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持新型农民发展的机制、问题和建议——基于2015—2019年大理白族自治州财政支持新型农民发展数据分析

培育新型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手段,而要实现新型农民的培育就必须依靠国家的财政支持。为厘清财政支持新型农民发展的机制,首先对新型农民进行概念界定,将新型农民发展的内涵量化于"生产能力、市场能力和组织能力"三个层面,以2015—2019年大理白族自治州(后面简称"大理州")财政支持新型农民发展数据分析为支撑,来研究和证实财政支持对新型农民能力提升的作用。结果表明:第一、大理州财政支持新型农民发展资金过于向生产能力培育方面倾斜,而针对市场和组织能力培育的财政资金则比较缺乏;第二、大理州新型农民综合能力指数中生产能力指数占比达60%以上,这证明在财政资金的优先支持下,新型农民生产能力比市场和组织能力要培育和发展得更好。财政支持新型农民发展的问题主要有:财政支持资金过多地向生产能力培育方面倾斜;财政支持资金分散交叉,资金的利用率低下;缺乏稳定的财政支持政策体系;财政支持资金绩效考核标准不合理。由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大对新型农民市场和组织能力培育方面的财政资金;构建系统的财政支持政策体系和统一的预算制度,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科学化财政支持资金的绩效考核标准。     

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农机专业合作社是带动农机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实践证明，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是提高农民生产组织程度的有效途径，是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有效举措，是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的迫切需要。     

新型职业农民电商技能提升路径 ——以云南省文山州为例

新型职业农民是农村农业经营的主体,是农业的真正继承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同时解决了"谁来种地"和"怎样种地"的两个深层问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新型职业农民掌握电商技能成为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动力.笔者基于文山州新型职业农民及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分析了新型职业农民电商培育和掌握...     

大力推进农民教育培训为主体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农业农村部印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2020—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这对于解决"未来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加快农民全面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意义重大。     

充分发挥农机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摘要)

<正>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我们认为,要在推进改革创新,培育新型农业主体、构建新型服务体系、完善新型经营机制、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上下功夫。一要培育新型农业主体。无论是种粮大户、家庭农场还是农民合作社,都是以农业机械作为主要的生产手段,都是以机械化作业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没有农机,这些新型农业主体就难以完成生产经营任务。可以说,农机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支撑。加快提高农机装备水平、农机作业水平,需要培育新型农机经营服务主体,核心是加快提高组织化程度。要按照"引导不强迫、支持不包办、服务不干预"的原则,支持农机专业户发展成为农机大户,引导农机大户、种粮大户、普通农机专业户和农户,采取带机具、土地、资金、技术等多种方式,创建农机合作社等服务组织。推动农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困境和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面对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作出的战略性决策,人才是战略成功实施的关键所在,新型职业农民是新时代农村发展的重要人才支撑,是推进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加快培育职业农民有助于彰显乡村振兴活力,推进农业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还要意识到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面临着选拔过程不够规范、培训主体力量不集中、中央政策在地方落实不够到位等问题,因而要着力激发新型职业农民的内生动力,构筑职业农民培育协同发力作用机制,拓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必要人才保障。     

观点·声音

<正>李克强:少"戴帽子"多靠市场在12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尽量少靠行政支持示范基地等‘戴帽子’的办法,而应更多依靠改革并运用市场力量,实现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李克强总理指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本届政府历年的《政府工作     

培育新型农民 建设美丽乡村

农业是稳民心、安天下的战略产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新型农民培训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现代农业必须转型、加快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推动绿色生态农业发展、大力推进"互联网+农业"、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协调发展。     

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正>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现代农业建设的快速推进,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要解决好今后"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必须深化农村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建立健全针对新型经营主体的支持政策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发放方式,按照"谁种地,谁受益"的原则,变"普惠制"为"特惠制",将新增农业补贴重点向新型经营主体倾斜。建立财政出资的农业担保     

牡丹江市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思考

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是顺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生产经营主体,通过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民组织化程度,进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城步县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实践与设想

近几年来，城步苗族自治县农业综合开发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突出抓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农业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工作。完成了基础设施一系列项目的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有力地提升了城步农村生产力和农民收入水平，为发展城步的现代农业提供有力保障。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绩效评价研究——以新疆昌吉州为例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作为党中央部署的新一轮农村改革任务,对实现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新疆昌吉州663户农户主观感知数据,通过构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与模糊评价模型测度改革综合绩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改革综合绩效各维度之间耦合协调性。农户主观感知视角下新疆昌吉州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绩效评价结果为比较满意,改革各维度绩效测算结果由高到低进行顺位排序为社会效应、生态效应、经济效应、主体改革、配套改革;农户对主体改革评价认为政策落实程度较好,并起到较好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但配套改革中股权流转、股权质押贷款与集体经济发展未发挥出全部作用;改革在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生态效应等方面较为突出,不存在“偏科”倾向;改革综合绩效5个维度之间耦合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水平,5个维度之间相互作用性较差。此外,针对农户对改革综合绩效中所反映的问题从建立法律保障体系、优化股权流转制度、完善产权交易机制、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四个方面对其他省份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供政策启示。     

