当前新农合整体运行的基础上,结合实证调研,深度剖析了影响其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明确指出要大力强化政府的组织与引导,积极拓宽筹资渠道,循序渐进地提高保障水平,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持续、健康、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