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陕西省农民现金收入增幅超过城镇居民

近日从陕西省农业局长会上获悉,2007年上半年陕西省农民现金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5．6％。从增长幅度比较,不但高出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个百分点,还高出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2个百分点,与全国农民现金收入增幅比较,也高出2．3个百分点。     

关于提高陕西农民收入水平的思考

农民增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陕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陕西省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与全国人均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收入结构逐渐演化为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性收入共同主导格局。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缓慢增长,但比重较低。研究表明,县域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强,城市化进程缓慢以及农民持续增收的空间有限时制约陕西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需要通过加快县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培育壮大农业主导产业,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建立健全农民持续增长长效机制以及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等措施,提高陕西省农民的收入水平。     

陕西省农民财产性收入比较研究

根据陕西省1997～2010年的统计数据,从区域、城乡、结构3个方面对陕西省农民财产性收入进行比较分析,并建立回归模型,研究农民财产性收入与总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陕西省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增幅明显较缓,且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差距有持续拉大的趋势;除2001、2002年外,1997～2010年陕西省城乡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一直保持较大差额;陕西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所占比例非常小,基本上不超过3%;陕西省农民财产性收入与总收入之间有显著相关性,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财产数量,有利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选取2010年江苏省统计资料中相关的18项指标,利用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业基本投入与产出、种植业生产效率、农业生产追加投入和农业产业结构5个主因子,并对这5个主因子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进行了灰色关联分析,建立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5个主因子的线性回归方程,得到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各主因子的数量关系。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因子对农村居民收入的贡献最大,其他主因子对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有限,甚至产生阻碍作用。结果表明,只有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强化农村社会保障、发展农村公共服务事业等来促进江苏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不同生物质来源生物炭品质的因子分析与综合评价

【目的】建立一套适合生物炭品质评价的方法,探求影响生物炭品质的主要影响因子。【方法】选用8种不同生物质材料,在3种温度下制备并获得24种生物炭材料(Y1～Y24),测定16项相关品质指标,采用隶属函数法对各项指标数据进行转化,采用软件SPSS19.0进行因子分析,采用四次方最大旋转法获得因子载荷矩阵,计算样品每个公因子分值与相应权重之积的累加和,得到综合评价分值。对16项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因子分析,建立基于因子分析的生物炭品质的综合评价体系,并根据综合评价得分对生物炭进行优良度排序。【结果】24种生物炭16个品质指标经因子分析,提取了5个特征根1的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77.910%,第1公因子以C含量、阳离子交换量(CEC)和pH贡献率较大,达到31.090%,第2公因子以比表面积和孔容贡献率较大,达到19.878%,第3公因子以H原子含量贡献率较大,达到12.819%,第4公因子以磷、钾含量贡献率较大,达到7.479%,第5公因子以NH4+-N吸附量贡献率较大,达到6.643%。【结论】因子分析方法可以作为评价生物炭品质的方法,根据因子分析评价方法,确定影响生物炭品质最关键的因子是化学性质因子(C含量、C/N比、C/H比、pH、CEC)、物理性质因子(比表面积和孔容)、活化能量因子(H原子含量)、营养因子(P和K含量)和氨态氮吸附能力因子。     

辽宁省农民收入结构及区域差异分析

根据历史统计年鉴,对辽宁农民的收入来源结构和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为辽宁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而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较低;五大区域间农民收入的差距不断拉大。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政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是农民增收和缩小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四川省区域农业竞争力实证分析与评价

以四川省各市(州)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并结合各区域实际情况构建出包含5个一级指标、15项二级指标组成的四川省区域农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出农业生产力、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农业规模和农业结构4个公因子并对各地市农业竞争力排序,而后依据上述4个公因子利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对四川省21市(州)的农业竞争力进行了分类。基于2014年统计年鉴的研究结果表明:四川省各市(州)按照农业竞争力水平情况可分为4类,其中成都市农业发展状况最好,甘孜州和阿坝州的农业竞争力最弱,与因子分析排序结果基本一致。最后,针对增强四川省农业竞争力提出了一系列相关措施与建议。     

