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明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苜蓿被《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群芳谱》和《农政全书》以及明皇帝实录与方志等经典要籍所记载,充分体现了苜蓿在明代的重要性、研究的普遍性和种植的广泛性。本研究以记载明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和方法,结合现代研究成果,对明代苜蓿种植分布与状况、植物生态生物学特性、栽培管理和利用方式等进行尝试性研究考查。结果表明,明代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北京、甘肃和宁夏等省均有苜蓿种植,其中以“三晋为盛,秦、鲁次之,燕、赵又次之”。在苜蓿植物学、生态生物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对苜蓿植株形态、花色及其着生部位、荚果种子形状的精准描述已达到现代植物学的水准。同时,对苜蓿的轴根性也有一定的认识,记载其根的形态与黄芪的根相类似。在明代出现了紫花和黄花2种苜蓿的记载;主张苜蓿与荞麦混作,并利用苜蓿的肥田能力,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度中;提倡7、8月种苜蓿,一年三刈,种子田一刈;苜蓿3年后生长进入旺盛期,7、8年后衰退垦去。在苜蓿饲用方面明代王象晋提出了最佳利用时期,即“苜蓿花时,刈取喂马牛,易肥健食”。同时,在苜蓿的食用、药用等方面人们利用得更加具体有效。此外,苜蓿还可做贡品。     

我国古代苜蓿的植物学研究考

我国古代苜蓿植物学研究堪称世界一流,然而到目前为止,对其研究考证尚属少见。本文以记载苜蓿植物学的相关典籍为材料,采用植物考据学方法,考证我国古代苜蓿植物学研究。重点考证了汉代引种苜蓿的原产地、古代苜蓿的分布与适应性和苜蓿形态特征特性等。考证表明,古代首先阐明了我国苜蓿的来源和栽培区域,其次是阐明了从西域引种的苜蓿为紫花苜蓿,并对根、枝条、叶和果等苜蓿形态特征有正确的认识。《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都记载了我国汉代苜蓿来源于大宛和罽宾,这是我国对苜蓿栽培史的世界性贡献。汉代至唐宋西北地区种植苜蓿已颇为广泛,到明代苜蓿以“三晋为盛,秦、鲁次之,燕、赵又次之,江南人不识也”。苜蓿的根、枝条、叶和花、果、实等的形态特征也得到了广泛的科学系统研究,特别是苜蓿花色的研究为确定我国古代栽培苜蓿种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唐代韩鄂在《四时纂要》中明确指出,苜蓿“紫花时,大益马”。明代的朱橚《救荒本草》、王象晋《群芳谱》和清代的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 等专著都记载了苜蓿开紫花,唯有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的是苜蓿开黄花。后人研究表明,前者为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汉代引入的苜蓿即此),后者为南苜蓿(M. hispida),而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中提到的另一种开黄花的野苜蓿应该是黄花苜蓿(M. falcata)。通过本研究,可揭示我国古代对苜蓿特性的认识过程,对今天我们更好地认识苜蓿、利用苜蓿起借鉴作用。     

清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记载我国清代苜蓿的史料资源丰富。本研究采用植物考据学原理与方法,以记载清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考查清代苜蓿的栽培利用状况。结果表明,苜蓿是清代重要的作物或饲草,在华东、华北、东北和西北乃至陕川鄂毗邻地区均有苜蓿种植,据不完全考证,清代有21个省的176个县(州、府、地区等)种植苜蓿。苜蓿的考证亦受到清代学者的重视,雍正《畿辅通志》曰:"藤蔓菀,叶丛生,紫花,荚实。"徐松曰:苜蓿"今中国有之,惟西域紫花为异"。在清代亦有学者对苜蓿的名称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清代苜蓿的植物学与生长特性研究也比较突出,程瑶田和吴其濬开展了苜蓿植物形态学方面的研究,同时程瑶田还对苜蓿生长特性、物候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苜蓿的治碱改土和固氮肥田等生态特性在清代被广泛利用,并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中,苜蓿的饲蔬两用性和本草性得到广泛利用,特别是在灾荒年里,苜蓿的食用性得到很好的体现;罗振玉提倡在僻远地区种苜蓿等绿肥作物以肥田,并建议引进国外苜蓿良种;为了保护苜蓿,陕西有些县村都制定了苜蓿保护条例;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有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苜蓿适宜土壤的选择,利用苜蓿耐瘠薄、耐盐碱、抗风沙等特性,将苜蓿种植在了碱地、沙地、石地、淤地、虫地、草地和阴地等上;认识到了苜蓿种子的硬实性,并在播种前进行处理,掌握了苜蓿的适宜播种时间,并制定了苜蓿刈割制度,规范了苜蓿干草调制方法,强调苜蓿地的冬春季管理,在清代有了比较清晰系统的苜蓿农事月龄。     

