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收入结构视角的湖南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从湖南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看,近几年工资性收入增长较快,家庭经营是收入的稳定来源,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缓慢。对此建议通过加快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科技素质、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等措施来促进农民收入快速增长。     

基于收入结构视角的湖南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从湖南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看,近几年工资性收入增长较快,家庭经营是收入的稳定来源,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缓慢。对此建议通过加快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科技素质、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等措施来促进农民收入快速增长。     

齐齐哈尔市农民收入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3个样本村的调查数据

通过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从收入结构、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分析齐齐哈尔市农民收入现状:农民收入中71%由家庭经营性收入构成,工资性收入占比不足,财产性收入仍有提升空间,转移性收入水平偏低;2001~2015年农民收入整体上呈波动增长态势,自2011年起高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但与省内一些市区相比仍较低;城乡收入绝对差呈现逐年上涨态势,但城乡收入比总体呈下降趋势。运用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出人均耕地面积、劳动力比重、非农就业人员比重、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农户兼业化程度、生产资料支出、农产品产量、能否上网这8个因素对农民收入影响显著。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推进适度规模经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开展农民技能培训等提高农民收入的对策。     

当前我国农民增收现状与对策探析

当前我国农民收入状况的发展态势有:收入构成及来源多元化;农民收入不断增加,但增幅趋小;农民收入不稳定,实际购买力有待提高.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包括: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思想意识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等;政府投入不够,农民实际收入减少;市场因素等.据此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农业产业化;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改变投入方向;鼓励乡镇企业创新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增加农民的非农产业收入;加强农民素质教育,增强农村劳动力就业竞争能力,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     

基于收入结构视角的贵阳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从收入结构角度看,当前影响贵阳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包括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等因素。优化农民收入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措施有:加快城郊型现代农业发展,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加快城镇化进程,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减少农村,富裕农民;完善农村土地制度,推进财政、金融等多种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浙江农村劳动力教育与农民增收的相关性分析

农村人力资本作为“活资本”,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更高的贡献率。以浙江省为例,利用回归模型,对农民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分别与农民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成正相关关系,而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最显著。     

南疆四地州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及影响因素分析

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持续注重农民收入问题,对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农村居民生活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近几年,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因此基于南疆四地州7个县8个自然村500户农村居民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线性回归模型,以农村劳动力家庭特征视角,分析影响南疆四地州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男性劳动力比例多、平均受教育水平高、国语水平好、家中劳动力人数多、劳动力平均年龄等因素对工资性收入有显著性影响,其中家中劳动力平均年龄对工资性收入具有负向影响。基于此,提出南疆四地州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相关建议,即注重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收入;加大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重视劳动力就业培训;多方面、多形式注重农村劳动力国语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     

杭州市农民工资性收入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杭州市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本文利用1995~2015年杭州市农民收入数据,在对收入结构及工资性收入变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农民工资性收入变动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杭州市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和非农化趋势明显,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和农村劳动力数量对杭州市农民工资性收入变动具有正向作用。     

试论农村劳动力就业与增加农民收入

增加农民收入是事关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核心问题,中国有8亿农民,在有限的耕地上聚集大量劳动力,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主导了近年来农民收入的增长,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措施有扩展农村内部就业空间、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城镇建设、提高城镇化水平、加强农村就业培训等。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射阳县为例

本文通过对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农业大县、人口大县——江苏省射阳县的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就业格局不断发生变化,非农就业逐年增多,但农业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体,非农就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弹性不大,非农产业增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必须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教育,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生计资本对农户分工模式的影响:来自广东的调查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中生计资本概念,构建生计资本与农户分工模式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广东省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分工模式的影响,探讨推进农户分工的可行途径。结果表明,对于转型为兼业偏农型农户,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的变量为非农业就业培训、劳动力人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的为农业技能培训;对于转型为兼业偏非农型农户,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变量为非农业就业培训、劳动力人数、村干部、人均收入,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的为农业技能培训、平均年龄,劳均土地面积、是否贷款;对于转型为纯非农型农户,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的变量为受教育年限、非农业就业培训、人均收入,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的为农业技能培训、平均年龄、三代人是否生活于本村与拥有的农机数量。据此计量结果,提出了促进兼业型农户向纯农型农户或纯非农型农户转换,引导农户合理分工演化的政策建议。     

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影响因素再分析

采用2001年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内陆地区2个省的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资料,运用OLS方法,对影响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域综合因素大幅度地、显著地影响着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农村非农劳动力数量与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质量的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可以显著增加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     

户用分布式光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中部地区Y县为例

户用分布式光伏对农户收入影响具有长期性,如何发挥分布式光伏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需进一步探索。本文以户用分布式光伏为例,利用中部地区Y县2014—2019年农户追踪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户用分布式光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探讨户用分布式光伏对农户收入影响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2014—2019年农户收入大幅度提升,其中建光伏农户的人均收入增长幅度大于未建光伏农户,户用分布式光伏使农户人均收入提高25.4%,其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分别提高74.4%和444.5%,而工资性收入降低45.3%。户用分布式光伏是通过减少非农劳动时间和缩短非农就业空间距离降低农户工资性收入,增加经营性收入,从而影响人均收入。进一步分析发现,户用分布式光伏对非中心村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影响大于中心村农户,劳动力能力越强的农户经营性收入上升幅度越大,工资性收入下降幅度越小。因此,建议统一维护光伏设施,促进劳动力要素有效配置;并依据劳动能力差异分层分配股份,降低劳动能力强的农户对政府补贴的依赖;另外,创新光伏产业发展模式,拓宽光伏产业增收渠道。     

