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慈溪市附海镇生态用地研究

在浙江省附海镇生态用地现状调查的基础上,应用生态敏感性评价方法和景观生态安全理论,选取土地利用现状、区域开发强度和距环境敏感区距离等生态敏感性因子,结合景观格局指数,综合评价了附海镇生态敏感性程度及其空间分布状况。结果表明:生态高度敏感区、中度敏感区、低度敏感区和非敏感区分别占研究区面积的7.16%,27.29%,30.46%和35.09%,并以此规划出研究区生态安全的核心保护区、控制发展区和适宜发展区3种生态用地类型,进而提出了不同生态用地类型的管理措施,为附海镇生态用地提供规划依据和建设策略。     

景观生态格局分析在风景园林规划中的应用

景观生态格局模式强调景观空间格局对过程的控制和影响,并通过格局的改变来维持景观功能流的健康与安全。景观生态格局的研究方法有静态分析法和动态分析法。利用生态安全格局方法去建立整体性的生态基础设施是城市生态环境规划的基础,它为建设生态城市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可应用于分析城市的景观生态基本特征、城市的景观安全格局现状,规划城市景观生态格局。该研究以西安市为例,采用景观格局指数静态分析法分析了西安的生态环境及景观生态格局构成,归纳出西安市生态基质、廊道和斑块的分布及其特点,并就其中存在的基质形态破碎化、廊道人工化、建成区内斑块分散化问题进行了总结,以期为今后的西安市生态格局研究和完善提供理论基础。     

大都市边缘区土地利用规划对景观格局的影响

以重庆市两江新区古路镇为例,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和方法,以土地利用规划时点(2009年)、中期(2012年)、末期(2020年)3年的土地利用矢量图为基础,从斑块类型水平和景观水平两个层次选取景观格局指数,定量分析土地利用规划对景观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规划期内耕地面积减少最为明显,比例由46.12%下降到28.96%,城镇村及工矿用地的比例由8.30%增长到26.58%,增加面积最大;研究区城镇村及工矿用地的聚集度不断增加,形状变得规则,优势度增加,而耕地的破碎化程度加剧,平均斑块面积和最大斑块指数均减小;区域整体景观蔓延度下降,景观多样性、均匀度增加,各景观类型较规划前趋于均衡,一种或几种景观占优势的情况减少。大都市边缘区以建设用地扩张为特征的城镇化过程是影响区域景观格局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具有生态价值的景观类型优势度下降,因此,在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应融入景观设计和生态保护的理念。     

仁怀市景观格局与景观生态风险特征评价

景观格局与景观生态风险评估分析对衡量区域生态安全，建立生态风险预警机制与维护流域生态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仁怀市为研究对象，基于ArcGIS和GeoDa软件平台，采用生态风险评估模型，运用地统计学方法，分析了仁怀市景观格局分布特征，评估了景观生态风险及其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林地和耕地是研究区的优势景观类型，占比90%以上，各景观类型空间分异明显；(2)景观生态风险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人类活动干扰较大的建设用地、耕地和水体景观具有较高的生态风险等级；(3)景观生态风险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Moran’s I值为0.45,“高-高”景观生态风险聚集区沿水体景观和建筑用地景观呈条带状分布格局。该研究结果可为仁怀市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划和酱香酒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空间布局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基于地理国情数据的合肥市城镇扩展及其景观生态风险研究

以合肥市2015年、2016年和2017年的地理国情数据为数据源,运用ArcGIS和Fragstats软件分析研究区2015—2017年的景观格局;基于景观格局指数评价法建立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并探讨城镇扩展强度与景观生态风险之间的线性关系。结果表明,2015—2017年间,合肥市景观格局变化显著,城镇用地、交通用地、工矿用地及水域面积总体呈增加态势,而耕地、园地、林地及草地面积总体呈减少态势。合肥市2015—2017年间的景观生态风险均处于极低状态,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期间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均呈上升趋势,景观生态安全的压力增大,且城镇扩展强度与景观生态风险之间呈显著的线性关系。     

佛山市高明区生态安全格局和建设用地扩展预案

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已上升到生态安全的层面.以人类生存安全和理想人居环境为目标,基于空间数据和统计资料,利用景观安全格局原理和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构建了包含基本保障格局-缓冲格局-最优格局3个级别的水安全格局、地质灾害安全格局、大气安全格局、生物保护安全格局和农田安全格局,叠加得到高明区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高明区建设用地扩展最优方案和生态功能分区.结果显示,并非生态安全格局水平越高,城乡发展模式越优,缓冲生态安全格局下的高明区建设用地扩展模式,最可能实现生态安全保护与城镇扩展的和谐发展.综合生态安全格局明确了区域的生态环境敏感区和生态服务功能重要区,为区域生态功能分区提供了新的思路.     