清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记载我国清代苜蓿的史料资源丰富。本研究采用植物考据学原理与方法,以记载清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考查清代苜蓿的栽培利用状况。结果表明,苜蓿是清代重要的作物或饲草,在华东、华北、东北和西北乃至陕川鄂毗邻地区均有苜蓿种植,据不完全考证,清代有21个省的176个县(州、府、地区等)种植苜蓿。苜蓿的考证亦受到清代学者的重视,雍正《畿辅通志》曰:"藤蔓菀,叶丛生,紫花,荚实。"徐松曰:苜蓿"今中国有之,惟西域紫花为异"。在清代亦有学者对苜蓿的名称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清代苜蓿的植物学与生长特性研究也比较突出,程瑶田和吴其濬开展了苜蓿植物形态学方面的研究,同时程瑶田还对苜蓿生长特性、物候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苜蓿的治碱改土和固氮肥田等生态特性在清代被广泛利用,并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中,苜蓿的饲蔬两用性和本草性得到广泛利用,特别是在灾荒年里,苜蓿的食用性得到很好的体现;罗振玉提倡在僻远地区种苜蓿等绿肥作物以肥田,并建议引进国外苜蓿良种;为了保护苜蓿,陕西有些县村都制定了苜蓿保护条例;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有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苜蓿适宜土壤的选择,利用苜蓿耐瘠薄、耐盐碱、抗风沙等特性,将苜蓿种植在了碱地、沙地、石地、淤地、虫地、草地和阴地等上;认识到了苜蓿种子的硬实性,并在播种前进行处理,掌握了苜蓿的适宜播种时间,并制定了苜蓿刈割制度,规范了苜蓿干草调制方法,强调苜蓿地的冬春季管理,在清代有了比较清晰系统的苜蓿农事月龄。     

我国古代苜蓿物种考述

由于最早记载苜蓿的典籍没有明示其是紫花还是黄花,导致对我国古代苜蓿物种认识上存在分歧,目前大致有5种观点:一是古代苜蓿专指紫花苜蓿;二是南苜蓿;三是紫苜蓿与南苜蓿的合称;四是黄花苜蓿;五是不确定。本研究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通过收集整理记载苜蓿植物生物学的典籍,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考证苜蓿物种。研究表明,汉代从大宛国传入我国的苜蓿与紫花苜蓿的起源地相一致,并且唐代韩鄂《四时纂要》明确记载了苜蓿开紫花,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这与我国汉代苜蓿最初引种地相一致,在之后也有不少典籍同样记述了苜蓿开紫花,乃至苜蓿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可以确定,我国汉代引入的苜蓿应该是开紫花的苜蓿,即紫花苜蓿。宋梅尧臣和明李时珍记述的开黄花的苜蓿,至少说明在宋代和明代开黄花的苜蓿就在我国存在和被利用。据清《植物名实图考》记载,在古代我国有3种苜蓿被利用,即紫花苜蓿、南苜蓿和黄花苜蓿。     

我国古代苜蓿物种考述

由于最早记载苜蓿的典籍没有明示其是紫花还是黄花,导致对我国古代苜蓿物种认识上存在分歧,目前大致有5种观点:一是古代苜蓿专指紫花苜蓿;二是南苜蓿;三是紫苜蓿与南苜蓿的合称;四是黄花苜蓿;五是不确定。本研究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通过收集整理记载苜蓿植物生物学的典籍,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考证苜蓿物种。研究表明,汉代从大宛国传入我国的苜蓿与紫花苜蓿的起源地相一致,并且唐代韩鄂《四时纂要》明确记载了苜蓿开紫花,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这与我国汉代苜蓿最初引种地相一致,在之后也有不少典籍同样记述了苜蓿开紫花,乃至苜蓿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可以确定,我国汉代引入的苜蓿应该是开紫花的苜蓿,即紫花苜蓿。宋梅尧臣和明李时珍记述的开黄花的苜蓿,至少说明在宋代和明代开黄花的苜蓿就在我国存在和被利用。据清《植物名实图考》记载,在古代我国有3种苜蓿被利用,即紫花苜蓿、南苜蓿和黄花苜蓿。     

