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蒙山茶诗鉴赏

自唐以来,古蜀蒙山名茶,贡茶号天下第一,为皇帝宫廷茶道和接待国外使臣之专用. 文人、雅士、学者、诗人对蒙山茶更情有独钟,爱不释手,历代留下不少的茶诗佳作,是一笔丰厚的文化财产.     

陕西古代植棉简史

陕西的棉花生产,在全国棉花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种植历史较早,农民富有生产经验。追本溯源,前人对陕西解放前的植棉史作过许多研究,但多系阶段性或某一问题之研究,有的尚有明显失实之处,难以反映整个历史面貌。本文借鉴前人之研究,试就陕西民国前的植棉史作一系统的浅述,旨在使人们对其全貌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我国明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苜蓿被《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群芳谱》和《农政全书》以及明皇帝实录与方志等经典要籍所记载,充分体现了苜蓿在明代的重要性、研究的普遍性和种植的广泛性。本研究以记载明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和方法,结合现代研究成果,对明代苜蓿种植分布与状况、植物生态生物学特性、栽培管理和利用方式等进行尝试性研究考查。结果表明,明代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北京、甘肃和宁夏等省均有苜蓿种植,其中以“三晋为盛,秦、鲁次之,燕、赵又次之”。在苜蓿植物学、生态生物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对苜蓿植株形态、花色及其着生部位、荚果种子形状的精准描述已达到现代植物学的水准。同时,对苜蓿的轴根性也有一定的认识,记载其根的形态与黄芪的根相类似。在明代出现了紫花和黄花2种苜蓿的记载;主张苜蓿与荞麦混作,并利用苜蓿的肥田能力,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度中;提倡7、8月种苜蓿,一年三刈,种子田一刈;苜蓿3年后生长进入旺盛期,7、8年后衰退垦去。在苜蓿饲用方面明代王象晋提出了最佳利用时期,即“苜蓿花时,刈取喂马牛,易肥健食”。同时,在苜蓿的食用、药用等方面人们利用得更加具体有效。此外,苜蓿还可做贡品。     

透过明代绘画作品反观饮茶环境的艺术设计

在明代时期,饮茶被作为高雅的象征。明代茶人热衷饮茶,精通琴棋书画,同时也注重自身的品德操守。茶文化与明代绘画作品的碰撞与融合,推动了两者的发展。明代饮茶环境在画作中得以体现,当今饮茶空间的设计者可以从中寻找灵感。本文首先对明代饮茶方式进行了简单介绍,并从四个方面对明代绘画作品中的饮茶环境进行了具体的阐述,然后在此基础上就明代饮茶环境的艺术设计进行了分析,希望对我国当今饮茶环境的设计有所帮助。     

明代广东茶产历史地理研究之一

广东茶业经过唐宋两代的缓慢发展期,至明代,随着北人不断南下开发岭南,岭南的茶产经营进一步扩大,如果明以前文献中有关广东茶叶的种植、贡茶、品质、饮茶、诗赋等的相关记载还不甚多,那么有明一代关于广东茶业的文献记载则成几倍的增加,这有助于我们更好了解明代广东茶产分布和名茶文化。     

明代汾河流域洪灾研究

通过对汾河地区明代洪灾历史资料的整理、分析及数据处理,对该时期的洪灾等级、成因作了处初步分析。结果表明:明代汾河中游共发生洪灾78次,平均每3.5年就有一次,说明本流域在明代洪灾比较严重,大洪灾和特大洪灾占到了21%,而中度以上洪灾也占到74%,超过了洪灾总数的一半。明代早期的洪灾数量很少,中、晚期数量较多,频率加大,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社会动荡。洪灾频次与气候波动有密切的关系,而人为因素又是洪灾的助推剂。     

明代文人李日华与茶

明太祖朱元璋废团茶为散茶,饮茶方式与审美体系随之转变。本文以明代文人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六研斋笔记》、《紫桃轩杂缀》、《恬致堂集》等作品为文献资料,观察和审视李日华与茶之间的互动,以及从此折射出的明代文人之饮茶生活与文化。     

明魏濬《西事珥》所记香菇栽培史料考述

明万历后期《西事珥》一书中含有一则关于当时福建松溪一带香菇栽培的史料,涉及栽培技术、贸易、商业不法行为等方面,是目前已发现的叙述明代香菇栽培技术和活动的史料中最为详细的一种。其中除了栽培之外,更述及松溪一带生产的香菇销售给浙江商人的商业现象,以及偷盗者利用惊蕈技术提前盗取香菇的活动。本文对这则史料加以迻译,并围绕其内容和在香菇栽培史上的价值进行考述。     

探究明代茶法对于违法茶事活动的刑事惩处措施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茶业经济在明朝时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阶段,因而其茶法制度也相对较为齐全。本文在论述了明代茶法的基本要义后,又论述了其惩处违法茶事活动的意义,并结合明代茶法的相关内容就其具体的违法茶事活动的刑事处罚措施进行了详细阐述。     

阆中锦屏书院的园林艺术特色

锦屏书院为阆中四大书院之首,距今已有近500年历史。通过简述书院变迁的历史过程,分析其选址、布局、理水等方面的园林艺术特色,以期为复原书院旧貌、重现昔日盛况提供理论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