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度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坡度因素对土地利用/覆被分布及其动态变化的影响,以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为研究区,采用数字高程模型、遥感影像及相关辅助数据,应用GIS手段提供的空间分析方法,将长安区地形进行坡度分级,把两个不同时期的遥感影像解译结果与坡度分级图进行了空间叠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耕地、建筑用地、水域等分布在坡度较小范围,林地、草地的坡度分布范围近似于正态分布。不同年份各土地利用类型在相同坡度所占面积比例基本不变;不同坡度范围内的土地利用变化不尽相同。其它土地类型向耕地和建筑用地的转化主要集中在低坡度范围内,而其它土地类型向林地和草地的转化在整个坡度范围上大体呈正态分布。因此,坡度因素是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的重要影响因素,坡度因素对土地利用格局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修养工夫与经典阐释--朱熹阐释思想研究之一

朱熹的阐释思想一方面承认包括偏见在内的种种理解之蔽是阐释者的存在方式,不可能由阐释主体完全意识与自由支配,另一方面又强调通过长期自觉的修养工夫可以提升阐释主体的存在方式,从而逐渐去除理解之蔽.将修养论与阐释理论紧密结合起来,是中国阐释思想的一贯传统,为解决阐释学理论中偏见的地位与性质、主体与存在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阐释学的思路.     

猪血小板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在饲粮内不同加硒水平下的变化

本试验选用杂交仔猪40头,分为四组,在基础饲粮内分别加硒0、0.05、0.30、0.60ppm(Na_2SeO_3),研究猪在这四个加硒水平下血小板谷胱肽过氧化物酶(GSHPx)活性的变化。结果表明:饲粮缺硒时,猪血小板GSHPx活性极显著地降低(P<0.01),若加硒0.05ppm,则可在第二周极显著地增高(P<0.01),并在此时、此加硒水平(0.05ppm)趋于稳定);猪血小板GSHPx活性与血浆GSHPx活性、血浆硒含量呈强正相关。作者认为;猪血小板GSHPx活性可以作为机体硒状况的一个标识。试验还还测定了富含血小板血浆的硒含量等指标,初步探讨了血小板GSHPx活性与它们的相关性。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提供了更详细更具史实的研究,说明了政治斗争在朱熹的思想和道学的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通过考察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提供了一种替代流行的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将道学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对道学家来说,政治文化是比哲学更基础的东西,理解政治文化与党争对于理解朱熹等道学士大夫的思想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芝麻新品种驻J18的选育

驻J18是利用长势强、粒色洁白的81043作母本,适应性广、多抗芝麻病害的豫芝四号作父本杂交选育而成,2003年3月通过全国芝麻品种鉴定委员会鉴定.该品种平均单产1 294.26kg/hm2,比对照豫芝四号增产10.89%,脂肪含量57.07%,抗多种芝麻病害,适宜于长江以北芝麻主产区种植.     

城市化对西安市不同景观鸟类多样性的影响

2011年4月-2012年6月,采用样线法和样点法沿城市化梯度调查西安市商业区、居民区、工业区、农田、林地和湿地6种不同生态景观中的鸟类区系和群落组成,从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分析城市化程度对西安市鸟类群落的影响。按照不同梯度城市化区域的划分,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71种,隶属于17目38科。其中,古北界、东洋界、广布种鸟类分别为50种、39种、25种;在居留型上夏候鸟35种,冬候鸟32种,留鸟72种,旅鸟31种,迷鸟1种。6种生境中以位于西安市南郊秦岭浅山林地的鸟种最多,共104种;商业区鸟种数量最少,共9种。结果表明,鸟类种数沿着城市化梯度从市中心向外逐渐增多,部分鸟种丰富度减少。城市化对鸟类多样性、丰富度和空间分布等方面具有很大影响。     

西北高校校园绿化调查问卷设计及探析

以"西安高校校园绿化调查问卷"为例,重点阐述调查问卷设计遵循的原则技巧及思路,以客观科学地评价高校校园绿化。     

高速公路两侧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测定和环境影响评价

以京珠高速信阳段路旁土壤为研究对象,在野外采样和实验室分析的基础上,评价公路两侧土壤中镉、铬、铅和铜等4种重金属的污染程度。结果表明,采样点距离公路直线距离越大,土壤中上述四种金属含量越低;土壤中铬、铜含量未超出《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二级标准,而距公路一定距离内的镉、铅含量则超出该标准。     

论康熙治国与清初文化软实力

康熙在清初这个民族冲突、社会失序的特殊时代,从儒家文化的传统中汲取资源,进行了以程朱理学为中心、以佛道思想为支撑的文化软实力构建,将道统、学统、治统、法统联为一体,并通过书籍编刻、书院建设等手段,推动了中华民族形成前期满、汉等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展示了基于传统文化的软实力所产生的巨大凝聚力。     

从陶、韦之辨看心性论对朱熹山水诗的影响

南宋理学家朱熹推崇陶渊明,但对韦应物山水诗更为欣赏,这与其心性论理学思想有着深刻关联。他声称“心与理一”,但其理学体系中的心被割裂为人心、道心,心的本体地位不完整,心与理无法真正合一。这就使心与理的关系极为紧张,去欲成为心的必要任务,并导致了心对理的外求。故朱熹不仅欣赏去欲色彩浓厚的韦诗,且其山水诗常常表现出主体对客体的“格物”冲动。总之,在朱熹山水诗中,主、客体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对立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