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脱贫时代我国农村隐性贫困研究

精准扶贫是针对既定标准下绝对贫困群体的脱贫战役,贫困由家庭人均纯收入等标准予以“精准识别”,扶贫重点聚焦于“三区三州”“832个贫困县”等.在预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这种明确指向和标准下的显性贫困,将被定标型、遗漏型和结构型隐形贫困取代,贫困治理的政策重点也需要关照战略与策略、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做出适应性调整.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影响效应 ——基于宁夏的农户调研数据

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将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扶贫工作新阶段,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应至关重要。本文利用宁夏3县区9村426户田野调查数据,运用熵值法、A-F法、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在测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识别多维相对贫困家庭的基础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宁夏农村地区经济维度的“贫”已基本得到消除,但健康、教育、安全饮水和卫生厕所等因素导致的相对之“困”依然严峻。农户在数字普惠金融的结算、储蓄和信贷服务已有部分涉及,但对互联网投资、互联网保险等深层次金融业务的参与尚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权重下的相对贫困均有显著的减缓作用,并且随着剥夺维度提升其减贫作用呈增长态势。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电商意愿及行为、增强健康意识、促进消费进而达到缓解相对贫困之目的。因此,为减缓宁夏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状况,需注重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与农村生活标准改善,深化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助农作用等。     

三元社会结构下贫困农村"三位一体"的综合养老模式探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突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开创了三元社会结构,也使得农村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现阶段,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从农民养老保障的客观需求出发,顺应我国农村养老方式的综合化、多元化。     

社会工作参与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的可行性研究

2020年不仅要完成脱贫攻坚,还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依据对旧屋基彝族自治乡的实地调研走访,总结分析社会工作参与巩固脱贫成果的可行性。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要实现预防返贫的目标,需要社会提供物质和智力的支持,需要社会工作的协同参与。社会工作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存在高度契合性,社会积极参与充分参与,有助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工作取得成效。     

农民数字化贫困及其减贫策略研究 ——江苏省以徐州为例

我国精准扶贫政策极大地消除了传统贫困,早在2015年,江苏省已经率先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然而在信息时代,贫困是多维度的,数字化贫困是数字化社会所呈现的一种新型贫困形式,主要是由政策、市场、社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表现为农民的数字化素养和能力的不足。通过对徐州三县十村的实地调研,发现消融农民数字化贫困,需要以提升农民数字化能力为核心,建立教育信息化帮扶长效机制,有序推动农村地区数字公共服务均等化,多元主体合力参与,全面提升农民数字化活动的社会支持度。     

后脱贫时代返贫防治路径研究

返贫防治是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途径,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发展动力,脱贫攻坚战略虽已平稳度过最后的决胜阶段,减贫速度和成果举世瞩目,但当下返贫现象层见迭出,且多具有"突发"性。故此,在不同理论视阈下对返贫原因进行分析总结,运用"突变理论"分析返贫成因,可以发现导致返贫的因素主要有:政策性的突然变更、突发性重大疾病、突发自然灾害、收入急剧下降等。为此,需要通过政策联动、多中心协同治理、农村资源产业化等措施进行返贫问题的防治,有效阻断返贫,确保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脱贫。     

推进蚕桑基地建设 助力凉山脱贫攻坚

凉山地处川滇结合部,幅员面积6.04万km2,辖17个县(市),总人口531.03万,其中彝族人口占53.81％,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四川省民族类别最多、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也是全国集中连片的特殊类型贫困区域“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贫困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论逻辑与机制研究

如何提升贫困治理效能是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当前我国贫困治理机制多为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一治理,未能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贫困治理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复合系统,本质上是要解决不同利益主体的集体行动问题,在借鉴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从新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三个方面去建立和完善贫困治理机制,通过协调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和行为,完善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