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林业产权制度变迁进程、动因及利益关系分析

有效的林业产权制度安排是林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核心。中国的林业产权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几经变迁,其中既有诱致性的变迁,也有强制性的变迁。林业资源的稀缺性,是林业产权制度变迁的原始动因,经济效率的激励和利益的驱动是林权制度变迁最重要的动因,同时,外部环境的变迁,人们需求或偏好的变化,也会驱动着林权制度的变迁。林业产权制度的变迁是利益分配制度重新调整的过程,不同的利益主体对制度变迁有着不同利益目标的诉求。     

联合产权制度与民营企业和谐劳动关系

产权关系决定着劳动关系的性质和特点,单一的资本产权及由此所形成的生产关系是民营企业劳动关系不和谐的根本原因.调整民营企业劳动关系的关键在于突破原有单一的资本产权制度,建立和完善全体生产要素所有者联合体与劳动者集体联合体有机结合的联合产权制度,形成以知识劳动者为代表的全体劳动者共享民营企业经济发展成果的机制.     

从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探讨如何增进农民福祉

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视角,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对农民福祉产生的影响,并从维护农民的产权权益和增进农民福祉出发,构建了土地产权改革的框架体系图并阐明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我国当前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应从确权、稳权、维权和放权4个角度出发,加强农民对土地的处置权,实现增进农民福祉的目标。     

土地确权背景下农村养老保障模式的创新思路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是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创新发展的重要促动因素。通过梳理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农村养老保障模式探索的历史演变进程,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土地养老保障功能经历了从物质精神的双重承担者、物质资源的实际供给者、基于传统的创新推动者向多元选择的有效支持者的演化历程,且土地保障功能正逐步从生存保障向投资保障转化。基于此在土地确权背景下,应充分发挥土地资源资产作用,以促进农村养老保障模式多层次发展。     

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的变迁与趋势——基于2010—2020年76份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以手工搜集的2010—2020年中国政府颁布的76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政策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刻画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的变迁与发展趋势。结果表明:1)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绝大多数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发出，反映出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处于由点及面有序推进的进程中；2)参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制定的部门逐年增多，形成了多部门共同推进改革的局面；3)不同阶段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内容聚焦点各不相同，政策演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政策形成阶段(2010—2016年)主要聚焦于以清产核资、确权登记颁证为重点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深化阶段(2017—2020年)主要聚焦于制定相关配套政策从而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和农民增收致富；4)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体系在清查集体财产、核定集体资金、身份确认和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等方面还存在政策供给不足的问题。     

农民“转居”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13个区县1200个农户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人们倾向于认为农民不愿意“转居”。利用北京市郊区13个区县、40个样本村的入户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MNL）分析了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民“转居”后生活满意度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论发现，只有13%的“转居”农户明确表示，“转居”让他们的生活满意度降低。而农户家庭的资产处置方式、收入水平、生产方式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会对“转居”后的满意度评价起到显著影响，特别地，实现农民“带资进城”是保障农民实现市民化的有效措施。     

农村基层组织“政经分开”的苏州模式实践与理论思考

“政经分开”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以江苏省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枫桥街道、吴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桥街道和昆山市花桥镇为案例，详细分析三地“政经分开”改革的社会经济背景、改革内容、改革效应和潜在风险。结果表明，三地“政经分开”改革是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村居民收入和公共服务需求增加、农村治理体系急需重建的背景下进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改革历程分为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5个分离、持续改进3个阶段。“政经分开”释放了巨大的改革红利，表现为农民资产性收入显著增加，农村社会管理效率明显改善，集体经济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但是存在财政负担加重、投入责任转嫁、政务居务不分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循序渐进推进改革、优化顶层设计、理清行政事务和社区自治事务边界、建立合理的经费投入分担机制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