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精英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基于集体行动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引入农村精英与村民公共产品供给博弈分析,建立了农村精英与普通村民关于公共产品效用的收益模型,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农村精英与村民的激励与相互影响。由模型得出3大推论:精英促成集体合作前提是其具有"好声誉";精英在公共产品中的"好声誉"可以降低农民"搭便车"动机;精英在公共产品中发挥组织作用,能节约集体行动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并以广州番禺顺河村为案例,对这一模型进行了解释。得出了重建社区信用、发挥农村精英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的政策建议。     

奚家港渔业村渔民收入状况调查分析

从事海洋渔业捕捞的渔民经济收入,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变化状况而变动,渔业资源的变化导致价格和成本的变化,并最终影响渔民的经济收入。笔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上海市崇明县奚家港渔业村为调查对象,通过对该渔业村2002—2011年的渔民收入等相关经济情况进行深入调查,采用文献调查、抽样调查等科学的调查方法,运用相关数据分析模式,对该渔业村有关的渔业经济数据进行科学详细的分析,让人们对上海市从事海洋捕捞业的渔民这一阶层有了充分的认识,特别是对渔民的经济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分析该地区渔民收入现状,发现其中的渔业经济问题,采用科学方法提出对应的应对策略和解决措施,对增加渔民收入、渔村的和谐发展、渔业经济的繁荣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透视小产权房问题——基于集体行动理论

小产权房是一个随着城市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系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大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小产权房的供给,认为催生小产权房的制度根源在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不完善的土地产权制度,这种制度诱导了村民的集体行动。短期政策要注意平衡各方利益实行选择性激励的方法,利用经济手段解决小产权房问题:在长期要着眼于土地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角色分析——以集体行动理论为分析视角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由广东省倡导并得到闽、赣、湘、桂、琼、川、贵、云八省(区)和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推动。从集体行动理论角度来看,它的成立是政府集体行动的成果,为这11个省区的政府提供了集体行动的载体。其集体行动角色分别是：积极倡导者(领导者)——广东省；积极追随者——其余10个省区；消极的追随者暂时还没有出现。其集体行动的规则主要体现《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之中。     

农民维权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及对策

采用了文献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法、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农民在经济、社会、政治地位上的弱势及维权中的集体行动逻辑等方面研究了农民在维权中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必须从“增加农民收入、建立实现农民平等选举权的有效路径、构建农民维权组织、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及维权意识”等方面着手,寻求提高农民维权能力以破解农民维权困境的有效路径。     

个体理性行为的集体非理性表现——耕地撂荒的经济学分析

运用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益分析法及制度分析法,针对现阶段土地资源的稀缺与大量闲置撂荒的矛盾现象,探究导致撂荒现象的经济学原因。结果表明:耕地撂荒是个体理性行为导致的集体的非理性现象,是由于农民与地方政府各自不同的目标函数导致行为结果的不同——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因此解决耕地撂荒问题的根本措施是兼顾各利益阶层利益。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中的关键障碍分析及解决路径设计

农村环境质量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密切相关,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已成为农村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在。本文对当前农村环境连片整治中遇到的关键问题行了深入分析,运用集体行动理论对全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活动进行了可行路径分析,结合桐庐县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作的成果提出了推进环境整治的思路。     

长期集体维权行动的动力机制问题研究——基于Bellman方程的求解

首先介绍了国内外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然后从动态规划的视角,研究了长期集体维权行动的动力机制问题;最后给出简短小结。     

微博环境下的社会动员与集体行动研究——以“杨达才事件”为例

微博作为中国互联网的新生力量,日益成为网络公共事件的策源地,扮演着社会动员的角色,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杨达才事件”通过新浪微博曝光后,其舆论关注度一路走高,其传播大致经历了潜伏期、爆发期、扩散期、高潮期、消散期。通过情感认同、身份认同和目标认同,形成了微博环境下情感动员和扩散动员的巨大力量,引发了“微博反腐”的集体行动。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集体组织起来讨薪、寻求提高工资水平和改善工作条件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据调查得知,农民工的集体行动主要有三种类型:①工资剥夺型集体行动:直接的工资剥夺,比如拖欠工资,而非低工资水平会引发农民工的集体行动;②生存剥夺型集体行动:当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期间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或受到政府、企业的不合理对待时,就会激发农民工的集体行动;③非工人行动模型:农民工所在的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农民工是否技术工人等等对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没有影响,而教育程度越低、年龄越小的农民工,越有可能参加集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