四川省区域农业竞争力实证分析与评价

以四川省各市(州)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并结合各区域实际情况构建出包含5个一级指标、15项二级指标组成的四川省区域农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出农业生产力、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农业规模和农业结构4个公因子并对各地市农业竞争力排序,而后依据上述4个公因子利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对四川省21市(州)的农业竞争力进行了分类。基于2014年统计年鉴的研究结果表明:四川省各市(州)按照农业竞争力水平情况可分为4类,其中成都市农业发展状况最好,甘孜州和阿坝州的农业竞争力最弱,与因子分析排序结果基本一致。最后,针对增强四川省农业竞争力提出了一系列相关措施与建议。     

冬枣优良单株果实品质的因子分析与综合评价#br#

 【目的】建立一套适合冬枣果实品质评价的方法,探求冬枣果实品质评价中的主要影响因子,并为选择品质优良的冬枣单株(或候选单株)提供依据。【方法】测定20项冬枣优良单株的果实品质指标,采用隶属函数法对各项指标数据进行转化,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因子分析,采用四次方最大旋转法获得因子载荷矩阵,以公因子贡献率为权重,计算样品前6个公因子分值与相应权重之积的累加和,得到综合分值,结合公因子的二维排序图进行优良单株的选择。【结果】转化后的数据经因子分析,提取出6个特征根＞1的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0.571%,第1公因子为果实甜脆因子,方差贡献率为26.257%,第2公因子为果重及其它内质因子,方差贡献率为16.734%,第3公因子为果皮质地因子,方差贡献率为14.503%,第4公因子为果实外观因子,方差贡献率为9.091%,第5公因子和第6公因子统称为其它因子;二维排序图揭示了不同优良单株前3个公因子的分布情况,可以为冬枣选优提供参照;20份冬枣优良单株及对照的综合排序为：16、22、14、15、18、5、12、17、4、21、1、19、8、10、13、6、2、7、3、CK和20号。【结论】隶属函数法同时考虑到果实品质指标对评价体系的正、负影响,采用该法转化的数据适于进行因子分析;影响冬枣优良单株果实品质综合评价的关键因子依次是果实甜脆因子、果重及其它内质因子、果皮质地因子、果实外观因子和其它因子;20份优良单株及对照冬枣的综合评价结果为：16、22、15和18号综合品质性状较优,可作为候选单株,结合其它性状进行下一步筛选,其它单株不宜选择。     

增加专业农民和兼业农民收入分析

增加＂专业农民＂和＂兼业农民＂的收入,使农民达到其他产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和强大动力。推动规模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保障食品安全,推广农业机械化,鼓励城市劳动力向农村转移,这些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增加专业农民和兼业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淮安市农民增收现状分析及对策

"三农"问题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其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概述了淮安市农民收入的现状,探讨了制约淮安市农民增收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提高淮安市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促进农民增收,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我国区域间农民收入差异及成因分析

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农民收入不断增长。但无论与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者相比,还是与我国的城镇居民相比,我国农民收入都显得水平较低,且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农民内部收入均存在较大差距。这不仅影响我国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还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通过对江苏、河南、四川三省农民收入的水平、来源结构以及收入差距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归纳了三省农民收入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了造成我国区域间农民收入差异的成因,并提出制定优惠政策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加大对农村教育和农业科研的投资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农业科技水平、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生产的合理布局等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农民收入差异的政策建议。     

河南省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矛盾分析

以粮食主产省河南为例,分析了粮食生产与农民增收之间存在的矛盾,并从农业生产物质投入要素角度出发,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指出粮食生产与农民增收间的矛盾与统一,即通过合理肥施、正确使用农业机械等物质投入要素,增加粮食产量,降低成本,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发达国家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及启示

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农民收入不断增长。但无论与发达国家农业生产者相比,还是与我国城镇居民相比,我国农民收入都显得水平较低,且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农民内部之间收入均存在较大差距。这不仅影响我国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还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促进农民增收的支持政策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并结合我国促进农民增收政策及存在的问题提出重视农业立法、调整农业补贴方式以及建立健全农村金融以及农业保险制度等政策措施,为我国制定有效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提供启示与借鉴。     

