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职人员腐败犯罪行为的内因探析

我国公职人员腐败犯罪呈现出主体高职位化的发展趋势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人数越来越多。腐败犯罪动机和变形的需要结构是国家公职人员实施腐败犯罪行为的心理动力 ;歪曲的价值观、颠倒的利益观、畸形的权力观是国家公职人员实施腐败犯罪行为的心理基础     

“刑罚反制”初论

在罪刑关系上,学界长期以来强调罪对于刑的制约作用,而忽视了刑对于罪的决定作用。刑罚对犯罪的成立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刑罚反制。刑罚反制的根据在于刑罚具有相对于犯罪的独立性、刑罚与犯罪具有相互依存性、刑罚与犯罪之间的联系具有复杂性以及刑罚目的对手段具有制约性。刑罚反制不仅体现在刑法观念中,而且体现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     

未成年人青春期道德发展与违法犯罪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一直是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与其道德发展密切相关。从道德的产生与发展的阶段性来看,14—18岁的未成年人最关注的社会规范并不是法律,而是同伴的评价;其道德推理与道德行为之间并不一致;他们往往把参与违法犯罪活动本身看作是个人决策,而不是道德选择。针对道德发展各阶段的特征,应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以“持续性”和“阶段性”为标准进行分类;运用“恢复性司法”和“羞耻重建”理论,给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改过的机会,同时对现行监禁方式进行改革尝试。     

亲手犯若干问题思考

亲手犯作为一种犯罪形态,是指必须由行为人亲自实施的犯罪行为,不可能以间接正犯的形式实现的犯罪。起初亲手犯的提出是为了限制间接正犯的范围。在我国法典中没有关于间接正犯和亲手犯的规定,因而理论界也缺乏深入的研究。为了完善我国的共同犯罪理论,有必要承认间接正犯和亲手犯的存在。     

中外刑法理论中的不能犯比较

长期以来,不能犯一直是刑法理论中争论不休的话题,其中,不能犯不为罪、不可罚与不能犯可罚是争议的焦点。各国立法的不同反映出各国刑法基本立场的不同。鉴于我国新刑法倾向于客观主义的立场,因此,我国应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不能犯不具有可罚性。     

城市农二代未成年人犯罪防控研究——以泉州地区为例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总的上升势头得到了遏制,但城市农二代未成年人的犯罪率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本文运用泉州地区城市农二代未成年人犯罪的数据,分析这类人群犯罪的成因,探寻其犯罪特点,进而提出相应措施,以期为我国城市农二代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提供参考。     

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的正当性分析

法治国家不仅要防止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而且在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后,能及时给予被害人应有的救济。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实现刑事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对于提高打击和预防犯罪效能,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草原刑事保护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草原保护问题直接关系着国家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草原的战略地位和被严重破坏的现状表明草原亟待刑法的有效保护。本文分析了现阶段我国草原的刑事保护现状,指出了草原刑事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草原要得到刑事的有效保护,既离不开（立法上）完备成熟的草原刑事法律规范,也离不开（司法上）草原刑事法律规范的严格执行。     

一人公司犯罪主体地位的认定

新的《公司法》设立的一人公司制度,引发了一人公司是否具有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的争议。依法成立,有独立法人财产的一人公司具有独立的整体意志和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应当具有单位犯罪主体的资格。一人公司的法人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时,其缺少独立的整体意志和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不具有单位犯罪的主体资格,应当以自然人犯罪处理。     

《刑法》对“其它非法经营行为”的规制审视

刑法第225条中关于非法经营罪有三处模糊性规定:作为构成本罪前提的“违反国家规定”这一空白罪状;描述客观行为的“其它”行为这一兜底条款;限定罪与非罪的“情节严重”这一概括性构成要件,这三个方面都会与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发生冲突。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层面就刑法第225条中的空白罪状、兜底条款和情节犯规定三个方面予以论述,认为刑法对非法经营罪的规定是科学和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