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深化促进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吗?——基于区域差异视角的实证分析

在当前全社会高度重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厘清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基于金融深化理论,利用2008—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测算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和农村金融深化程度的基础上,采用FGLS方法和SYS-GMM方法,系统考察了农村金融深化对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由2008年的1.029 5和1.039 3上升到2017年的2.717 4和2.604 8,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39%和10.75%。农村金融深化显著促进了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相比于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加显著。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地区之间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不同,是造成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提出不断增加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金融供给,因地制宜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政策等建议。     

青海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研究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目标,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青海省为研究对象,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2个层面构建一套包含10项准则、42项具体指标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对2006—2016年青海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测评,探讨近年来青海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趋势、短板和不足。结果表明:青海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指数从2006年的0.264到2016年的0.401,年均增长0.014,总体发展水平越来越好;农业农村现代化达标率从2006年的31%到2016年的44%,达标程度为中等。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2个层面来看,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及达标率要高于农村现代化,但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及达标率的增速要高于农业现代化。青海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难点是改善农村环境;重点是提高农民收入和完善农业经营体系;每千人拥有的农业科技人员、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比、农业投资占农村总投资比重和每万人拥有文化站数4项指标是青海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主要短板。鉴于此,青海省要快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就必须加快制度创新,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加快农业政策转型,强化有效支持力度;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力度,提升科技驱动能力;优先安排农村公共服务投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优化股权结构,赋能技术创新——基于浙江农业龙头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技术创新被认为是保障中国经济下半程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农业龙头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有助于带动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为此,以公司治理相关理论为依托,在充分调研浙江农业龙头企业的基础上,结合2012年以来涉农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通过全样本与分组样本回归分析,重点讨论了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产权性质、管理层持股比例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结果发现,股权集中度与技术创新呈“N”形关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技术创新有一定负效应,而股权制衡度、产权性质、管理层持股比例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则要视股权集中情况而定。以上结果可为农业企业从改善股权结构入手,推动公司治理机制不断完善,为企业创新活动构建有利的制度环境,进而更好地赋能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参考。     

从乡村振兴视角谈科技特派员制度创新——以浙江省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赋予科技特派员制度新的要求:产业振兴要求体系更完整,且有产业化更强的科技供给能力;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对科技特派员的人文和规划设计素养提出新需求;组织振兴和人才振兴赋予了科技特派员制度新使命。从政府和高校2个维度对科技特派员制度提出创新建议:拓宽振兴领域,打造科技特派员制度升级版;强化多方联动,激发科技特派员制度新动能;发挥高校优势,建设双师型科技特派员新队伍;推进劳动教育,挖掘科技特派员制度新功能。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与农民增收——基于6个试点县(市、区)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分析

以6个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市、区)的885户农户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分别以农民年人均收入和农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在固定年份效应和固定农户效应前提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对促进农民增收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宅基地制度改革能促进农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但对促进农民年人均收入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因此,要通过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来促进农民增收,需要重点聚焦如何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建议推进城镇化,引进市场机制,配套相关改革措施。     

农村污水治理PPP项目风险因素分析--基于ISM-MICMAC模型

当前我国在探索将PPP模式应用于农村污水治理领域时面临诸多挑战,准确识别与分析项目风险因素具有实际意义。基于全寿命周期视角,采用文献研究与德尔菲法识别出农村污水治理PPP项目面临的21个风险因素,运用解释结构模型(ISM)与交叉影响矩阵相乘法(MICMAC)构建了风险因素的六级层次结构模型并分类,以揭示了风险因素间的内在联系,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表明,项目缔约与运营阶段是关键阶段,合作单位选择是最根本的风险因素。此研究可为我国农村污水治理PPP项目风险分担与控制研究提供新思路,同时为政府部门提供投资决策与风险管理的依据。     

城乡融合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农业发展研究

从都市农业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经济、生态、社会贡献出发,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城乡融合发展对都市农业的需求：一是大湾区城市空间扩展和农业生产用地保护利用,二是大湾区城乡要素系统的优化配置,三是大湾区建设成为高质量一流湾区,四是大湾区建设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典范,这些需求都需要都市农业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案。在此基础上,提出大湾区都市农业发展的六大原则：灵活多样、合作共享、适度规模、长期战略、技术利用、资源循环利用;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转变观念,充分认识都市农业的功能与意义;二是明确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发展都市农业;三是制定政策法规,确定都市农业的合法地位;四是加强舆论引导,吸引公众对都市农业的广泛参与和普遍支持;五是加强宜机化农田建设,增加都市农业设施装备和经营管理投入;六是加强都市农业理论模式和政策法规的研究。     

农地转出行为是否会改变农民家庭的生计策略——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DID模型估计

在合理筛选控制变量和对农户生计策略类型进行细分的基础上,基于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及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实证检验农地转出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采取农业型和农兼型生计策略产生了显著负向作用,对非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而对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影响效应有限,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户可以通过调整自家的生计策略适应农地转出所引起的变化。另外,通过多种匹配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检验,证实估计结果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建议今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加大对农地流转政策的支持力度。依据不同类型家庭的实际需求,为农户制定适宜自身发展的差异化鼓励政策,带动发展具有当地特色且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非农“产业”,实现农地转出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1978—2018年中国农村环境管理政策演进特征——基于206份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基于手工搜集的1978—2018年中国政府颁布的206份农村环境管理政策文本,从政策发布年度、政策发布主体、政策发布形式、政策作用对象、政策工具及政策效力6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农村环境管理政策的演进特征。结果表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环境管理政策在数量上呈整体持续上升态势;农村环境管理政策经历了探索起步(1978—1989年)、初步形成(1990—2004年)、快速发展(2005—2013年)和全面推进(2014年以后)4个阶段的演进;政策发布主体的行政级别较高且呈现多元化特征,政策联合决策程度高,但政策之间统筹性和协调性较低;政策绝大多数以通知、意见等形式发出,缺乏权威性和规范性;政策的着力点主要在原生态保护层面,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视程度不够;命令控制型政策是政府最为偏好的农村环境管理政策工具,经济激励型、信息公开型和自愿参与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政策整体效力的提升主要由政策发布数量驱动,政策反馈不足、政策措施较少和政策目标量化程度低是导致政策平均效力较低的主要原因。     

乡村振兴背景下祠堂文化实践价值探析——基于江西省赣中景贤村 J氏祠堂的调查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追求更加强烈,主体意识和自我发展需求随之增强,作为乡村记忆符号的祠堂文化也迎来了新的发展。祠堂文化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社会性、传承性、稳定性和时代性等特征,发挥着保证、凝聚、育人和激励等功能。将祠堂文化与乡村思想政治工作相融合,通过推进美好乡风和乡村振兴建设,实现美丽乡村建设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