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灰色关联理论的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收入变迁研究

依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相关数据,选取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支援农村生产支出等7个指标,运用灰色关联理论对我国“八五”“九五”和“十五”期间农民纯收入与各项收入、国家财政支农总支出与各项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纯收入与各项财政支农支出的灰色关联度变迁情况进行分析与评价。结果表明,各时期与家庭经营纯收入的灰色关联度呈现下降的态势;从总体上看,国家财政支农总支出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及支援农村生产支出的灰色关联度有下降的趋势,财政支农总支出与农业科技3项费用和农村救济费的灰色关联度呈现上升的趋势;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呈现出下降趋势,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表现出增强的趋势,救济费在促进农民增收中的积极作用有待进一步增强,农民收入的增长对农业科学技术的依赖性呈现出增强的态势。最后提出了建立稳定的财政支农资金增长机制、坚持对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实行动态调整等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探析

在介绍国家财政在农业中重要作用的基础上,从财政支农规模不足和财政支农结构不合理2个方面介绍了我国财政支农现状。在介绍我国农民收入现状的基础上,结合财政农业支出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关数据,探讨了财政农业支出总量和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计量回归方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反映了国家财政农业支出对增加农民收入的积极作用;我国现行财政农业支出结构比重由高到低的序列为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基本建设支出、农村救济费支出和科技三项费用,这与财政农业支出的边际产出效应高低和农民收入关联度大小正好相反,财政农业支出结构严重不合理。基于此,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一方面继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形成稳定的增长机制;另一方面,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农结构,明确资金投放重点。     

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1982-201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促进农民增收又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本文以实证方式研究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对当地农民增收的作用,利用1982—2018年江西省农民收入有关的时间序列数据,选择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指标进行分析,总结收入变动趋势,探究财政支农支出对于农民增收的影响作用大小,以期通过分析财政支农支出政策为农民收入的提高、“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合理性建议。     

我国农业财政投入对农民收入增长效应的实证分析

为探讨财政农业投入与农民收入的关系,根据1978～2006年经济数据,利用协整理论分析了财政支农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并得到了计量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增加农民收入起到有利作用,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村救济费阻碍了农民收入增加。然后对变量间的脉冲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支持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的支出变化对农民纯收入有正的冲击,并且从第2年开始冲击越来越大;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村救济费开始反应为正,持续到将近第3年发生波动;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农民收入的脉冲响应开始为负,并持续了大约5个时期,然后才转为正的冲击。最后结合我国财政支农的一些特征,得出我国财政支农的规模、比重以及结构严重不合理的结论。     

西北地区财政支农与农民收入变动相关性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本文利用《甘肃省财政支农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年鉴2013》等统计资料中的相关数据,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分析甘肃省财政支农与农民增收的影响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对家庭经营性收入没有显著性影响;2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有显著性影响。为此,给予一定的对策建议:1加大对农村的科技投入;2合理增加支援农业生产支出,试图通过增加农村基本建设只支出,科技三项费用支出来增加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     

农村金融发展、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分析——基于新疆1995-2013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新疆1995-2013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新疆农村金融发展、财政支农投入和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农投入对农民收入增长有促进作用,但并不十分明显;而农村资本投入对农民增收影响十分显著.最后,对如何通过发展农村金融来促进农民增收提出了政策建议.     

财政农业支出影响农业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1952~2012年的数据分析

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受到众多因素影响,其中财政农业救济、农业其它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有独立直接效应,农业生产性支出、农业科技支出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溢出直接效应。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独立直接效应与溢出直接效应呈现非同向性、多样性、非对称性与动态性发展规律,并受经济增长、居民消费、社会投资的约束效应、财政非农支出的间接效应、农业各税冲销效应的影响制约。     

财政支农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以张家界市为例

农业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提高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恒久不变的话题,其中,财政支农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直接的方式,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降低农民承担的风险,侧面稳定农民收入的一项惠农政策。在粮食连续增长但农民收入相对降低的大背景下,张家界市的农业发展也处于探索中,幸而财政支农资金与政策性农业保险使农民收入保持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对于促进农民增收、扶持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探寻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有效的调整政策结构,以助于农民农村的更好发展。按照张家界市财政部、统计局统计资料,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就财政支农资金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探寻提高张家界市农民收入的方法。     

现阶段促进农民增收的途径

详细介绍现阶段促进农民增收的途径,包括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加强财政支农政策体系建设、加强制度和组织创新等,以为农民收入的增加提供参考。     

