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市水环境演化对黑河下游绿洲生态的影响与对策

绿洲是干旱区特有的地理景观,有水成绿洲,无水变荒漠。黑河下游的额济纳绿洲极度干旱,黑河是其唯一的水源。然而由于中游张掖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工农业大规模发展,加上对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导致正义峡径流量日益减少,额济纳绿洲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本文着重论述了黑河中游张掖市水环境的现状及其对下游额济纳绿洲生态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生态旅游业对东祁连山区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分析

东祁连山区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立足于区域特色优势的生态旅游业将有助于农牧民增收和生态环境良好。论文通过分析肃南县马蹄寺旅游区周边地区农牧户经济行为,结果表明,生态旅游业对农牧户经济行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农牧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农业收支比例逐年下降,旅游业收支比例上升;农牧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旅游区及其周边区域的生态恶化局面初步缓解。     

天津市生态防护林林分质量调查与评价

为保证天津市“十四五”造林绿化规划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实施性,针对高速公路、高铁、一级河道两侧100~150 m绿色廊道,从森林分布、森林结构和森林健康3方面,对小班的林分质量进行调查,并按层次权重分析法汇总各评价指标分数,得到典型森林小班质量等级后,利用航片影像特征将结果反推至剩余森林小班,最后获得了绿色廊道林分质量情况。     

改善城市绿化生态效益的途径探讨

从国情和生态角度出发,针对当前城市绿化中存在的问题,以国内外城市改善生态环境成功经验为例,并通过树木和草坪的综合比较,提出城市绿化应因地制宜,以栽树为主,乔灌草结合,注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效益最大化,发展生态园林,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东祁连山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

本研究通过对东祁连山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的7种重金属含量进行测定,结合青藏高原土壤元素背景值,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程度和综合潜在生态风险做出综合性评价。结果表明：7种重金属元素的均值都超过了土壤元素背景值,其中Zn和Ni平均含量较高,为196.67 mg·kg^-1和74.28 mg·kg^-1,分别是土壤背景值的3.20和3.00倍,形成了土壤重金属元素的富集现象;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和潜在生态风险系数法分析显示,各类型土地平均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为2.84,属于中度污染程度,其中农田平均污染指数最大,为3.10,达到了重度污染水平;草地为2.71,湿地最小为2.49,均为中度污染水平。各类型土地的综合潜在生态风险系数为94.31,其中农田类风险系数最高,为101.90,草地类为92.22,湿地为73.29;各类型土壤中Zn元素变异系数最低;Cd元素变异系数最高。     

武汉周边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随着武汉周边地区城镇化、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工业化水平日渐提高,武汉周边地区农村生态环境也日益恶化.对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进行了探讨.     

沿黄荒漠绿洲区生态廊道与生态节点识别及景观格局优化——以磴口县为例

沿黄荒漠绿洲区景观格局构建及优化对防治土地荒漠化、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磴口为研究区,分析2005—2020年磴口景观类型时空演变特征,结合最小累积阻力（MCR）模型、电路理论和水文分析法综合识别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利用重力模型和景观连接度指数判断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重要性,构建磴口荒漠绿洲区景观格局并提出优化建议。结果表明：1）2005—2020年磴口主要植被景观中,耕地规模最大且持续扩张,草地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林地则持续缩减;2）识别出重要草地生态源地8块,重要生态廊道99条和重要生态节点345个。以耕地和草地类型为主,均位于研究区中部和东南部;3）提取出需重点优化生态障碍点面积159.83 km²,需重点优化生态夹点面积81.18 km²,分别位于研究区西北部和中部区域;4）最后,从维持南部并扩大西北部生态源地规模、打通并优化重要林草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生态障碍点和生态夹点等多方面提出荒漠绿洲区景观格局优化建议。本研究可为荒漠绿洲区生态环境规划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基于管理者偏好的京郊农场生态景观建设与优化对策

为更好推动农场生态景观建设及相关鼓励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对京郊46家果园农场（35家有机果园,11家常规果园）进行调研,以期了解当前经营性农场生态景观现状特征及农场管理者的认知态度、景观偏好和参与生态补偿意愿。结果表明：多数农场建设偏重生产、对景观和生态考虑甚少,景观效果较差;有机农场管理者对生态用地的了解程度显著高于常规农场,但这2类农场的管理者均有通过生态景观建设来获得多种服务的意愿;超过50%的农场管理者偏向于建设花草类生态植被,并倾向于将其建设在农场边界或田块之间以减少占用耕地;90%以上的农场管理者有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并希望由政府提供5年以上的资金补贴;农场类型和管理模式影响生态景观建设参与面积的选择,有机农场、企业或合作社经营性农场更能够接受占用超过5%的土地面积建设生态景观。因此,强化农场管理者生态理念和技术培训,以政府作为主要补偿来源提高对花草类生态用地的生态补偿,将有助于推动生态农场生境景观建设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提升。     

底栖动物增殖放流生态风险评价

为了评价底栖动物增殖放流过程中存在的生态风险,通过现场调查、已有文献资料分析和专家咨询,建立了以层次分析法为基础的生态风险评价体系。应用该体系对5种增殖放流的底栖动物进行了生态风险评价。研究表明,西施舌、紫海胆、韩国文蛤和泥东风螺为"中"风险等级;波纹巴非蛤为"低"风险等级。本研究可为今后增殖放流过程中的生态风险评价提供参考。     

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核算

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华北平原第二大淡水湿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以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结合其自身特点,参考湿地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计算方法,综合运用费用分析法、机会成本法、生态价值法及居民意愿法,确定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标准。结果表明,费用分析法得到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直接成本为10.39亿元/a;机会成本法得到其机会成本为6.55亿元/a;生态价值法得到其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71.80亿元/a;居民意愿法得到其自然保护区退田还湖农户平均受偿意愿为4.5万元/(hm2·a);湖区农民户平均受偿意愿为5.4万元/(hm2·a),湖区渔民户平均受偿意愿为3.45万元/(hm2·a)。以自然保护区管理投入的直接成本价值和限制产业发展丧失的机会成本价值作为生态补偿的下线,以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乘以衡水湖地区的生态价值系数55.1%作为生态补偿的上线,则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合理标准范围为16.94亿～39.56亿元/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