城市景观格局演变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快速城市化过程剧烈影响着下垫面变化,直接带来了交通拥挤、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诸多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均与景观格局演变密切相关,研究城市景观格局演变及其生态环境效应正在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系统总结了城市化过程对景观格局演变的影响,分析了城市景观格局演变的热环境效应、水环境效应、生态服务效应,以及城市生态用地与生态安全格局设计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指出了目前城市景观演变与生态环境效应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1)现有研究侧重于景观格局演变的量化分析和景观格局指数的计算,较少关注景观格局演变对生态环境及其区域生态安全的影响;(2)城市景观格局演变与热岛效应研究多局限于两者数理统计关系的分析,对于城市热环境形成的机理缺乏深入研究;(3)城市景观格局演变与大气环境效应方面更多研究关注绿地及其空间布局在吸收和降解大气污染物、固体颗粒物方面的作用,对城市景观格局演变的大气环境综合效应以及大气灰霾效应影响机理重视不够;(4)如何通过合理设置生态用地,有效提高城市生态服务功能和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目前仍缺乏深入而又系统的研究.下一步的研究中,需要综合多尺度的景观信息来揭示城市景观的演变机理和环境效应,构建基于城市空间扩展和生态服务效应评价的城市生态空间优化决策模型,探讨城市生态空间优化模式与安全格局.     

基于景观安全格局的建设用地管制分区

旨在探索如何构建一种生态与经济发展兼顾的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工作体系。以扬州市为例,选择防洪、水土保持、生物保护、乡土文化保护和游憩安全5个要素构建区域多层次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利用神经网络CA模型模拟无生态约束下的区域城镇建设用地扩展格局,将二者耦合得到优先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调整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并为每类管制区编制相应的管制规则。结果表明:①利用景观安全格局与城镇建设用地扩展格局耦合来进行建设用地管制区划分,优先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再进行建设用地的安排,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双赢;②通过调整建设区的划定,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新增建设用地适宜调整的区域,在建设用地管制的基础上,给予地方政府充分的自主权。     

莱州市景观格局变化及生态安全分析

该文以山东省莱州市为研究对象,从斑块类型和景观水平2个层次入手,筛选12个景观格局指数分析了莱州市的土地利用程度及整体景观变化;并采用景观干扰度和景观脆弱度两大指标进行景观生态安全分析,划分生态安全等级,分析2009—2018年的生态安全趋势.结果表明:莱州市受城市经济建设活动的干扰,耕地、林地、水域和建设用地的景观格局在2009—2018年间发生了一定变化,耕地、园地和林地的生态安全度下降.     

村域生态用地结构评价研究——以贵州省江口县3个村为例

本文从生态用地的利用类型及结构特征出发,运用熵权法从数量结构特征、形态结构特征、景观结构特征以及生态用地类型结构特征4个方面选取12个村域生态用地结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综合评价法对江口县的坝梅村、峰坝村和鱼良溪村的生态用地结构状况进行生态用地结构评价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的3个村域的生态用地结构综合评价值呈现为坝梅村鱼良溪村峰坝村,即坝梅村的生态用地结构相对合理,生态效能相对较高;村域的生态用地结构综合评价值与其生态用地的数量、形态、景观以及土地利用类型具有较大的相关性,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其生态用地布局的合理性;在进行生态用地布局规划时应该特别注重具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生态林、耕地和草地等地类的规划,增加森林覆盖率,选取坡度和高程较小的区域,以期能带来更大的生态效益。     

基于村级生态足迹分析的村落生态安全策略研究

为了制定村级生态安全策略,利用建立的生态足迹模型,对辽宁省葫芦岛市东窑村2008年生态足迹和生态容量进行计算。结果表明,该村2008年人均生态足迹为1.546 4 hm2,人均生态容量为1.041 0 hm2,人均生态赤字为0.505 4 hm2。通过对6种用地类型的供给和需求比较研究,揭示了当前该村生态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调整土地使用、合理规划建成用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增加生态环境用地4项东窑村生态安全策略。     

基于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的农业园区规划与设计——以彭州市大宝农业园为例

采用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的方法,对彭州市大宝村农业生态景观进行了规划与设计。     