隋唐五代时期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马嗜苜蓿,苜蓿作为马的最佳牧草,为唐马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采用植物考据原理与方法,以记载隋唐五代苜蓿的典籍为基础,结合现代研究成果,考查了隋唐五代时期苜蓿的种植分布与栽培利用等。结果表明,陇右8坊48监和1296个陆驿的设置,带动了唐苜蓿的发展。《陇右监牧颂德碑》记载:时在陇右牧区,"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禦冬"。考查发现,唐时期陇右、关内、河东三道、安西都、毗沙都和渭河与黄河下游流域乃至郢州等皆有苜蓿分布。《新唐书》记载:"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根据《唐六典》记载的驿站马匹数量,最大的都亭驿站有驿马75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00hm2,最小的驿站有驿马8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1.33hm2。驿田之性质与牧田同,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在隋朝设有掌管种植苜蓿的部门,唐有苜蓿丁掌管苜蓿种植,并以律令制度对苜蓿种植进行了规定,建立了以苜蓿为主的饲草基地,解决了冬季饲草这个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的关键问题;唐代仍沿用着汉代苜蓿分期播种技术,加强了苜蓿秋冬季的管理,苜蓿在饲用、食用、药用和香料等方面都有大的发展。隋唐五代苜蓿的管理经验和种植利用技术,对今天我国苜蓿的发展具有积极的鉴借作用。     

刈割次数对种植当年草原3号杂花苜蓿生长特性、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为了明确刈割次数对杂花苜蓿草产量、营养成分、越冬率和可持续利用所产生的影响,对种植当年草原3号杂花苜蓿进行了不同刈割次数的研究试验,并对不同刈割处理下草原3号杂花苜蓿的生长特性、干草产量、营养品质及越冬率进行了测定分析。结果表明,刈割次数对种植当年草原3号杂花苜蓿平均株高、生长速度影响不显著,而对茎叶比、鲜干比、越冬率影响显著（P〈0．05）。种植当年草原3号杂花苜蓿在刈割1次处理下的茎叶比、越冬率最高,分别为0．98、95％;在刈割2次处理下的平均株高、生长速度、鲜干比较高,分别为59cm、1．30cm／d、3．76;在刈割2次处理下的全年干草总产量最高,为5211kg／hm^2;在刈割2次处理下的粗蛋白含量和相对饲用价值平均值较高,分别为20．5％、140;在刈割2次处理下的酸性洗涤纤维和中性洗涤纤维含量平均值较小,分别为35．9％、40．6％。综合考量刈割次数对种植当年草原3号杂花苜蓿生长特性、干草产量、营养品质及越冬率的影响,种植当年刈割1次最佳。     

养护的草坪绿地植物--天蓝苜蓿

野生豆科植物天蓝苜蓿耐寒、耐早、低养护，通过自然落粒能实现草地的自我更新。通过对植物学形态、生物学特性、坪用性状、经济性状及野生分布等的综合研究表明，天蓝苜蓿可用来建植不修剪的草坪绿地和用于护坡绿化及建立缀花草坪，是一种美观省水低养护的草坪绿地植物新的种质资源。     

隋唐五代时期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马嗜苜蓿,苜蓿作为马的最佳牧草,为唐马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采用植物考据原理与方法,以记载隋唐五代苜蓿的典籍为基础,结合现代研究成果,考查了隋唐五代时期苜蓿的种植分布与栽培利用等。结果表明,陇右8坊48监和1296个陆驿的设置,带动了唐苜蓿的发展。《陇右监牧颂德碑》记载:时在陇右牧区,“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禦冬”。考查发现,唐时期陇右、关内、河东三道、安西都、毗沙都和渭河与黄河下游流域乃至郢州等皆有苜蓿分布。《新唐书》记载:“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 根据《唐六典》记载的驿站马匹数量,最大的都亭驿站有驿马75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00 hm²,最小的驿站有驿马8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1.33 hm²。驿田之性质与牧田同,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在隋朝设有掌管种植苜蓿的部门,唐有苜蓿丁掌管苜蓿种植,并以律令制度对苜蓿种植进行了规定,建立了以苜蓿为主的饲草基地,解决了冬季饲草这个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的关键问题;唐代仍沿用着汉代苜蓿分期播种技术,加强了苜蓿秋冬季的管理,苜蓿在饲用、食用、药用和香料等方面都有大的发展。隋唐五代苜蓿的管理经验和种植利用技术,对今天我国苜蓿的发展具有积极的鉴借作用。     

