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景区旅游影响感知研究——以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景区调适旅游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对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利益相关者的问卷调查,运用因子分析法,分析了旅游者、社区居民和景区员工3类利益相关群体的旅游影响感知及其差异。研究结果显示:3类利益相关群体对旅游影响认同程度的排序是:旅游者社区居民景区员工;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对旅游影响因子的感知存在差异,且对7个旅游影响因子中的2个因子的感知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     

基于村民感知的江南乡村意象研究

以江南乡村居民的空间感知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了解村民的乡村意象,基于不同性别、年龄以及学历进行乡村意象感知差异分析,并从认知地图的角度出发,对不同群体的差异进行分析。寻求具有本土特色的乡村意象要素进行合理的保护,保留并挖掘乡村文化特色,树立鲜明的乡村意象,为乡村的开发与规划提供借鉴和参考,唤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产生对乡村生活的向往与归属。     

利益相关者视角的扶贫旅游村民参与模式探讨——以永泰县赤水村为例

乡村扶贫旅游规划本质上是对乡村资源的排查与合理利用,通过对乡村现有资源的合理规划,让贫困户尽可能参与其中,通过自身的土地流转、旅游资源合理利用脱贫致富。扶贫旅游规划编制过程中有多方相关利益者参与,村民是乡村的主体,应保障村民参与的渠道畅通,以实现乡村扶贫旅游规划的落地性。但目前的乡村扶贫旅游规划存在模式化、刻板化的问题,村民参与流于形式,政府为实质主导者,规划难以表达村民的意愿,满足村民真正的诉求。以永泰县赤水村为例,寻找村民参与的有效途径,探讨扶贫旅游规划新模式。     

京津走廊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及开发对策研究——以河北省永清县杨家营村为例

[目的]调查“京津走廊”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的感知,对旅游业的参与程度,乡村旅游的发展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产生的影响等。提出“京津走廊”乡村旅游开发对策,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促进乡村旅游全面健康发展。[方法]以发放调查问卷方式,建立居民旅游感知,包括旅游经济感知10项,旅游社会文化感知11项,旅游环境感知7项,旅游总体感知5项,共4类33项指标。采用5分制来定量测定,分别用1代表极力反对,2代表反对,3代表不知道,4代表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并对调查问卷进行相关统计处理。[结果]①村民对旅游的正面影响感知强于负面影响;②村民对经济影响的关注强于对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③村民对旅游业整体发展持支持态度。[结论]根据此分析结果和村民对本地发展乡村旅游的建议,提出如下开发对策：①关注村民利益,参与旅游规划;②重视村民教育,提高参与力度;③加强接待管理,规范行业标准;④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旅游规模。     

不同参与模式下乡村社区旅游增权感知差异和对策研究——基于浙江省4个未来乡村社区的实证分析

为提升乡村社区居民在参与旅游发展中的权益，更精准有效地解决乡村社区与旅游协同发展的问题，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文献回顾、田野考察、问卷调查，以4个浙江省旅游发展较好的未来乡村社区为研究对象，厘清各村的参与模式，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不同发展模式下居民旅游增权感知的差异，得出不同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下居民增权感知存在差异；要选择适宜的社区参与模式促进旅游增权；在社区参与模式中要确保社区居民的增权与维权。     

旅游者对乡村旅游服务质量评价的差异性研究——基于西安市上王村、白鹿塬及大峪口乡村旅游者的调查

以西安市上王村、白鹿塬及大峪口的乡村旅游者为例,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者在评价乡村旅游服务质量时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游客在对乡村旅游服务质量进行评价时,农家特色、活动体验、自然环境、设备设施和人员素质是非常重要的评价指标。不同家庭收入组的旅游者在活动体验、自然环境和人员素质3个乡村旅游服务质量评价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旅游动机的旅游者对乡村旅游服务人员素质的重视程度差异不明显,但在其他4个评价因子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该研究的结论能够帮助乡村旅游经营者更好地进行市场和产品决策,提升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     

我国农村生态社区建设中农民参与问题研究

为建设美丽乡村与美丽中国,农村生态社区是一个综合且有效的平台。然而随着近几年农村生态社区建设的深入发展,村民作为社区的主要群体,其参与度不高且容易引发各类农村社会问题。当前村民参与农村生态社区建设存在着参与意识低、参与范围窄、参与力度小的困境,针对其原因提出了具体对策建议。     