基于PSR模型的耕地生态安全物元分析评价

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是改善农田生态系统安全状况、促进耕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基础。针对多数综合评价研究中存在信息屏蔽和主观性的问题,在界定耕地生态安全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物元分析方法和改进的熵值法对我国耕地生态安全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1996-2010年我国耕地生态安全水平不断提高,安全等级经历了"临界安全-较安全"的演变历程,但2010年"较安全"等级关联度很弱;(2)单位耕地化肥负荷、人均耕地面积、单位耕地农药负荷、土地垦殖率、水土流失程度等是耕地生态安全等级提升的关键制约因素。为了促进耕地生态安全等级不断提升,需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土地利用监督管理,降低经济增长对土地资源的过度消耗;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合理施用农药、化肥;积极开展农村土地整治,加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程度。基于PSR模型的评价指标体系能更准确地反映农田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物元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单个评价指标的分异信息和综合评价结果的中间信息、挖掘耕地生态安全存在的具体问题,适合用于耕地生态安全的评价。     

三峡库区消落区生态安全预警系统研究

简要介绍了三峡库区消落区的面积、范围以及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初步构建了消落区生态安全预警框架,包含生态安全动态监测、生态安全评价、生态安全警情预报和生态安全决策管理4个子系统。并针对消落区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初步建立了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生态环境污染、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地质灾害和流行病病情、疫情4个预警评价。同时选取29个评价指标,分为基础信息因子数据、联动影响因子数据和致灾诱发因子数据,其中致灾诱发因子数据需要实时搜集乃至实时监控。     

基于生态红线的洱海流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目的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生态红线是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对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构建生态安全格局,为洱海流域土地资源和生态系统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研究以洱海流域为对象,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源涵养重要性评价的方法划定红线区;基于土地适宜性评价,将生态红线区作为生态源地,建立最小阻力模型,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结果根据生态红线具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将其划分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红线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生态红线区”和“水源涵养生态红线区”3类,面积分别为81.92、656.37和536.06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3.15%、25.24%和20.62%。洱海流域生态安全格局由生态源地,高、中、低3种水平缓冲区,47条生态廊道和14个生态节点构成。其中,高、中、低3种生态安全格局缓冲区,面积分别为359.88、294.9和1 945.42 km2,分别占总面积的13.84%、11.34%和74.82%。结论本研究根据土地利用/覆盖类型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功能之间的空间对应关系,选取参评因子划定生态红线,为区域生态红线的划分提供了实践参考。根据生态红线区识别生态源地构建生态安全格局,不仅具有全面性和准确性,也为区域生态红线的划定及应用于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提供实践参考。      

黄河流域耕地生态安全动态演进及时空异质性

耕地生态安全是粮食安全的基础。基于国家公顷生态足迹模型测算2000—2021年黄河流域耕地生态安全，采用标准差椭圆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揭示黄河流域耕地生态安全的时空演进特征，识别其驱动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黄河流域耕地生态安全总体呈现"N"型变动趋势，仍具有较大提升空间。从空间格局来看，黄河流域耕地生态安全呈现"东北—西南"方向收缩、"西北—东南"方向扩散态势，耕地生态安全差距变大。城镇化、财政支农及降水有利于提高黄河流域的耕地生态安全，农村居民收入及化肥施用强度则具有抑制作用，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时空分异性。     

塔里木胡杨自然保护区土地覆盖变化研究

塔里木胡杨自然保护区是以胡杨林为主要保护对象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对保护塔里木河中游甚至塔里木河流域生态安全,保持生态平衡等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遥感数据入手,对研究区塔里木胡杨自然保护区的土地覆盖/土地利用情况,通过遥感数据分类,结合GPS数据和多年实地照片分析的基础上,获取了研究区近30年的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信息,分析了影响生态环境的自然与人文因子,进一步提出了保护塔里木河岸林的重要性及其保护措施.提出了相应的生态保护与改善措施.     

基于生境质量模型和电路理论的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秦岭（陕西段）为例

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是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人类活动使当前自然地域生态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为建立自然地域生态安全格局,以具有典型山地垂直地带性的秦岭（陕西段）为研究对象,运用粒度反推法评价景观格局最佳组分,构建InVEST生境质量模型及综合阻力面,运用电路理论提取生态廊道、生态夹点、生态障碍点及生态断裂点,结合土地利用现状提出针对性修复治理建议。结果表明：研究区内66处生态源地呈现出明显的西部集聚成片、东部分散稀疏的空间分布特征。共识别出119条宽度为1 200 m的生态廊道、102处生态夹点、72处生态障碍点及58处生态断裂点;生态廊道、生态夹点和生态障碍点的用地类型仍有待整治,耕地面积占比分别为26.75%、23.80%和31.66%。结合土地利用现状,提出积极推行退耕还林、还草工作,加强城乡绿地建设,推动乡村振兴转型发展,对生态断裂点实行动态监测、设立标示牌等针对性治理措施。受自然环境及人类活动共同影响,秦岭境内生态待修复区主要集中在商洛和安康。研究结果为识别生态待修复区与构建山地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