林农小额林权抵押贷款的SWOT战略——以福建、浙江410份林农调查问卷为例

小额林权抵押贷款的研究对有效解决林农资金缺口、提高林农收入、发展林业产业、制订科学的林业公共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福建省和浙江省410户农户的调查问卷,以农户和政策性战略为视角,应用SWOT分析法,对林农小额林权抵押贷款的外部机会与威胁、内部优势与劣势系统予以分析。结果表明,该贷款业务处于有利的政策和经济环境;而贷款涉及机构多、手续复杂,金融机构贷款供给不足,贷款融资方式单一且期限短、利率高,抵押物保险险种单一,保费高且索赔困难,以及抵押物处置困难等内部不利条件,限制了该贷款的发展。由此,林农小额林权抵押贷款处于WO组合,应采用先稳定后发展的战略,最后提出具体制度性建议。     

“关中—天水经济区”视域下陕西关中农业产业链的构建研究

关中位于陕西腹部平原地区,由于农业土地资源较少,人口众多,而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致使大量劳动力涌向城市,农村劳动力急剧流失,且农业生产规模小,机械化程度低,农业经济发展速度很慢,农民收入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在辨析现代农业、农业产业化和农业产业链的基础上,分析陕西关中农业产业链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在"关中—天水经济区"视角下,基于产业组织理论,提出构建陕西关中农业产业链的模式。     

关于农产品价格补贴问题的几点思考

农业保护,指的是一种维护农业经济利益的政府行为。农业保护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指对农业自然资源或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防止对农业的伤害;另一类是对农业的经济支持行为和对农民利益的保护。如实行农产品价格保护、限制外国农产品的低价进口等。这类保护一般采取行政手段来执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市场经济下我国农村改革的主题,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全排斥国家的宏观调控。     

我国农户收入及其差异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收入决定方程和夏普里值分解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其成果并未惠及全民。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不仅加剧了农村贫困问题,削弱农户收入增长,而且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产生严重的影响。首先运用农户收入决定方程对江苏省、河南省和四川省抽样调查的566户农户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确定影响农户收入的主要因素;其次,运用夏普里值分解方法分析了各显著因素对农户收入差异的贡献率。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劳动力平均外出务工时间是影响农户收入增长及差异的最重要因素,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次之。基于上述结果认为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加大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供平等的受教育和培训机会,将有利于在持续增加农户收入的同时缩小农户间的收入差异。     

农民利益保护的经济学分析——基于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交易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在市场交易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难以保障自身的合理收益.该研究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了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农产品市场等多个市场的相互关系,通过对比垄断情况下和完全竞争市场中农业生产资料生产企业、农产品流通服务商的经济决策,论述了农业生产资料生产企业、农产品流通服务商的垄断地位对农民经济利益产生的影响,阐明了农民在和各类经济主体进行交易时所处的弱势地位及其遭受的经济侵害.通过分析,进一步认识到了保护农民利益的必要性,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一是对生产资料提供者进行管制;二是加强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建设;三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四是建立和完善对农民的生产补贴制度.     

Characteristics and conflicts in Norwegian agriculture

This article raises the issue of the extent to which a single nation can develop a “national agricultural policy,” pursuing internal goals in agrarian development, goals that vary significantly from those of other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What are the conflicts arising from such a policy and how do these conflicts interfere with the general agricultural crisis of these countries? The Norwegian case is explored as an example of a blend of social-democratic and center-populist agricultural policies. The decision in 1975 by the Norwegian Parliament to establish the income level of farmers at the same level as workers is seen as an experiment. As agricultural policy, this new departure represented a deviation from the earlier policies of rationalization. The Social Democrats developed their new position as a resul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essure. A series of reforms financed by the new state incomes from oil production were undertaken, of which income equalization and a farm relief service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Most Norwegian farmers speak of the reform years as “the good years of escalation.” Equity was reached in 1982, but nevertheless several problems emerged: 1) the escalation of subsidized incomes led to overproduction and decreasing incomes from the market (after 1982), 2) the large budgetary transfers to agriculture caused a legitimation crisis, fueling the constituency of the right-wing Progress Party, 3) the large subsidies to agriculture contributed to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4) the problems mentioned above, contributed to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Norwegian Social Democracy which finds itself with dwindling support. The likely outcome of the present Norwegian farm crisis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agricultural policy that will protect the most vulnerable sector and open the more competitive sector to market for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