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社会组织推进村级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性探索——以耿集乡贤工作协会为例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村级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村级治理中村民参与程度不高、管理组织效率低下、农村人才外流,降低了村级有效治理的程度。基于这些农村问题,在浙江省枫桥镇"枫桥经验"指导下,伴随着政府职能下沉的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参与格局得到强化。社会组织极大地提升了基层治理活力,耿集乡贤工作协会作为农村组织在理论创新、文化引领和实践探索方面为我国村级治理提供可复制的经验样本。     

乡村振兴背景下耕地重金属污染主体多元化治理体系研究——以大宝山矿区为例

【目的】承担着乡村产业发展、社会保障以及生态环境保育的耕地,对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耕地重金属污染主体多元化治理体系是激活农村耕地要素资源、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助 推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因地制宜地开展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方法】基 于大宝山矿区耕地重金属污染视角探究主体多元化治理体系,分析矿区内耕地重金属污染主体多元化治理模式 面临的困境和问题。【结果】大宝山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现状不容乐观,主要存在治理主体缺失与弱化,尤其 是农民主体地位无法彰显、缺乏社会资金、多元参与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策略：（1）改 变惯性思维,实现农户自我修复耕地;（2）完善耕地重金属污染多元化治理模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功能; （3）引入更多第三方企业及院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4）加强技术攻关,形成从源头到末端的污染综合防治方案。 【结论】研究结果可为重金属污染矿区制定地方性耕地保护政策提供重要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     

中小型水库多元治理的机制研究

中小型水库的治理模式直接影响着水库的治理绩效。建国以来,随着农村体制的改革,中小型水库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正在打破,逐渐形成了政府、企业、村级组织、村民等互动的多元治理模式。由于传统的供给机制已经瓦解,新的补充机制尚在建立,中小型水库的多元治理主体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位。这就需要通过对中小型水库多元治理进行系统化的机制设计,并通过制度学习内化为治理主体的行为方式,也是中小型水库多元治理模式有效运行的制度需求。     

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困境及乡土文化的治理功能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当今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之一。传统治理主体在功能定位、职责权限、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宗族组织、民营组织以及乡村草根组织等社会力量、组织的兴起与参与,又因价值取向、文化水平、自身利益等催化了乡村治理失衡。乡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核心,以其显著的乡土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为多元主体提供了主体认同;以其文化意识形态功用,内化民众的思想,促进乡村社会有序发展和自治调控;以其独特的秩序意义助推乡村社会矛盾整合、多元主体价值观趋同以及各阶层利益归一,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以乡土文化提升乡民的文化自信和公德意识,通过“文化+产业”模式推动经济、文化双赢,实现乡土社会的良性共治。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困境及对策

农村社会组织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为视角,阐述与分析了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农村社会组织设立难、培育滞后、各主体职责模糊等问题,提出明确各主体职责、有效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加强宣传与教育的对策建议。     

确山县减轻农民负担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和主要做法

正一、开展情况(一)村级组织负担专项治理按照中央切实减轻村级组织公共服务支出负担的要求,确山县进一步加大村级组织负担的检查和治理,重点治理向村级组织乱收费和集资摊派行为;严肃查处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工作中向村级组织摊派、集资或者要求村级配套行为;严禁镇政府侵占、挪用或统一使用村级经费。通过专项治理,全县没有发现村级组织方面应由政府承担的建设和服务费用。(二)新型农村经营主体负担治理确山县农民专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下畜禽养殖污染多元治理机制的思考

如何在农村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过程中转变思维方式,从传统的单一政府主体治理机制到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养殖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广泛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并据此提出促进畜禽养殖污染多元化治理的工作重点。     

村级党组织在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中的影响力研究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构建主体和内容形式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对村级党组织建设也提出了新挑战。当前,我国村级党组织的影响力存在政治领导力不强、思想引领实效性不足、群众认可度不高、组织合力不够等弱化现象,需要采取针对性举措,进一步提高村级党组织在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中的影响力,从而推动我国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创新发展,构建完备的村级组织体系。     

乡村治理视阈下农村社会保障的多元供给

乡村治理理论主张利益相关的多元主体共同进行乡村事务的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提供,其构成了农村社会保障供给主体多元化的理论基础,现行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失衡引发供需脱节和管理失范问题是其现实依据。实现农村社会保障供给主体多元的具体路径包括：政府应当进行准确的角色定位,非营利组织应当发挥更大作用,普通村民应当组织化地表达诉求。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乡村治理主体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乡村"新"生产力的代表,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国际化、信息化、绿色化、生态化、组织融合化等新特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经营制度的创新,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带来了新的制度绩效,并从生产关系方面引起了乡村治理主体及其结构的变化。传统基本主体"村民"向"职业农民"转变,"同质化"向"异质化""多元化"转变,治理格局向"一元主导多元参与"转变。这些发展变化反映了乡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运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乡村治理主体及其结构体系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党建+”乡村治理模式探析——以Z村为例

