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明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苜蓿被《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群芳谱》和《农政全书》以及明皇帝实录与方志等经典要籍所记载,充分体现了苜蓿在明代的重要性、研究的普遍性和种植的广泛性。本研究以记载明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和方法,结合现代研究成果,对明代苜蓿种植分布与状况、植物生态生物学特性、栽培管理和利用方式等进行尝试性研究考查。结果表明,明代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北京、甘肃和宁夏等省均有苜蓿种植,其中以“三晋为盛,秦、鲁次之,燕、赵又次之”。在苜蓿植物学、生态生物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对苜蓿植株形态、花色及其着生部位、荚果种子形状的精准描述已达到现代植物学的水准。同时,对苜蓿的轴根性也有一定的认识,记载其根的形态与黄芪的根相类似。在明代出现了紫花和黄花2种苜蓿的记载;主张苜蓿与荞麦混作,并利用苜蓿的肥田能力,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度中;提倡7、8月种苜蓿,一年三刈,种子田一刈;苜蓿3年后生长进入旺盛期,7、8年后衰退垦去。在苜蓿饲用方面明代王象晋提出了最佳利用时期,即“苜蓿花时,刈取喂马牛,易肥健食”。同时,在苜蓿的食用、药用等方面人们利用得更加具体有效。此外,苜蓿还可做贡品。     

论明清以来壮族种植结构的变迁

壮族是典型的稻作民族。明清以来,其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因受地形、气候等自然地理因素,以及农作物的引进、人口的迁移等人文地理因素的影响,壮族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具有显著的特征。主要是平原地区农作物种植的品种不断增加,但水稻种植一直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玉米、麦等杂粮在种植结构中的比重,大致呈由平原、丘陵向山地不断提升的趋势。这种变化正是壮族适应边疆民族地区农业地理环境的结果。     

敦煌西晋画像砖所绘“白象”形象溯源

敦煌佛爷庙湾西晋早期墓出土的白象画像砖,是佛教在当时被视为一种神秘性方术而存在的现实表现。本文对敦煌西晋画像所绘“白象”形象进行溯源,认为画像砖上的六牙白象应该是中国早期佛教朝着神秘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缩影。     

武威汉代医简方药药理分析四则

武威汉代医简是一批中医药方的出土文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汉末年的中医方剂情况。文章分析了这批医简中的四则药方的药理,并与时代稍后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作对比,以此说明该药方对后世中医的贡献。     

1047年北宋宫廷祈雨的诸相

本文以1047年发生在北宋宫廷内的一场祈雨祭祀为研究对象,运用"剧场国家"理论,描绘了祈雨的"展演"相与"权力"相,研究了祈雨期内以展演为表征、以权力为暗流的人神、人地、人人关系。研究发现:一方面,祈雨是充满象征意义的展演式活动,祈雨人宋仁宗需要向天神与黎民展演德行,而展演德行又需借助于气象技术;另一方面,贾昌朝被罢相是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罢相反映出北宋中期朝廷内激烈的政治纷争,其仍为庆历新政后权力博弈的延续。可见这场祈雨是一场德行的展演,也是实在的操纵帝国的权力之争。     

被忽视的晚清诗文拓荒者——论胡先骕之诗文评

上个世纪20年代,胡先骕在《学衡》发表多篇关于清代诗词集的评论。他独具慧眼,对赵熙、阮大铖、刘光第等人的研究,皆有开山奠基之功,后世研究多以此为基础,可谓是晚清诗歌研究的拓荒者。在这些文章中,胡先骕强调道德节制、中庸等思想,反对白话文运动,体现了他保守主义的文化观。也正由于胡先骕的文化立场及其他复杂原因,导致其诗歌研究的开拓之功,长期以来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鹿茸对昆明小鼠精子质量的影响

目的本试验旨在探究鹿茸对昆明小鼠精子质量的影响。方法雄性昆明小鼠48只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以及3mg/kg低剂量组、6mg/kg中剂量组和12mg/kg高剂量组,连续经口灌胃鹿茸14d。结果灌胃给雄性昆明小鼠6mg/kg鹿茸和12mg/kg鹿茸时精子活动率、精子数量和精子成活率显著高于对照组;高、中、低三个剂量组对精子畸形率均无显著影响。结论灌胃给药6mg/kg和12mg/kg鹿茸时,可提高雄性昆明小鼠的精子质量。     

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的动力与制约因素

在辽金元农业开发的基础上,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取得了很大进步。农业发展有利于维护西辽河地区乃至边疆地区的稳定,良好的农业开发环境促进了西辽河地区经济繁荣。明清两代非常重视农业,大力支持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开发,给予西辽河地区农业生产资料,加之其他政策的实行、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授、高产耐旱粮食作物的栽培和驿站、桥梁的建设等,使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开发成果颇丰,至清代更加显著。自然灾害等成为制约农业开发的主要因素。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的动力与制约因素做出了进一步讨论。     

清末民国时期临汾地区旱灾变化研究

为研究临汾地区清末民国时期洪涝灾害变化规律及与气候变化关系等问题,恢复历史时期气候特征,通过对临汾地区历史资料的统计整理,利用数理方法对其旱灾频次、等级序列特点、时间变化以及成因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1840—1949年临汾地区的旱灾共计54次,平均每2年就发生一次。其中Ⅱ级以上旱灾比重高达66.7%,表明这110年间受灾程度严重。清末旱灾频率比民国时高出约19%,尤以Ⅲ级旱灾最为明显。这两个时期都属旱灾多发期,且Ⅳ级旱灾较多。全年或跨年大旱与特大旱灾指示当时年降水量多低于332.7mm。气候冷干、暖干化以及厄尔尼诺等极端气候事件是影响旱灾频发的气候大背景;当年降水大幅减少是引发(特)大旱灾的主要原因。人地矛盾突出、毁林围湖开荒等对大自然无节制的开发也加剧了旱灾频发、灾情严重程度。     

论秦代机械设计中的科学思想

以秦陵铜车马及秦俑坑出土的实战兵器为典型，结合先秦时期重要的科技著作《考工记》，分析探讨了秦代机械设计中的科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