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业经济的外部性

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外部经济理论探讨形成森林资源，尤其是生态林资源在完全市场条件下供需失衡的理论根源．进而分别讨论林业经济外部性解决的两种政府行为─—税收补贴制度和公共产品制度设计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为林业政策的制定进行有益的经济学探索．     

湿热地区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探讨——以云南省思茅地区为例

根据湿热地区气候特点和蔬菜生产的现状，探讨了发展无公害蔬菜生产的意义和技术措施。作者认为，发展无公害蔬菜是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推行有害生产综合防治技术，优先采用农业和生物防治措施；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并建立蔬菜质量检测、监督管理机构和机制，可促进无公害蔬菜生产的发展。     

城市常规公交客运能力评价体系研究

针对城市常规公交客运的实际状况,科学合理地进行指标的初定、筛选、定性与定量的综合分析等,并结合主成份分析与AHP法建立一套准确实用的多指标评价体系。以哈尔滨市为例,对评价指标进行权重计算,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实施具体评价,实现城市常规客运能力评价体系的科学建立与应用。     

内蒙古大青山生态公益林可持续经营评价

以内蒙古大青山生态公益林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专家咨询和指标筛选构建了21个指标组成的森林可持续经营评价指标体系。对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评价指数对大青山生态公益林森林可持续经营效果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森林可持续经营综合评价指数为0.678,处于弱可持续状态。通过评价找出了影响大青山生态公益林可持续经营的关键因素。     

试论我国公共资源治理的制度供给改革——以农业生物遗传资源治理为例

遗传资源是现代生物技术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近年来,我国农业遗传资源面临着生物多样性退化、生物海盗剽窃、育种材料奇缺、遗传资源开发程度低等现实问题.公共资源的公共性、稀缺性、非排他性、效用综合性等决定公共资源治理中的实时多元化制度需求,如果社会缺乏灵活高效的制度变迁机制,由此带来的有效制度供给不足,必然最终导致公共资...     

外来入侵杂草——假臭草

假臭草[Praxelis clematidea(Grisebach)King et Robinson]属于菊科(Compositae/Asteraceae)植物,原产南美,现入侵亚洲和大洋州等地,入侵各种生境后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及其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属于区域性恶性杂草。本文介绍和评述了假臭草的植物学特征及分布、主要危害、研究现状、管理对策和防除措施等,并建议积极开展假臭草入侵机制的研究。     

公共财政框架下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财政对策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农村发展的目标和必然趋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在分析中国农村建设现状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性的基础上,阐述了财政政策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依据,进而提出了现阶段财政政策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措施。     

构建舆情监测信息系统是网络舆情监测的必由之路

网络舆情错综复杂,现有的手工方式已无法满足互联网舆情实时监测与分析的要求,构建网络舆情监测信息系统是及时了解民意、掌握热点、发现与化解社会问题的必由之路;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就是运用信息自动发现与搜集、智能识别与处理等多种技术,能够满足指定主题自动发现与跟踪、舆情统计分析与热点趋势预测、正面言论回复与积极舆论引导等功能要求,是网络信息预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重塑

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论述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重塑的必要性,其有利于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满足广大农民需求;有利于构建农村多元化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有利于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城乡发展。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农村公共服务需求量庞大,政府财政支出不足;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公共服务能力薄弱;城乡差异较大,公共服务供给非均等化;农村公共公共服务体系单一,功能不够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程度较低,效率有待提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重塑的策略：加大政府投入力度,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面;积极支持社会组织成长发育,提升其公共服务能力;打破二元体制,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健全农村多元化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其公共服务功能;推进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进程,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基于GA、BP神经网络和多元回归的集成算法研究

建立了一个考虑税收腐败和公共支出腐败的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探讨财政腐败行为及其影响.主要结论归纳：第一, 财政腐败降低私人资本的回报率,使厂商的生产力下降,就整体而言阻碍了经济增长.第二,最优税率可能大于或小于Barro的最优税率,取决于征税效率和寻租引发的行政成本.第三,两种类型的公共支出隐含着不同程度的腐败机会,以及对官员行为产生的不同“激励”作用,从而扭曲公共支出结构效率.第四,增强制度约束力对遏制财政腐败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