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移风易俗的治理经验

村落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根脉。乡村文化振兴事关国家战略全局。在推进移风易俗的过程中,政府充分发挥了“先试点后推广”的治理经验,村落社会则依托村委会与村落精英制定了相应的村规民约,这使得民俗治理成为可能,民俗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乡风文明建设未来可期。     

农村移风易俗专项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典型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公共价值理论,以我国2020—2023年24个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方法探讨制度设计、资源保障、价值建构和主体协同对农村移风易俗专项治理绩效的组态效应及其实现路径。结果表明：资源保障和主体协同是农村移风易俗高治理绩效实现的必要条件;多组态分析的作用路径主要有3条,分别为政府主导、资源引导和多元主体协同;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地区移风易俗实现高效治理的路径存在较大差异。     

“三治融合”模式下移风易俗工作创新探索

移风易俗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是乡村治理的主要内容。深入开展移风易俗工作的关键在于运用高效、科学的乡村治理手段。在移风易俗工作中创新引入“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方法,通过鼓励群众参与自治、加快制定法律法规、打造专属德治品牌、明晰“三治”内在联系和聚合多元治理主体等措施,发挥“三治”在移风易俗工作中的最大效能,形成科学化、规范化的善治局面。     

儒家礼治思想的缘起、学理与文化功用

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自身的发展,只有人人都成为身心健全的君子,人类的进化才告完成。儒家文化以人为中心展开,将礼乐教化作为培养君子的主要途径。周人总结历史教训后,选择礼治的道路。中国文化中的“礼”,范围广大,几乎无所不包,相当于西方人的“文化”。从学理上而言,礼以治身,乐以化性,礼乐双修,是完人教育的最高层次。礼的社会功能,是为社会提供符合道德理性的规范,加强民众的文化认同,是移风易俗的最好“抓手”。     

乡村振兴背景下移风易俗对农村消费结构优化的影响

持续推进移风易俗,改善农村消费结构,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手段。当前,我国农村移风易俗已取得较大成效,但各种不良风气依然残存,影响了农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基层管理、个体转变等方式,减少不良消费的挤出效应并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应通过完善移风易俗量化指标规范农村居民消费、刚柔并济引导居民消费观念转变、建立成熟新礼俗助力农村消费环境转变等手段优化农村消费结构。     

深化移风易俗 助推乡风文明建设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明既是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之一,也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精神基础。全国各地农村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引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中的丧葬价值观念的重新反思,再一次掀起对乡风文明、农村传统道德的呼唤。移风易俗应重新梳理仪式中蕴含的人生伦理,内化于心,形成价值引领机制;重新解构基于情感诉求的丧葬仪式流程,外化于行,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移风易俗对策研究

移风易俗是乡风文明的重要环节,是乡村振兴的有力推手。移风易俗为乡村振兴营造了文明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提供了正确的精神文化指引,加强了农民的思想道德意识和文化素养。2018年党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四项具体任务: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和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移风易俗工作依然面临着地方政府职能缺位、农民主体意识淡薄和农村文化教育落后三重困境,需要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以思想意识、制度保障、多元措施为立足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通过人才回流、提升主体参与意识、加强教育水平、完善文化基础设施、依法治村、健全奖惩措施、采取多元宣传手段等措施多管齐下助力乡村振兴。     

新时代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路径探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郑重提出我国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展开工作部署。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新时代如何把握乡风文明内涵,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研究。本文在分析当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路径,以推动乡村振兴目标的顺利实现。     

农村移风易俗现状及问题研究——基于河南省兰考县Z村的个案分析

河南省兰考县在2017年已经正式脱贫,但经济上的脱贫并不代表思想上的脱贫。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农民对于移风易俗建设缺乏必要的认识和关注,二是政府出台政策、巩固管理双难局面。本文分析了农村移风易俗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清末庙产兴学与移风易俗

清末庙产兴学政策的实施,建立了众多新学堂,冲击了泛滥的民间迷信,为移风易俗奠定了基础。这体现了国家政权对社会风俗的引导和强制转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