乡村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乡村工作庞杂繁琐。在乡村治理中,基层党组织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当前乡村社会普遍存在党组织软弱涣散等问题,严重制约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基于现状考虑,采用实地调研法和非结构式访谈法对 Z村进行调查,个案研究表明,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村庄应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核心作用,结合村情概况适当压缩治理单元,采用刚性约束与柔性激励相结合的方式,理顺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关系,形成平稳运行机制,并动员广大群众共同助力乡村可持续发展。     

农村社区环境治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江苏省 96个农村社区建设为例

在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全国各地农村积极开展环境治理。通过对江苏省 96个农村社区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发现江苏省农村社区环境治理存在资金不足、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人才短缺等问题。从环境治理模式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治理模式并未得到有效实践，政府和村干部仍是农村社区环境治理的主要主体，社会力量、村民和企业参与度不高。因此，应加大对发展相对落后农村社区的政策支持，同时通过重塑农村社区共同体、加大对社会组织的培育以及鼓励企业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进一步实现农村环境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基于调查分析的新疆乡村治理绩效初探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满意度分析和因子分析,对新疆乡村治理农民满意度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村干部和村民对目前乡村治理的满意度的排序相似,且村干部的满意度高于村民;村干部对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特色产品发展、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村民收入等经济发展因子的重视程度高于村民,对于群关系、村务公开、一事一议制度、村干部选举的公开公正性等政治文化参与因子的重视程度低于村民。在调查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新疆乡村治理绩效的对策和路径。     

乡村振兴视域下村委会功能定位与优化

村民委员会在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需要结合当下现实对村民委员会功能重新定位。村民委员会有四类功能:治理主体性功能、执行自治功能、辅助行政功能及发展经济功能。目前,村委会存在治理主体性欠缺、执行自治功能弱化、行政主导、发展经济要素不足等问题,具体优化路径为:加强治理主体性建设、完善执行自治功能、厘清辅助行政功能及适时实行“政经分离”。     

乡村社会协商治理——以江苏省M村协商民主实践为分析对象

为提升治理效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不少地方开始积极探索协商治理模式,有助于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协商治理强调对协调、沟通和参与等主体行为的关注,注重公民参与决策的程序,对民主主体和民主过程有着明确的要求。构建适应逻辑—核心问题—保障机制的协商治理分析框架对乡村具体事件进行全过程考察。选取江苏省M村协商对话案例,分析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运行机制,并提出以互信互赖为前提的治理路径时代化、以多元合作为基础的治理资本组织化及以资源共享为支撑的治理治理模式开放化为乡村协商治理赋能,为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的思路。     

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机制——基于北京市朝阳区大鲁店三村的案例研究

数字化赋予乡村治理新形态,而理清数字治理在乡村的运行机理,是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通过分析总结北京市大鲁店三村在数字乡村治理方面的实践经验,提炼出“数字空间—数字信息—数字主体”的理论分析框架。针对数字乡村治理面临的顶层设计缺位、治理资源被恶意占用、数据制度保障缺失、数据孤岛、数字人才支撑较弱等困境,提出以空间优化升级为技术根基,以数据制度化规范化为制度保障,以主体引进培育为源头建设的优化策略,进一步释放数字乡村治理效能。     

社会组织参与美好乡村建设的路径探索——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美好乡村建设为例

在美好乡村建设进程中,社会组织可作为协调者、沟通者、设计者,成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可持续的理性动员力量。在乡村治理新常态下,培育与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美好乡村建设的优化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理顺农村治理主体关系,构建农村社会组织服务体系,搭建农村社区共享基金平台,组建农村社会组织孵化园,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丰富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激发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构筑积极和谐的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促进美好乡村建设进程。     

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瓶颈及制度建设

社会转型时期，将社会组织纳入社会治理主体范畴已成为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凭借区域与文化的组织特性，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在基层具体公共事务、公共服务与产品、基层民主管理等基层社会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广泛的参与空间。但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参与面临行政化倾向和管理体制缺陷、参与制度化缺失、参与动力不足等瓶颈。因此，从参与体制机制、制度规范、参与平台、激励扶持等方面设计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路径就显得十分重要而紧迫。     

古村落保护与乡村治理 ——北京市房山区南窖乡水峪村调查

京郊传统古村落保护和发展是推进具有首都特点的乡村振兴和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对第一批全国传统古村落房山区南窖乡水峪村的调查发现,当前水峪村在保护传统古村落和村庄治理中面临着村庄空心化和老龄化、传统古村落保护与乡村发展的冲突、乡村发展受到有关部门的掣肘、现行项目管理方式给乡村治理带来挑战等四个方面问题,应该从加强统筹、依法治村、自主保护和社会共治等四个方面推动传统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实现在保护中振兴、在发展中善治。     

村两委领办型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通过对江浙两省21家村两委领办型合作社的实地调研,发现村两委干部将治理村庄的经验移植到合作社治理中,积极创新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在治理过程中也出现了两种组织间的边界交叉、村干部角色的冲突、对村干部的选择性激励不足和村两委班子不稳定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注重监督机制的建设、强化选择性激励机制以及平衡合作社与村两委之间的关系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