基于人口统计特征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差异——以中国赴美游客为例

通过因子分析法萃取出四个旅游活动环境感知、基础设施感知、社会环境感知、人文环境感知形象因子,其中旅游活动环境感知的得分最高。分析不同人口统计特征的中国游客对美国目的地形象感知差异的影响,发现:男性除了在人文环境感知上与女性没有差异外,在另外三个感知上均存在差异,且感知分数均高于女性;对于不同职业、不同学历之间的旅游者,其人文环境感知和旅游活动环境感知也有较为显著的差异,随着学历增加,感知得分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最高感知分数学历群体为本科。     

农村基层干部青年化对提升村民收入的影响——基于农村发展治理的分析视角

农村基层干部青年化是大势所趋,农村基层干部作为农村发展的“领头羊”肩负重大的历史使命,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一,青年干部则为基层组织提供新鲜血液。为研究农村基层青年干部的富民效应,通过2021年南京农业大学的中国土地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农村基层干部青年率对行政村村民经济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基层干部的青年率的提升可以显著带动行政村村民收入提高,发展集体产业经济和开展村内民主治理活动对村民收入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青年干部在农村发展社区治理上也存在不足,健康的农村基层干部年龄结构应该是有较大青年基层干部比例的同时兼具一定数量的年长基层干部,实现乡村发展治理的综合全面。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桐庐县瑶琳镇农户旅游感知和参与意愿研究

农户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力量,研究其对旅游的感知和参与意愿有助于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乡村旅游背景,以杭州市桐庐县瑶琳镇为例,通过发放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农户旅游感知和参与意愿的因子模型及因子关系模型,发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经济利益驱动性强,通常优先考虑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经济和物质现实,再转向关心环境和文化保护,因此政府要提高农户的参与意愿,不仅要加强旅游经济建设,还要兼顾对环境和文化的保护;完善农户参与管理机制,鼓励农户参与到管理中是提高农户参与意愿的有效途径。     

农户乡村旅游影响感知与参与意愿研究——以岳西河南村为例

乡村振兴和旅游扶贫的政策背景下，各地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以此提高农户收入、促进经济发展。农户对乡村旅游的感知有生活质量正向感知、社会水平正向感知、经济与环境负向感知和社会民风负向感知。农户的生活质量正向感知和社会水平正向感知对农户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的积极参与对乡村旅游的成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从培育旅游品牌、创造就业机会、改善人居环境、提升个人形象、强化政府引导、协调利益分配等层面提高农户参与意愿。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研究

社区参与是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和提升旅游扶贫绩效的有效途径。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和中国学术期刊（CNKI）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为数据基础,知识图谱绘制软件CiteSpace为研究工具,从发文数量、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研究内容等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归纳。研究发现,国内外对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学术关注度在不断提升,国内外均已形成较为知名的研究者和机构;国内外研究热点有一定差异,国外研究侧重点在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居民的态度和感知、社区参与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等方面,国内研究的热点在于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利益分配、与旅游扶贫的关系、问题及对策等方面。在文献梳理基础上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对比,并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相关建议。     

温泉游客旅游动机及其与人口统计特征的关系——以甘肃温泉旅游地为例

甘肃省三个典型温泉旅游地游客抽样调查显示：甘肃温泉游客的主要动机有放松亲情、康体保健、关系、社交、自我发展和享受。康体保健、关系、社交、享受四个动机因子在人口统计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康体保健动机上,不同职业的游客群体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关系动机上,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的游客群体存在显著性差异;在社交动机上,不同年龄段的游客群体存在显著性差异;在享受动机上,不同收入的游客群体存在显著性差异。基于以上研究,对温泉旅游地的产品开发、市场营销提供若干对策。建议温泉旅游经营者针对目标市场开发个性化、差异化的服务来提高温泉旅游的竞争力。     

特色小镇旅游获益感知对居民参与的影响——基于政治信任的调节效应

依据社会交换理论,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探讨了特色小镇旅游获益感知对居民参与的直接影响以及政治信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特色小镇旅游获益感知包含旅游经济获益感知、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旅游环境获益感知3个维度,呈现出"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旅游环境获益感知→旅游经济获益感知"逐步递减规律;②特色小镇旅游获益感知对居民参与产生积极影响,其中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的影响力最强,表现出"长板效应";③政治信任能显著正向调节特色小镇旅游环境获益感知-居民参与间关系,但对旅游经济获益感知-居民参与、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居民参与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乡村振兴战略下羌族村寨旅游发展困境与对策研究——基于对四川省茂县坪头羌寨和牟托羌寨的村民感知调查

