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耕还林（草）不同经营模式对农村经济影响的分析——以陕西省吴起县为例

以陕西省吴起县为例,在介绍研究区概况的基础上,依据当地种植模式和影响经济效益的因素,经过系统分析和筛选,选取生态林、林—草—牧、林—药、经济林和大棚蔬菜5种退耕还林（草）经营模式,选择吴旗镇、白豹镇、吴仓堡乡、新寨乡、薛岔乡和五谷城乡6个乡镇为样本地,对每个乡镇的5种模式分别从乡（镇）、村、农户3个层次采用参与性农村评估和文献查阅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查访问获取相关数据,采用方差分析法对吴起县退耕还林（草）工程5种经营模式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比较,确定各种经营模式对农村经济效益不同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各种模式之间有显著性差异;除经济林模式和林—药模式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外,其余各模式均达到差异极显著性;林—草—牧模式和经济林模式的效果最好,分别位于1、2位,林—药、生态林和大棚蔬菜模式分别位于3、4、5。     

乡村转型视角下山地丘陵区农地规模经营影响因素与分区

乡村发展转型下,结合地理空间差异探讨农地规模经营,对厘清山地丘陵区规模经营条件空间差异及经营模式分区配置具有重要意义。以重庆市合川区太和镇为研究区,并以乡村转型发展为研究视角,运用Pearson分析方法对村域农地规模经营影响因素进行识别与探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农地规模经营条件进行评价及分区。结果表明：水田面积比重、流转租金、农村剩余劳动力指数、灌溉保证率、道路网密度与农地规模经营呈显著正相关,地块细碎化程度、坡度及距城镇距离等与农地规模经营呈显著负相关;农地规模经营条件空间差异显著,可分为规模农业示范区、农业综合拓展区、山地农业特色区、生态农业发展区。因此,山地丘陵区农地规模经营应全面考量经营条件并引导经营模式分区配置。     

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让百姓受益

为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们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效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县域经济协调快速发展。     

初始禀赋差异、农业补贴与农地流转选择——全国8省30村的微观实证分析

【目的】研究农户家庭土地禀赋、人力资源禀赋、财产禀赋的差异和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对农地流转选择的影响,从而分析农地流转的根本动因。【方法】基于2010年全国8省、1 585个农户的微观入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分位数选择模型和贝叶斯估计方法,测算不同初始禀赋和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转出和转入农地的选择影响。【结果】各种资源禀赋和政策变量对农户农地流转的选择并不具有稳定的单调关系,而是呈现明显的分位数效应。【结论】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存在替代关系,对于初始禀赋处于劣势的农户,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更加显著;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资补贴对农户转入农地的激励作用有限;农业补贴政策应与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小额信贷对农地流转具有明显作用。     

陕西省退耕还林工程固碳释氧服务功能评价

以陕西省退耕还林工程阶段验收成果为依据,按照陕西南部和北部的差异,分植被类型和主要树种(组)评价陕西省退耕地还林的固碳释氧量和经济价值.结果表明:1)陕西省退耕还地林年生物量生产力591.67×104 t,年固碳量263.67×104 t,年释氧量705.90×104 t,年固碳经济价值34.27×108元,释氧经济价值56.48×108元.2)从退耕地还林目前均处于中幼林的实际考虑,采用生物量与林分材积平均比值法修正其单位面积的生物生产力,可以较客观地计量其固碳释氧量.3)退耕还林工程包括退耕地还林和配套荒山造林两部分,要全面评价工程固碳释氧功能,还应根据统计学原理,在抽样调查配套荒山造林面积保存情况和成林情况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与关联分析——以浙江省开化县为例

研究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绩效对耕地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浙江省开化县为研究区,构建县级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权法评价2007—2020年开化县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绩效,并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开化县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综合绩效在2007—2020年总体呈上升趋势,虽在2009年和2013年出现短暂下跌,但很快继续上涨,2015年开始保持稳定平缓。农户耕地生态补偿积极性和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对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综合绩效的影响较大。该研究结果说明耕地生态补偿政策发挥了较好的效果,有继续实施的必要性。本研究关于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绩效的评价及关联分析,对完善和创新耕地生态补偿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农地确权如何影响农地利用方式?

农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将对农地资源配置的优化、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产生重要影响。基于农地确权政策实施的背景,以广东省阳山县和新丰县的问卷调研数据为例,将农地利用方式细分为农地耕种方式和耕种作物品种选择两个方面,在采用基准OLS回归分析后,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地利用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样本的农地自耕率、出租率和抛荒率分别为69%、8%和23%,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占比分别为36%和64%,农地利用方式以农户自耕粮食作物为主。农地确权对农地出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农户选择种植粮食作物具有积极影响。可见,应充分认识农地所具有的禀赋效应和保障功能,并提高农地的可交易性,加强农地流转市场建设。同时,需避免村庄频繁进行农地调整,增强农户对农地产权制度的稳定性预期,以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地确权政策效应的有效发挥。     

耕地流转、土地调整与小麦种植技术效率分析——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Tobit模型的实证

耕地流转和土地确权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基于河南省612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小麦种植技术效率进行测算,采用Tobit模型实证探究耕地流转、土地调整及二者的交互项等因素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并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耕地流转的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样本农户小麦技术效率为0.810,还有较大的提升潜力;且小麦技术效率异质性特征明显,不同农户之间差异较大。流转户的小麦技术效率高于未流转户。无论对于流转户还是未流转户,其土地未调整户的小麦技术效率都高于土地调整户。通过耕地流转和土地调整的联合检验发现,耕地流转对样本农户小麦技术效率有正向调节作用,土地调整对小麦技术效率有反向调节作用,耕地流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土地调整给小麦技术效率带来的损失。户主年龄、担任村干部、参加农业培训、离井距离、受灾等对小麦技术效率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一方面应推动耕地流转,加快农地规模化和现代化经营进程;另一方面应巩固土地确权成效,加强农业技能培训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农地流转有序性分析

农地稳定有序流转有利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本文通过分析现有农地流转存在的无序表征,提炼出农地流转有序性特征,鉴于此选取相应的评价指标,构造出农地流转的变动幅度指数、生产率指数、规模结构指数和法制化指数,运用AHP法确定综合有序性指数,测算了2009—2016年各省份及东中西部地区相关指数,分析了其时序演进与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流转效益和法制化程度较高,适度规模化水平较低;中部地区农地流转较快、流转结构较合理,近年来流转规范性虽有提高但仍比较低,生产效益也较低;西部地区农地流转的推进力度及效益较低,流转结构向合理性转变,法制化水平较高;三大地区的区域差异在不断缩小,空间分布特征受到地区自然资源和经济的影响;东部的农地流转综合有序性整体上较高但近年来有下降趋势,中部地区逐渐提升,西部有序性不高但在逐渐转好。因此,为推进农地有序流转,提出因地制宜稳步推进农地流转、促进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协同推进农地适度规模化与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建立农地流转纠纷援助服务机构等建议。     

成员外出务工、家庭人口结构与农户土地流转参与——基于CFPS的微观实证

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2012全国大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成员外出务工和家庭人口结构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果表明:1)随着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率的提升,农户更倾向于转出土地;2)与以往成果不一致,本研究并没有发现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土地转入行为有显著负面影响。3)家庭人口结构老年化会负向影响农户土地转出行为和土地转出率,而家庭人口结构女性化对农户是否流转土地和流转参与率均没有显著影响。4)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外出务工之所以不再负向影响农地转入,关键在于农业机械很好的替代了流失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