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种权行政执法、研发投入与植物育种创新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先行”。为探究植物新品种权行政执法试点政策对植物育种创新的作用机制及其政策效应，利用2000—2019年全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分析了新品种权行政执法对育种创新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步检验法分析了研发投入在新品种权行政执法和植物育种创新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2007年新品种权行政执法试点政策颁布后试点省份新品种申请量与非试点省份的双重差分统计量为38.448,并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新品种权行政执法对植物育种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植物育种创新还受外商投资水平、农业生产水平、政府补贴水平、技术市场交易水平等因素的影响；(3)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资金投入在新品种权行政执法与育种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即新品种权行政执法通过改变各地区研发资金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影响植物育种创新。因此，为提升植物育种创新能力，应在机制创新、政策实施、投入力度、人才激励等方面完善现有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