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资源认知变化的耕地评价研究进展与展望

科学的耕地评价是耕地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的前提,耕地资源认知的深化引领耕地评价研究发展。为明晰耕地评价研究的发展历程、热点动态和未来前景,系统梳理1949—2023年引领耕地资源认知变化的理念、事件和政策,探讨耕地资源认知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借助文献调查、文献计量分析、理论分析等方法,对不同阶段耕地评价研究的主要内容、政策支撑、技术方法与代表成果等进行总结,并提出面向新时期社会发展需求的耕地评价研究展望与关键问题。研究表明：1）耕地资源认知按时间顺序可划分为资源本体、资源平衡体和资源综合体3个阶段,认知对象由耕地数量单一维度向耕地数量与质量、数量-质量-生态、实体耕地与虚拟耕地等多维度转变,研究范围也由宜耕地、耕地等实体资源向近远程耦合框架下的全球虚拟耕地拓展;2）各阶段耕地评价的研究重点围绕耕地数量、耕地质量和耕地综合利用展开。在资源本体阶段,侧重土地开发适宜性评价,关注本底要素宜耕性;在资源平衡体阶段,注重耕地质量提升,对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潜力进行评价。在资源综合体阶段,评价对象向全球粮食贸易中的虚拟耕地拓展,评价内容关注耕地多功能及功能间权衡与协同关系。因此,未来耕地评价的研究内容需适应新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耕地本体评价需兼顾实体和价值量,耕地质量评价需匹配人类福祉需求,耕地综合评价需考虑多元对象和指标。在评价理论与方法层面应加强学科交叉融合,充分利用新调查监测手段,丰富精细化耕地资源数据,为进一步拓展资源认知、丰富评价范式、优化耕地保护制度等提供支撑。     

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时空分异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探究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试点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影响因素,优化全域土地综合试点布局,基于2019—2021年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POI数据,运用平均最近邻、标准差椭圆、核密度、网格维数法系统分析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时空分布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整体呈集聚分布状态;集聚过程中连片分布特征呈不断加强趋势,由嘉兴市、衢州市和台州市“三核心”变化为以嘉兴市、湖州市和绍兴市为核心的连片高密度区;2）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在空间分布上概率不等,分形结构复杂,存在局部围绕平原地区集聚情况;重心逐渐由东南向西北迁移,移动幅度逐渐变小;3）政策文件数、农作物播种面积、人均GDP、地形起伏度和城镇化率是影响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影响强度依次递减,且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大于单因子对试点空间分布的影响。本研究可为浙江省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和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非农就业质量如何影响山区农户土地转出稳定性——基于浙江省4县480户农户的观察

为厘清非农就业质量对山区农户土地转出稳定性的影响机制,基于2021年浙江省山区4县480户农户调查数据,采取OLS、Heckman两阶段以及2SLS等模型开展实证研究,同时采取Probit模型检验作用机制并结合案例加以佐证。结果表明：1）非农就业质量的改善激励山区农户提高土地转出的稳定性。2）非农就业质量显著影响老一代农户和“体制外”农户土地转出的稳定性,但是对新生代农户和“体制内”农户的影响不显著,同时,非农就业质量对土地转出稳定性的影响并不因为就业距离的远近而产生差异;3）非农就业质量影响土地转出稳定性的作用机制在于强化农户的城市融入意愿、弱化农户对地租的偏好以及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相关政策需要致力于提升山区农户的非农就业质量,提升和完善非农就业的稳定性、收入和保障制度。     

基于管理者偏好的京郊农场生态景观建设与优化对策

为更好推动农场生态景观建设及相关鼓励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对京郊46家果园农场（35家有机果园,11家常规果园）进行调研,以期了解当前经营性农场生态景观现状特征及农场管理者的认知态度、景观偏好和参与生态补偿意愿。结果表明：多数农场建设偏重生产、对景观和生态考虑甚少,景观效果较差;有机农场管理者对生态用地的了解程度显著高于常规农场,但这2类农场的管理者均有通过生态景观建设来获得多种服务的意愿;超过50%的农场管理者偏向于建设花草类生态植被,并倾向于将其建设在农场边界或田块之间以减少占用耕地;90%以上的农场管理者有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并希望由政府提供5年以上的资金补贴;农场类型和管理模式影响生态景观建设参与面积的选择,有机农场、企业或合作社经营性农场更能够接受占用超过5%的土地面积建设生态景观。因此,强化农场管理者生态理念和技术培训,以政府作为主要补偿来源提高对花草类生态用地的生态补偿,将有助于推动生态农场生境景观建设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提升。     

