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还是重税——对古代“重农抑商”的再思考

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必须有税收。政府组织不同,税收的种类、税率、地位以及如何征收、使用等就根本不同。在契约思想政府中,税收作为一种义务,总是和权利相对。所以,税种和税率须经被统治者同意;保护臣民或公民比税收更重要;征收中的强制暴力因素甚少;税收使用中有严格的问责制度。而在传统(1)的中国家天下、父权制政     

“初税亩”刍议

自郭沫若等人提出"初税亩"标志着新的社会制度建立以来,在社会科学界就引起了广泛关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史学界就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初税亩"不是一次土地制度的变革,只是出现了新的税收方式,这些认识逐步被接受。然在主流法律史学界至今仍采用郭沫若先生的论断,这却是不妥。在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制度和观念下,土地税也即是地租。"初税亩"等事件推导不出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同时这也是用今日的税收概念衡量古代社会。"初税亩"只是一场地租改革的尝试,它和其他诸侯国类似的改革标志着公权的胜利。此外,古代雅典、罗马也认为税收(直接税)是暴政、侵犯自由的表现。我们无论用古今中外的税收观,都不能得到"初税亩"等事件意味着土地制度的改变,新社会关系的建立的推论;"初税亩"等事件也非社会进步的表现,农民的财产更容易受到侵犯,自由度进一步萎缩。目前主流法律史学界提出的承认并保护私人产权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试论村委会与居委会的差异

一般认为,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指城乡居民群众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为依据,在城乡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在居住地范围内,依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权利,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制度与实践。基层群众自治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1]主要表现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