发展乡村旅游是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通过对四川省茂县乡村旅游的典型羌族村寨——坪头羌族村寨和牟托羌寨村民感知的田野调查,分析了羌族村寨发展乡村旅游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是政府、企业、村委会及村民四者利益博弈和行为协作的过程,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在于当地村民能否持续受益,关键在于企业、村委会及村民三者能否持续有效地沟通。由此,政府应加强宣传和教育,引导村民充分发挥主体作用;企业应充分重视村民利益,处理好利益分配问题;村委会应该充分发挥自治作用,协调利益相关者各方关系。     

乡村旅游者前后感知环境对比研究

乡村旅游者前后感知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让会对乡村旅游者前后环境感知产生影响。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乡村旅游地、旅游者进行聚类分析、研究显示,差异很大,且不同聚类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年龄、职业差别。乡村旅游地应根据乡村旅游地的特点和不同层次游客的兴趣与需求,强化他的形象宣传及景区建设。     

乡村旅游对西部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在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背景下,探讨乡村旅游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促进精准脱贫政策优化和衔接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贫困脆弱性理论,利用陕西省22个旅游扶贫村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扩展回归模型（ERM）,分析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和贫困脆弱率状况,探讨乡村旅游对西部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结果表明,样本地区参与旅游农户贫困脆弱率为29.58%,低于非旅游参与户。参与旅游能够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与未参与时相比降低了13.7%。4A级及以上景区带村、受到旅游精准帮扶农户参与旅游降低脆弱性、防止未来贫困的效应显著,不同旅游参与形式中旅游经营的降脆效应更大。乡村旅游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降低家庭未来陷入贫困可能性,但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成为加剧脆弱性的风险隐患,工资性收入对缓解贫困脆弱性无显著正向影响;在西部山区旅游兼业普遍状况下,生计多样化起到一定调节作用,其中兼顾传统农业强化了参与旅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效果。因此,为保障旅游减贫成效持续巩固,提出要正视乡村旅游产业本身的脆弱性和收益不确定性,推动西部地区旅游产业长效发展,统筹兼顾普惠性旅游扶贫政策和精准帮扶措施,加强农旅融合与利益联结等建议。     

基于客流量视角的江苏省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

有别于以乡村旅游区(点)的空间属性为数据来源的研究,从乡村旅游客流量的角度出发,探究江苏省乡村旅游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理。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和回归模型,探索基于客流量视角的江苏省乡村旅游空间分布情况和影响江苏省整体和不同次区域乡村旅游的因素。①江苏省乡村旅游呈现南热北冷的空间分布格局。在苏南地区,已形成客流连片的集聚效应和联动效应,而在苏中和苏北地区仍表现为散点分布的状态。②基于客流量和基于星级乡村旅游区为数据来源的江苏省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存在一定偏差,仅用乡村旅游区(点)的数据不能全面反映乡村旅游的实际发展水平。③影响乡村旅游的因子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次区域具有较大差异。     

博弈与整合:乡村民主化进程中的宗族性政治参与分析——以村民自治为视阈

村民自治为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化的平台,也为各种乡村力量角逐公共权力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和合法性入口.近年来在传统文化和社会分化等多因素影响下而呈现“复兴“之势的宗族性政治参与,对村民自治及其所引导的乡村民主化进程的影响日益明显,并呈现出双重效应.完善农村政治参与的法制建设,因势利导加强宗族性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整合,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素质和扩大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是完成宗族性政治参与的现代民主化整合的基本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视域下村民自治机制创新研究

村民自治是村民参与乡村事务治理最重要的平台，更是乡村振兴的内在驱动力，其机制运行成效对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推进与实现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乡村振兴视域下村民自治机制还存在领导决策主体自治能力较弱、自治过程缺乏民主协商及民主参与、监督机制不健全、工作机制不够完善及矛盾调处机制薄弱等问题，要健全村民自治领导体制、完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与能力建设、健全民主协商机制、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等，不断创新村民自治机制以适应乡村振兴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