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转出行为是否会改变农民家庭的生计策略——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DID模型估计

在合理筛选控制变量和对农户生计策略类型进行细分的基础上,基于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及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实证检验农地转出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采取农业型和农兼型生计策略产生了显著负向作用,对非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而对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影响效应有限,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户可以通过调整自家的生计策略适应农地转出所引起的变化。另外,通过多种匹配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检验,证实估计结果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建议今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加大对农地流转政策的支持力度。依据不同类型家庭的实际需求,为农户制定适宜自身发展的差异化鼓励政策,带动发展具有当地特色且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非农“产业”,实现农地转出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1978—2018年中国农村环境管理政策演进特征——基于206份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基于手工搜集的1978—2018年中国政府颁布的206份农村环境管理政策文本,从政策发布年度、政策发布主体、政策发布形式、政策作用对象、政策工具及政策效力6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农村环境管理政策的演进特征。结果表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环境管理政策在数量上呈整体持续上升态势;农村环境管理政策经历了探索起步(1978—1989年)、初步形成(1990—2004年)、快速发展(2005—2013年)和全面推进(2014年以后)4个阶段的演进;政策发布主体的行政级别较高且呈现多元化特征,政策联合决策程度高,但政策之间统筹性和协调性较低;政策绝大多数以通知、意见等形式发出,缺乏权威性和规范性;政策的着力点主要在原生态保护层面,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视程度不够;命令控制型政策是政府最为偏好的农村环境管理政策工具,经济激励型、信息公开型和自愿参与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政策整体效力的提升主要由政策发布数量驱动,政策反馈不足、政策措施较少和政策目标量化程度低是导致政策平均效力较低的主要原因。     

乡村振兴背景下祠堂文化实践价值探析——基于江西省赣中景贤村 J氏祠堂的调查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追求更加强烈,主体意识和自我发展需求随之增强,作为乡村记忆符号的祠堂文化也迎来了新的发展。祠堂文化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社会性、传承性、稳定性和时代性等特征,发挥着保证、凝聚、育人和激励等功能。将祠堂文化与乡村思想政治工作相融合,通过推进美好乡风和乡村振兴建设,实现美丽乡村建设新发展。     

乡村振兴的难点及对策分析

乡村振兴是我国新时代意义长远的全局性事业,面临诸多难点,需综合施策,促进乡村持续兴旺发展。建议通过改善乡村人居条件,打破非农居民下乡定居政策壁垒,破解活力人口流失难点;不拘一格组建村班子,解决村支“两委”战斗力不强难点;发挥村骨干作用,公开透明处理乡村事务,融洽干群关系,解决干群疏离难点;以保障农民权益为出发点协调农民流转意愿,解决土地统一流转难点;政策引导,推动资源按市场规律下乡,解决资源下乡难点。     

新疆焉耆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及满意度分析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关键环节。通过对焉耆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整治情况的分析,发现村民对人居环境的总体满意度较高,但部分村庄基础设施仍存在短板,道路、亮化等基础设施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厕所、自来水等改建设施利用率有待提高,村民人居环境认知存在不足,主动参与家园建设的意识还不够强。     

新乡贤队伍建设与乡村振兴:来自绍兴的调查与研究

作为"乡贤研究会"首创之地和"新乡贤"概念诞生之地,绍兴市自然也是新乡贤队伍建设的先行之地,已经成为全国乡贤文化之乡和新乡贤队伍建设的标杆。绍兴市的新乡贤队伍建设,肇始于2001年上虞乡贤研究会的成立,在2015年的乡贤政策年臻于高峰。经过多年培育和发展,定位为"村民自治的有益补充"、起"补位和辅助作用"的近2万新乡贤队伍,在乡村经济、文化、公益、自治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显现了新乡贤队伍建设流于形式、结构相对失衡,以及党政介入过度、党政机构与新乡贤组织职责和权力边界不清晰等问题。解剖这一领先全国的典型个案,对于其他地区的新乡贤队伍建设和现代乡村振兴,无疑具有较好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乡村地域系统环境污染演化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

乡村地域系统转型发展过程中面临严峻的资源供给紧张、生产环境恶化、生态环境污染与功能退化等问题。乡村污染治理是实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基于乡村污染物类型梳理与污染演变过程刻画,探讨了乡村地域系统环境污染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从污染属性来看,乡村地域系统的污染物主要包括水体、土壤和大气污染物;在时间上,污染物从单项无机物逐渐演变为无机有机复合物,致使乡村地域系统环境污染从单一污染逐渐演变为复合污染和立体污染;在空间上,从城市近郊村、远郊村到一般农区的污染源与污染程度呈现递减趋势;乡村内部资源利用、生活和生产活动、污染治理体系,外部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变化、信息化等共同驱动乡村地域系统污染。未来应选择典型样带-样区-样点,研究不同乡村地域系统污染现状格局、驱动机制及其资源环境效应模拟评价,推动乡村污染治理与政策创新。     

Training Mode of Applied Talents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Major

Facing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contemporary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discipline and social talent demand,it is imperative to develop the talent training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major.Based on the teaching platform,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perfect talent training mode,implemented modular teaching,took the occupation as the guidance,carried out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 training,and delivered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s to the society.     

规划引导下利津县村庄分类与整治策略

科学开展村庄分类及其整治策略研究是分区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以山东省利津县为研究区,基于规划约束和村庄自身资源禀赋提出了一套先分区、后分类的顺序递进式村庄类型划分方法体系。首先,依据规划引导和特色资源禀赋将村庄划分为城镇化区、特色历史文化区和一般农村地区;然后,构建村庄空间布局适宜性评价体系,利用Ward系统聚类法对一般农村地区的村庄开展具体类型划分;最后,结合村庄演化方向和资源禀赋、区位特点、社会经济状况,针对城镇化区、特色历史文化区和一般农村地区内的村庄分类结果提出不同的演化分类和整治策略。结果表明:先分区、后分类的顺序递进式划定思路有效落实了城镇开发边界和历史文化保护专项规划对不同演化方向的村庄的空间管控要求;利用Ward系统聚类法进行类型划分,能最大程度体现类型区的区内相似性和区间差异性,分类结果更加科学合理;利津县村庄可划分为城乡融合型(107个)、特色保护型(6个)、集聚发展型(21个)、存续提升型(180个)和搬迁撤并型(198个) 5类,根据村庄类型特征分别提出了不同演化方向下村庄的整治策略和发展建议。本研究成果可为区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     

农业转移人口子女语言状况与城市融合——以合肥市调查为例

农业转移人口子女进入城市后所面临的语码选择、家庭语言规划等语言问题与该群体的城市融合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对合肥两所小学的调查发现,普通话在该群体语言使用和家庭语言规划中具有较高的取向度,而合肥话与该群体的城市融合之间具有更强相关性。语言取向度高的原因在于合肥言语社区中普通话社区的互动人口和设施建设更加完善,而合肥话与城市融合的相关性更强则体现了语言认同在城市融合中的重要作用,也证明了提高城市方言取向度是促进城市融合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