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食用菌锯屑栽培法的试验与传播评述(二)

<正>6菌丝体培养与出菇管理《种蕈实验谈》的"中篇锯屑种蕈法"[3]中把经消毒后移植入菌种的锯屑瓶称为"发生瓶",瓶内蔓延菌丝的培养基称"发生块",长满菌丝的发生块称"菌丝块"。菌丝的生长阶段在"保温箱"中,管理应避光,保持适宜的温度。强调菌丝长满发生块后再保温培养一定时间。这些在今天看来,还是具一定科学价值的。     

民国时期广西农村耕畜借贷探析

耕畜借贷是高利贷借贷的一种方式,在中国农村极其流行。由于耕畜分配的严重不均等原因,民国时期广西农村的耕畜借贷也广泛存在。广西农村的耕畜借贷既有地主、富农等阶层的放贷,也有土司、养牛户、中农的参与,还有耕畜缺乏者之间的联合。耕畜借贷的利息支付有实物方式,也有以劳役偿还等形式。耕畜借贷是高利贷借贷用于生产领域的一种,因此,它既有残酷的剥削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民国时期甘肃省沿黄造林工作探析

民国时期甘肃省沿黄造林工作在20世纪40年代取得了实质的发展,因为环境条件限制,甘肃省沿黄造林的范围始终在兰州市内.根据甘肃省会造林委员会规划,沿黄河两岸造林规划中确定了沿黄造林的具体范围、时间等;但每年的造林成活率不高,这是由很多原因共同造成的.     

民国时期白木耳试验研究和生产贸易状况述评（二）

3银耳的产地、产量、销路和贸易状况 3．1概述野生银耳在我国的一些省份很早就有记述，如晚清时期《农学报》1903（光绪二十九年）第227册《鄂省西北部农业视察记》中记述：“由沙市至襄阳…荆州除北面一小部分外，四面皆山…白木耳产此山中……由三官殿经均州至郧阳……其房山只奥，则有菌类白木耳、     

中华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牧草资源研究刍考

中华民国西北地区的牧草资源研究代表了当时中国牧草科技领域的最高水平，但目前相关考证研究较少。为此，采用文献考证和历史分析法，以现存的近代报刊为主要资料来源，开展文献整理、甄别和考察分析，并结合现代牧草科技成果总结归纳。结果表明,学界及少数政府人士开展的西北地区牧草资源的调查研究大致以20世纪30年代初为始，其中植物学学者调查区域集中在陕西省，主要方法为牧草的植物学分类和植物特性研究，水土保持学学者的调查区域包括陕甘青等沿黄省份，目的为搜集到利于水土保持的优质草种，畜牧学学者的调查关注点则是牧草的分布、品种、品质、贮藏等方面。牧草引进是西北地区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和成就，以王栋和叶培忠等为代表的学者们运用西方试验科学的理论方法持续开展了牧草试种或栽培试验。同时，西北地区还在牧草资源的育种、保藏、营养及配合饲喂等试验研究上有所开拓，其中很多研究为当时国内唯一。此外，西北地区的牧草科技推广也有所发展，但总体上以资源调查和栽培、育种、保藏等实验为主。     

清代民国时期的张家口茶叶集散市场

华北地区的茶叶集散市场主要包括张家口、天津、北京等集散市场,是茶叶市销本地、运销西北、俄国市场的主要中转站和集散中心。其中张家口是重中之重。俄国人：＂本国商人曾经屡次在齐齐哈尔、库伦、张家口、北京任意贸易＂[1],反映了一定史实。     

民国时期杭州的茶馆业

民国时期杭州的茶馆业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茶馆的身影。茶馆在当时杭州民众的生活和文化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茶馆不仅仅是喝茶,还与市民的生活密切相关,举凡休憩品茗、联络感情、房屋交易、说媒息讼、同业聚会等等,都离不开茶馆。民国时期杭州的茶馆种类繁多,情趣各异,三教九流都能找到与自己地位和喜好相适合的去处。市民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民国时期杭州茶馆业的蓬勃发展。     

民国时期云南农业推广研究

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文明之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和地位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法改变.高水平农业也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农业的发展,有3个基本要素,即农业教育、农业研究、农业推广,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加快发展农业,离不开农业推广.民国时期,云南大力实施农业推广政策,建立了农业推广机构与法规体系,使全省农业由传统分散型走向由政府进行积极推广与改进的发展道路,农业教育与农业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取得突破,标志着全省开始进入了现代农业推广的初创和持续发展时期,在云南省数千年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对美烟品种的引进及推广种植,发展漆树、核桃、三七等产业,至今仍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民国时期广东的农田水利事业

叙述了民国时期区域性治水方略的出现,和治水权利从士绅向近代国家的转移趋势。在这个基础上采用了水利新技术、新材料和新的施工组织制度。民国时期为了解决广东的粮食问题,大力兴建各类水利设施,在平原实行筑闸联围,增建堤段;在山区大建各种类型灌溉设施。为此,民国时期广东的农田水利事业取得了超过明清时期的巨大成就。     

论民国时期苏南农民工守时惜时观念的确立

民国时期,苏南工厂农民工受到严格管制,逐渐确立了守时惜时观念。其间,在原有较为散漫时间观念的惯性作用下,存在守时而不惜时的现象。新旧时间观念的冲突在此调适过程中显现出来。通过惩罚和奖励共同发挥作用,农民工的守时惜时观念终得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