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海马的人工繁殖

刺海马（Hippocampus histrix Kaup）属海龙科、海马属,广泛分布于印度—西太平洋,体较大,可达235 mm左右。我国产于南海、东海及台湾沿海。目前野生的海马日渐减少,已被列为《濒危野生动物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二级保护动物。海马是最常见的水族箱养殖的观赏鱼类,大部分是从天然海域中捕捞的。采捕会对自然海域的生态环境和海马资源造成破坏。为减少对野生资源的消耗和破坏,     

《爱电公约》值得提倡

编辑同志:2009年,陕西省商洛供电局商州分局对上赵塬村进行了电气化改造,解决了该村末端电压低、高峰时期用电卡脖子等难题,有力支持了该村蔬菜产业发展,助推了该村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这使村民们认识到:富裕生活离不开优质的电力。于是该村制定了《爱电公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是国际打击与惩罚腐败犯罪的重要制度之一。证人制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规定较为具体,如电视会议作证方式、污点证人作证、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我国仅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普通刑事案件的证人制度,在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规定上存在明显不足。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梳理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证人制度的规定,指出我国制定《刑事司法协助法》、引入高科技作证方式、构建污点证人及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具有迫切的现实必要性。     

3S技术在湿地调查中的应用

一、湿地及湿地研究的意义 根据《湿地公约》的定义,湿地系指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性沼泽地、湿原、泥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或静止或流动、或为淡水、半咸水、咸水水体者,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海域。湿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是世界上湿地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除了自然原因之外,很大程度上由于人为原因,我国的湿地面积大幅度地减少,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因此湿地保护已经迫在眉睫。在我国的“十一五”规划当中,已经明确指出：     

黄喉拟水龟畸形原因及对策

黄喉拟水龟（Mauremysmutica Cantor）,俗称石龟、石金钱或香乌龟,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江苏等地,国外主要分布于越南、日本等国。 由于自然资源有限,黄喉拟水龟已成为濒危物种,被列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II的名单。黄喉拟水龟具有较高的食用和药用价值,近几年已在广东、广西等省以家庭式养殖为主而逐步被推广养殖。但在稚龟及成龟养殖过程中,黄喉拟水龟易出现不同程度的畸形现象,约占健康龟的1~80%。笔者通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发现,黄喉拟水龟综合发病的主要类型和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中国金钱龟“保级”行动

年5月中旬,在惠州市港口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行的第二届国际闭壳龟保护研讨会上．曾有外国专家提议：将三线（金钱龟）、黄缘、黄额、锯缘等闭壳龟类动物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附录Ⅱ保护等级上升为附录Ⅰ物种保护等级。该提议一出,立即遭到在场中国金钱龟养殖户的一致反对,认为外国专家单方面的提议严重忽视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提议若被采纳将严重打击我国的金钱龟养殖业。研讨会不欢而散。     

我国进口《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管制树种贸易动态

使用2009—2015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管制树种贸易数据分析我国进口CITES管制树种的种类、来源国、贸易目的和树种来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进口CITES管制树种呈现出进口种类集中、进口树种数量和来源国不断增加的趋势,且进口CITES管制树种基本来源于野外并用于商业性用途。针对贸易现状,文中从保护野生树种资源的角度对进一步规范CITES贸易活动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斯德哥尔摩公约》带来的新课题

几种新型POPs“榜上有名”2009年5月,在《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第四次缔约方大会上．9种新型POPs被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这次新成员中除氯化物外还增加了一些溴化物和氟化物,而此前的12种POPs都是氯化物。     

合肥地区实施白蚁防治替代示范项目的成效及问题探讨

主要阐述了白蚁防治氯丹灭蚁灵替代示范项目在中国的实施背景以及在合肥地区的实施情况。在示范项目实施过程中,尝试以白蚁控制综合防治（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的理念为指导,采取以白蚁饵剂系统为核心技术,屏障技术、建筑设计等为辅助控制技术的白蚁控制综合治理策略,进行房屋白蚁预防和灭治示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反酷刑发展与我国反酷刑状况研究

酷刑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1988年11月3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简称《反酷刑公约》)在我国生效以来,我国逐步地将其转化为国内法对我国存在的酷刑活动加以限制。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逐步改变我国反酷刑现状的同时,也应当承认现阶段与《反酷刑公约》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本文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比较入手,分析我国反酷刑现状与《反酷刑公约》的差异,探究其产生的原因,试提出完善我国反酷刑措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