刈割强度对不同根型苜蓿营养器官化学计量特征的影响

刈割对苜蓿的生长、形态、生理特征及植被更新有显著影响.以根茎型、直根型、根蘖型苜蓿为研究对象,分别设置距离上次刈割恢复生长为20、27、34、41d的4个刈割强度,研究了刈割强度对各根型苜蓿叶、茎、根器官氮、磷、钾化学计量特征的影响.结果 表明:不同刈割强度下各根型苜蓿叶、茎、根器官氮、磷、钾含量及氮磷比存在显著差异....     

新书推介--《苜蓿栽培与加工利用》

甘肃农业大学南丽丽副教授、师尚礼教授编写的《苜蓿栽培与加工利用》一书。2015年3月由金盾出版社出版,书号为 ISBN 978-7-5082-9951-8。各地新华书店经销,每本定价18元。
　　《苜蓿栽培与加工利用》共分六章,第一章系统介绍苜蓿的植物学特征、生物学特性、生产能力、利用价值等;第二章介绍苜蓿的品种特性及适宜种植区域等;第三章阐述苜蓿草地建植的技术和管理问题;第四章阐述苜蓿草产品的加工和利用技术;第五章阐述苜蓿在高寒区、干旱区、湿热区的栽培和利用技术;第六章详细介绍苜蓿混作轮作间作技术。     

明清时期方志中的苜蓿考

方志是珍贵的史料,苜蓿作为重要的物产资源被明清时期的许多方志所记载,这对研究我国这一时期的苜蓿发展轨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我国华东、华北、西北和东北等地明清时期的方志为研究重点,应用考据学原理与技术,对103个方志中的苜蓿进行了考查和梳理,结果表明,明清时期华东、华北和西北都有苜蓿种植,共计15个省,98个县(府/州/厅),其中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尤为普遍。方志记载的内容广泛,例如记载了苜蓿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及其利用情况,人们利用苜蓿的宿根多年生性,种植三四年沃土肥田后,耕翻可使后作产量增加,利用苜蓿的耐碱性改良土壤后再种其他作物易于成功;河北方志中记载了清代河北种植的苜蓿有2种,即紫花苜蓿和黄花苜蓿;苜蓿不仅是重要的草类资源,亦是重要的蔬菜资源,苜蓿不仅作为饲草,幼嫩的枝条也被用来食用,特别是在饥年苜蓿是重要的救荒食物。     

苜蓿草地杂草防除技术探讨

本文在研究苜蓿的生长规律以及田间杂草的植物学与生物学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苜蓿草地田间杂草综合防除的基本措施.结果表明,播前精细整地、早秋适时播种、窄行条播、间播多年生禾草以及刈割期及时清除杂草,能有效地防除苜蓿田间杂草.     

刈割次数对紫花苜蓿根系生长及返青的影响

为探讨刈割次数对紫花苜蓿根系生长发育及翌年返青的影响,本试验以"金皇后"紫花苜蓿为供试材料,通过对不同刈割次数下紫花苜蓿根系形态、储藏性营养物质含量及越冬率进行测定分析。结果表明:刈割可促进紫花苜蓿主根直径增粗,刺激根颈分枝数的再生,但抑制苜蓿侧根总数的发生并使其向土壤表层集中;随着刈割次数的增加,根系干重和体积总量减少,根内储藏性物质含量及翌年返青率显著降低(P0.05)。提示生产中在追求高产的同时,应科学合理控制刈割次数,以确保苜蓿利用年限的最大化。     