瞄准问题，突出实践，力推农业综合开发科学发展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冲击,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对农业综合开发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如何实现农业综合开发沿着正确方向科学发展。对此,城步苗族自治县农业综合开发办联系实际,紧抓这一历史机遇,努力实现农业综合开发科学跨越。     

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土地规模经营的影响——基于服务外包和供给的双重视角

为推动土地规模经营的进一步发展,助力小农户衔接大市场,兼顾农机服务供需两方面的研究必不可少。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农机服务外包与供给对于农户土地规模经营的作用机制;其次,运用OLS模型实证分析农机服务外包与农机服务供给对于农户土地规模经营的影响,为保证模型结果的可靠性,引入工具变量采用2SLS模型,做进一步分析;最后,选取家庭农机资产作为调节变量,建立调节效应模型,分析农户农机服务外包与供给二者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机服务外包对土地规模经营存在农户异质性影响,经营规模在(12.62 hm2,25.24 hm2］之间的农户户均农机服务外包环节数最高,达4.08,而经营规模在(0 hm2,12.62 hm2］、(25.24 hm2,37.86 hm2］以及大于37.86 hm2的农户户均农机服务外包环节数分别为3.48、2.29、1.45,表明随着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机服务外包环节数呈现倒“U”趋势。农机服务供给对土地规模经营有正向促进作用,显著性系数为0.549;经营规模区间由低到高,其户均服务供给环节数分别为0.1、0.6、1.79和3.6,即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户服务供给量也逐渐上升。家庭农机资产可以负向调节农机服务外包对土地规模经营的影响,自购农机与农机服务外包间存在替代关系。     

基于社会规范视角的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悖离研究

绿色发展是当今世界所倡导的一个重要发展理念,农户进行绿色生产是当今中国农业发展的重大课题。基于甘肃省820个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对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因素运用Logistic ISM模型进行分析,并对各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层次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从Logistic回归结果看,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上发生悖离,在社会规范上,个体规范和描述性社会规范对悖离的发生均有负向作用,相关规范越详细,悖离就有越低的可能性。在农户个体特征和农户绿色认知方面,性别和种植规模对悖离的发生表现出正向作用,而年龄、农户环境认知、经济价值认知和危害认知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解释结构模型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农户环境认知、经济价值认知、种植规模和危害认知是最深层次的根基因素,并通过绿色生产重要性规范这一中间层因素,导致农户在个体规范和描述性社会规范上出现不同,最后致使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悖离。可知,在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悖离过程中发挥重要的直接驱动和过渡作用的是农户的社会规范。     

农业保险对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影响——基于耕地转入视角

在国家倡导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农户土地流转的交易效率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内蒙古650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在考虑农业保险与土地规模经营间双内生性和交互影响基础上,通过似不相关Biprobit和MV Tobit模型,从农户耕地转入的行为决策视角,探索当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农业保险对农户是否转入耕地及耕地转入规模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保险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发生耕地转入行为的可能性就会上升10.9%,耕地转入规模与农业保险保费支出两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高达1.194,提升农民家庭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可能性。此外,受访者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劳动力流动、农业机械价值、兼业情况、农业合作社及耕地转入价格等因素也是影响农户耕地转入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建议今后要积极发挥农业保险对农民土地流转理性参与的促进作用,提高农民土地流转交易能力,并规范农地流转中介组织的发展,以农民为核心优化服务运行环境,降低土地规模化经营的风险。     

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农户组织化影响因素研究——以甘肃省陇西县为例

小农户长期存在是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农户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对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陇西县中药材产业区域专业化格局已经形成，但是以市场随机型为主的产业组织模式导致农户组织化程度较低。故以陇西县中药材种植户为调查对象，并依托其已经形成的中药材区域专业化生产格局，基于223个样本药农数据，运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户组织化程度的因素，就农户如何参与到产业组织的运营中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农户是否进行土地流转、是否参与订单农业、是否能获得贷款、农资购买途径、农机投入费、是否参加过种植技术培训、对机构或组织生产技术推广满意度、与合作社（或企业）签订合同或合作对自己生产的重要程度、与合作社（或企业）签订合同或合作能够增加收入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户组织化程度。     

地下水灌溉水质评价的对数型幂函数指数方法

为了科学合理、简便有效地评价灌溉水质,提出了一个灌溉水质评价的指数公式,并采用粒子群算法优化公式中的参数,得出优化后适用于多指标的灌溉水质评价公式.以新疆阿拉尔垦区、尉犁县和宁夏平罗县的水质资料为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该公式与综合危害系数法、模糊综合评价、突变理论的评价结果基本一致.新疆阿拉尔垦区和宁夏平罗的地下水适合农业灌溉,而尉犁县平原灌区浅层地下水不宜长期直接灌溉.灌溉水质评价公式具有简单便捷的优点,可以快速地得出灌溉水质评价结果,为灌溉水质评价提供了新的有效途径.     

创新工作思路，全面提高农业综合开发水平

城步苗族自治县把农业综合开发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具体工作来抓，不断转变工作思路，增强开发意识．全面提高了农业综合开发水平，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