中国北方13省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分析(1989～1999)

以北方13省为研究区，对该区1989～1999年的宏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决定该区景观格局的主体要素类型为草地、难利用地和林地．其次为耕地。1989～1999年期间，区内景观异质性程度在逐渐提高．土地利用向着多样化和均匀化方向发展。景观空间格局变化特征是：耕地、林地和城镇用地破碎度最大；林地、草地和水域受到人类活动的严重干扰．斑块空间分布不断分散和破碎化．分离度和破碎度指标增加。草地的破碎度增加最为显著，严重影响该区农牧业的正常生产。景观要素之间的转化关系主要表现为林、草地和耕地之间的相互转化．以及草地退化为难利用地。表征了该区生态建设实践和生态破坏活动的相互作用以及草地的严重退化趋势．说明北方13省存在较为严重生态环境问题．急需解决。     

吴旗县退耕还林生态效益价值评估

生态效益的评价和核算对评价林业生态工程的建设效果至关重要。综合运用专家咨询、理论分析法和频度分析3种方法。建立了吴旗县退耕还林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机会成本法和替代法等方法，对该县退耕还林6年来的生态效益进行了价值核算。结果表明：吴旗县退耕还林工程具有巨大的生态效益,核算后的总生态价值约为24．8亿元，其中拦蓄保护水资源价值为6．4亿元，保护土地资源退化价值为6亿元，净化空气价值为5．3亿元，改善小气候价值0．3亿元，保护农田价值为0．02亿元．增加生物多样性价值为6．7亿元。研究结果可为黄土区退耕还林工程建设效益评价提供参考。     

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村庄土地整理潜力估算

该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定量的数学模型来估算村庄土地整理净增加的潜力。估算结果表明，全国平均整理系数2010年为1.42～2.42、2030年为2.27～3.27，分别可净增加耕地面积173.81～296.58万hm²、279.10～401.86万hm²。通过对不同时间和不同生态区的整理系数比较，村庄土地整理潜力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布规律。在时序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我国农村人口会逐渐减少，整理潜力逐渐增大；在空间上，东部和中部村庄土地     

农用土地整理的生态效益评价方法

土地整理生态效益评价对土地整理科学决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部分土地整理活动由于缺乏生态效益的规范和约束而影响了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该文阐述了土地整理内容，分析了生态效益评价在土地整理中的地位，通过对土地整理效应特征和边界的辨析，以能值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以自然环境系统的无偿能值投入变化量为表征的土地整理生态效益评价方法，构建了土地整理生态效益的评价公式。     

岩溶山地石漠化地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土壤物理性状分析

分析研究了重庆市北暗区岩溶槽谷鸡公山地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土壤主要物理性质,认为随着岩溶地区土地由自然林地向草坡地、人工林地、菜地、耕地转换,土壤砂化严重,土壤容重增加,总孔隙度,尤其是非毛管孔隙度明显降低,用干筛测得的各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团聚体结构相差不大,而用湿筛测得的土壤水稳性团聚体相差较大,团聚体结构破坏率较大。随着岩溶地区土地由菜地、耕地向撂荒地转换,土壤各项物理指标都有改善。在此基础上认为,土壤物理性质的变坏与石漠化形成过程有相互促进的正反馈关系,在退化方向和阶段上具有一致性和同步性,但土地撂荒后可以较大程度的减少水土流失。     

红壤坡地雨水产流及其土壤流失的垫面反应

通过4年(1998～2001年)径流场定位观测研究,探明了不同植被垫面雨水产流过程中系统水土流失有显著性差异。水流失量为农作区>常绿灌木区、针叶林区>常绿果园区>退化区、恢复区。坡地不同垫面间雨水地表径流的差异存在,为坡地雨水利用和利用坡地集雨支持农田灌溉提供了依据和可调控性。土壤流失量受人为干预、耕作强度的影响很大,坡地从自然保护到作物栽培,系统的土壤流失量提高20倍。茶果林地的土壤流失低于作物耕种的2～3倍,而高于自然利用和自然保护的6～12倍。养分流失在数量和质量上皆取决于垫面构成。提出了利用坡地集雨优势,构建与单元生态系统水循环平衡相适应的坡地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并通过水平衡生态建设来维系生态系统的水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