不同种植方式对杂花苜蓿根系特征及地上生物量的影响

对不同种植方式草原3号杂花苜蓿根系特征及地上生物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种植方式对草原3号杂花苜蓿根颈粗、根系长度、根体积等都有影响,不同种植方式下草原3号杂花苜蓿根颈的粗细顺序为:间行混播>单播>同行混播,根长的大小顺序为:同行混播>单播>间行混播;草原3号杂花苜蓿间行混播时根颈粗其地上生物量相对少,草原3号杂花苜蓿同行混播时根颈细,其地上生物量相对多;间行混播草原3号杂花苜蓿根颈粗、根系体积大,根长度相对短,同行混播草原3号杂花苜蓿根颈细、根体积小,根长度相对长;间行混播使草原3号杂花苜蓿根颈变粗,同行混播使草原3号杂花苜蓿根颈变细,地上生物量增加。     

苜蓿草地杂草防除技术探讨

本文在研究苜蓿的生长规律以及田间杂草的植物学与生物学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苜蓿草地田间杂草综合防除的基本措施。结果表明，播前精细整地，早秋适时播种，窄行条播，间播多年生禾草以及刈割期及时清除杂草，能有效地防除苜蓿田间杂草。     

秋末刈割对沙地苜蓿冬季根颈抗氧化酶活性及脯氨酸含量的影响

为解决科尔沁沙地苜蓿（Medicago sativa）秋末是否应该刈割及最佳刈割时期的争议,本试验对秋末不同时期刈割处理和未刈割的8个苜蓿品种（‘草原2号’、‘草原3号’、‘东苜1号’、‘农菁1号’、‘农菁8号’、‘肇东’、‘龙牧801’、‘公农1号’）根颈中抗氧化酶活性及脯氨酸含量变化测定。结果表明：土壤冻融交替期,未刈割与秋末早割（10月1号）相比苜蓿根颈中SOD活性显著增强（P<0.05）;10月1号刈割苜蓿根颈中POD活性显著高于未刈割和秋末晚割（10月15号）苜蓿根颈中POD活性（P<0.05）;不同时期刈割和未刈割苜蓿根颈中CAT活性无显著变化;10月1号刈割紫花苜蓿根颈中MDA含量高于未刈割与10月15号刈割苜蓿根颈中含量;未刈割苜蓿根颈中游离脯氨酸含量显著高于不同时期刈割苜蓿根颈中含量（P<0.05）。土壤封冻期,未刈割苜蓿根颈中SOD、POD活性显著高于不同时期刈割根颈中SOD活性（P<0.05）;10月1号刈割苜蓿根颈中CAT活性显著高于未刈割和10月15号刈割苜蓿根颈中CAT活性（P<0.05）,且MDA含量显著低于未刈割与10月15号刈割苜蓿根颈中含量（P<0.05）;未刈割苜蓿根颈中游离脯氨酸含量显著高于10月1号刈割根颈中含量（P<0.05）。研究结论为：进入寒冬,刈割与未刈割相比,未刈割苜蓿根颈中SOD、POD活性增强,游离脯氨酸含量增加,适应低温环境能力强,秋末敏感期刈割刺激苜蓿根颈中CAT活性增强,但SOD、POD活性较低,游离脯氨酸含量下降,适应低温环境能力弱,因此不建议秋末敏感期刈割。     

苜蓿与传粉昆虫的互作

苜蓿Medicago spp.是一种豆科模式植物,其种子繁育主要依赖于昆虫的传粉,因而关注苜蓿与传粉昆虫之间的关系是探究豆科植物传粉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苜蓿花部构造的探讨、苜蓿弹花机理的剖析、苜蓿与传粉昆虫的互作以及影响昆虫传粉生态因子的研究,探究苜蓿传粉生物学的研究进展,以期揭示苜蓿与传粉昆虫之间的生态学关系,为阐明植物的繁殖策略与动物行为之间的协同机理提供依据,并对苜蓿传粉生物学未来的发展作出展望.     

刈割次数对肇东苜蓿生产能力影响的综合评估

刈割是苜蓿的主要利用方式,刈割次数不仅影响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的当年草产量及营养价值,而且对其安全越冬和持久利用具有重要的影响。肇东苜蓿是哈尔滨地区苜蓿主栽品种,确定合理的刈割次数对紫花苜蓿的生产有重要意义。对肇东苜蓿进行了连续2年的不同刈割次数的田间试验,结果表明,种植第2、3年的肇东苜蓿的最优刈割次数是2006年(种植第2年)刈割2次,2007年(种植第3年)刈割2次;肇东苜蓿2006年(种植第2年)刈割次数与2年间总生产能力呈显著负相关,并且起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