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途径探讨

【目的】定量分析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其构成情况,找出影响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因素,为研究者与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参考。【方法】利用广西统计年鉴数据,从性质、来源、农户人均家庭经营收入3个角度来分析2001-2011年广西农民纯收入现状及特点,从经济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财政支农支出、农村金融、农民文化程度来分析影响广西农民纯收入的因素,并提出增加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对策。【结果】2001-2011年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呈上升态势,农民纯收入主要来源于生产性纯收入,非农产业收入在农民生产性纯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加大,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经济发展、工业化发展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城镇化、地方财政、农民文化程度对农民收入提高有正向推动作用,农村金融体制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的产出和农民收入增长。【建议】通过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与加大职业培训力度,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转移农村劳动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家庭收入,发挥政策作用来提高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聚类分析

简述了中国农村的现状,介绍了聚类分析的原理。根据相关统计资料,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国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可划分为4类：第1类为北京、上海,此类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处于全国前列;因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也位于前列;第2类为天津、江苏、浙江,3省具有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基础较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稳定;第3类为辽宁、山东、福建、广东,4省均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具有丰富的海洋资源,适宜于农作物生长,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其他各省（区）归于第4类,由于受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农业产值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均较低。     

西辽河流域农牧户生产消费特征比较研究

农户是农村经济的微观基础,其生产和消费活动会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产生重要的影响。以西辽河流域为案例区,基于参与式结构访谈工具等方法,对农牧户进行了系统调查,分析西辽河流域不同生计方式农牧户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生态足迹方法,计算不同农牧户类型的生产与消费特征,探讨农牧户生产与消费足迹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西辽河流域不同类型农牧户在家庭规模、劳动力配置、年龄结构、教育水平、收入结构和土地利用特征等方面存在差别。2)西辽河流域不同类型农牧户生产和消费足迹存在显著差异性。就生产特征而言,农业户以人均谷物和蔬菜生产最多,牧业户以人均肉类和奶类产量最多,半农半牧户以人均薯类生产最多。从消费状况来看,农业户以人均谷物消费量最多,半农半牧户以人均蔬菜消费量最多,牧业户以人均肉类和奶制品消费量最多。3)西辽河流域农牧户人均生产足迹为4.301 7 hm2,人均消费足迹为0.613 5 hm2,生产足迹远高于消费足迹。其中牧业户的生产足迹和消费足迹远远高于农业户和半农半牧户。4)农牧户生产足迹和消费足迹与人口特征、经济特征和资源禀赋特征显著相关,并具有差异性。研究表明,草地生态足迹在西辽河流域牧业户生态足迹中起决定作用。     

统筹城乡视角下我国农村消费函数实证研究

基于统筹城乡视角,研究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选取1985～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性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建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的回归模型,运用计量软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当期消费与当期收入、滞后1期的消费、滞后1期的收入之间不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且存在短期均衡关系,当期收入是决定本期消费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推进农业现代化、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政策建议,以提高我国农村消费水平。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与农民增收——基于6个试点县(市、区)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分析

以6个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市、区)的885户农户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分别以农民年人均收入和农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在固定年份效应和固定农户效应前提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对促进农民增收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宅基地制度改革能促进农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但对促进农民年人均收入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因此,要通过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来促进农民增收,需要重点聚焦如何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建议推进城镇化,引进市场机制,配套相关改革措施。     

贫困山区农户土地流转及撂荒行为探究——基于山西省和顺县275份农户问卷调查

耕地细碎化和撂荒现象是当前农村土地面临的重大难题,贫困山区农地流转不畅及撂荒现象的改善对农地的高效利用和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山西省和顺县275 份农户问卷调查,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个体特征、土地基础条件和家庭生计禀赋对当前农地流转行为、未来流转意愿及农地撂荒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农户生计趋向非农化的现状下,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仅占18.2%,未来愿意参与流转的农户占58.5%,当前有38.9%的农户存在农地撂荒现象。（2）贫困山区农地的当前转出行为和当前转入行为分别受家庭人均年收入和固定劳动力影响;户主年龄、家庭外出务工人数、人均健康水平、家庭承包地面积、土地肥沃程度和家庭人均年收入与未来流转意愿存在显著相关性。（3）土地流转背景下,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和承包地面积的增多是造成贫困山区农地撂荒的主要原因。因此,建议完善贫困山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并加强对村集体的帮扶力度,以期改善农地细碎化及撂荒现象。     

北京市郊区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基于北京市郊区345户农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首先,农地流入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农地流出则对农户收入水平影响不显著。农地流入概率每增加1%,家庭人均收入提高67.55元。其次,农地流入对0.6和0.8分位数家庭人均农业收入显著为正,对其他家庭收入作用不显著。农地流出对0.6和0.8分位数家庭人均农业收入和人均非农收入作用分别为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对其他家庭人均农业收入作用不显著。因此,农村家庭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且存在一定的资源错配。政府应继续鼓励北京市郊区农村农地流转,持续提高农村地区非农就业力度,提升农村农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