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农村产业融合是财政"造血式"支农方式,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路径,通过农村产业融合中介变量,阐释财政"造血式"支农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综合运用控制变量回归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实证分析财政"造血式"支农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性。结果表明,财政支持下,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基于此,财政应完善支农体系,支持多元化的产业融合并构建利益联结机制,以促进农民收入的多渠道、大幅度增加。     

基于市域尺度农民收入时空差异及驱动力分析

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及农民增收路径提供参考,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2000-2014年中国市域农民收入时空格局变化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2014年,中国地级市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整体上呈持续增长趋势,农村居民收入在地级市上存在较大的时空差异,农民人均纯收入较高的区域仍然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但有向中部扩散的趋势,区域农民收入差异仍然较大。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农民人均收入表现出很强的空间正相关,在空间上呈明显的集聚格局;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2000-2014年农民收入的空间集聚格局发生较大变化;空间回归分析表明,农业机械总动力、第一产业产值、城市化率对2000年和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村用电量对2000年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2014年农村居民收入影响不显著。     

公共财政支出与农民增收的实证分析

从公共财政支出视角来看,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主要有：（1）落后的基础教育,制约了农民智力素质的提升;（2）落后的交通环境和市场交易环境袁使农村发展面临较高的成本;（3）水利设施严重不足,降低了民族地区农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农业生产面临较大风险。从理论上来看,公共财政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通过两大途径发挥作用的：（1）通过社会支出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和知识水平,从而增加农民的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农民获得更多收入的机会和能力,而且社会支出还通过再分配途径为那些收入特别低下的农民提升社会保障;（2）通过投资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从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利用我国1978-2009年有关统计资料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共财政支出对农业增收有较大影响。因此,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异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持。     

晋中市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探析

晋中市是山西省主要农区,稳步提高农民收入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是近期和今后农业与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通过走访农户、与基层干部座谈和听取市、县两级汇报等形式,对晋中市农民增收问题进行专题调研,研究分析了晋中市农民收入现状及增长缓慢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积极调整和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以及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等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乡村振兴战略下我国休闲农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2008-2017年中国28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我国休闲农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具有显著且稳定的空间相关性，地区间呈现显著负向溢出效应；收入水平、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交通通达度在不同权重矩阵不同空间计量模型下均与休闲农业发展呈正相关关系；旅游禀赋中旅游接待能力在经济矩阵和SDM模型中呈现负向溢出效应。各地应正视休闲农业区域间的空间关联性，针对性制定发展策略，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农村金融发展和农产品对外贸易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研究——基于中国1990-2014年的数据经验

根据中国1990-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农产品对外贸易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农产品对外贸易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业贷款、农业保险、农产品进口与农民收入增长呈正向关系,农产品出口与农民收入增长呈负向关系;农业贷款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农业保险促进农民增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农产品进口和出口均是显著影响农民收入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但其中农产品出口未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农民收入增长.     

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 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以2002要2011 年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协整分析方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农村合作金融发 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规模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而且农民收 入增加是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原因,但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并不一定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指出当前农村合作金融要促 进农民收入增加,关键是要如何形成合理的资本流向农村的机制。     

关于农民增收问题的思考

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必须坚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加快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本文从农民增收来源多元化、农民收入增加的政策未落实等五个方面陈述了当前农民增收的现状,并结合农业结构不合理、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难等现实问题,分析了农民增收趋缓的主要原因,从而提出了要实施农业的战略性调整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搞好小城镇建设加速农村的城镇化进程等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基于协整理论的重庆市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动力研究

为了分析财政农业投入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程度,以1995-2013年重庆市财政支农资金和农民人均总收入的数据为支撑,运用协整模型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市财政支农规模与农民人均总收入之间的关系不确定,财政支农的投入对农民转移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影响显著,总体上看,财政支农直接作用于农民增长的效应偏弱,重庆市财政支农需要在增加量的基础上,优化财政支农结构,加大对农民的转移性支出,对农民家庭经营提供全方位的帮助,支持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稳步增长。     

普惠金融助力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

普惠金融所能更好地助力新时期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顺利的实施,运用定性分析结合经验研究,根据甘肃省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现状,提出普惠金融应在农业特色产业培育、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等方面为甘肃省乡村振兴提供更好服务,从而实现普惠金融有效支持“三农”发展的目的,这对于未来推动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