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耕地产量差及生产限制性因子分析

产量差表征粮食增产空间,缩减产量差是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途径,解析产量差限制因子为探索产量差缩减路径、提高粮食产量提供依据。本文基于江苏省2000—2018年地市统计数据,借助边界线分析法定量分析粮食生产限制因子对产量差的贡献率,并解析限制性因子最适值。结果表明：江苏省耕地平均产量差占到最高产量和平均产量的比例分别为23.47%和64.05%,表明粮食产量具有较高的提升空间;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产量差的关键限制性因素分别为复种指数、劳动力和单产;江苏省粮食复种指数为1.6、机械总动力为5.3 kW/hm2、施肥强度为487.64 kg/hm2时粮食产量最高,是粮食生产要素投入最适值,其中施肥量超出施肥警戒线,表明江苏省农业施肥利用效率低下;转化产量差可实现苏南、苏中和苏北粮食增产30.3%、17.73%和21.45%,同时对耕地的需求量减少8.8%、13.38%和9.02%。因此,提出增加耕地复种规模,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政府加强对农户施肥指导以及提高机械化水平等缩减江苏省粮食产量差,促进粮食可持续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以实证调研数据为基础,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支撑,建立农户禀赋、政策认知、预期收益等24项指标的影响因素集,运用有序Logit模型,对南京六合区横梁街道农村居民点整理中农户意愿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24.89%的农户愿意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都对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预期提高收入、改善居住条件、改善出行交通、改善环境卫生条件,国家政策鼓励、亲友支持,宅基地面积、文化程度、政策评价与执行效率均对农户意愿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建议将培训就业、农民安居融入到整理重要环节中,逐步提升农户行为态度与感知行为控制能力,合理发挥主观规范作用,提高农民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意愿.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阿拉善盟土地利用结构多目标优化研究

从生态位理论出发,测算阿拉善盟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的经济、自然与社会生态位,以此作基础设置区域土地利用多目标,充分考虑阿拉善盟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状况,运用多目标遗传算法求解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案,为阿拉善盟土地利用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制定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在阿拉善盟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案中,耕地数量是33334hm2,林地面积是773814.1hm2,牧草地是12568412.1hm2,城乡建设用地是30123.2hm2。研究所确定结构调整方案与本轮规划所确定阿拉善盟结构调整方案有一定差异,这主要因为上级政府对土地资源配置未考虑区域资源环境特点。     

安徽省城乡统筹发展与农村土地集约利用的因果关系研究

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检验了安徽省城乡统筹发展度与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滞后1期和2期,安徽省城乡统筹发展与农村土地集约利用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这表明,城乡统筹发展促进了安徽省农村土地集约利用;同时,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也加快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步伐,提升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内涵。     

经济快速增长条件下的区域耕地数量安全——以青岛市为例

用ARIMA、双对数函数、虚拟变量等经济计量模型测算了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消费需求增加和耕地保护政策及其执行力度对经济快速增长条件下青岛市的耕地数量安全的影响。结果显示：未来10年，青岛市人口将以每年近0．65％的速度递增，平均每年净增4．65万人，到2015年将达到774．34万人，为解决新增人口的吃饭问题每年需增加耕地1751．09hm^2；过去20年青岛市城市化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耕地减少0．63万hm^2，到2005年减少至48．43万hm^2，2010年将减少到38．37万hm^2；小康型消费水平要求2010年耕地的最低保有量为48．60万hm^2，到2015年为50．12万hm^2，富裕型消费水平要求到2010年耕地的最低保有量为54．00万hm^2，到2015年为55．69万hm^2；新《土地管理法》实施后的耕地安全形势并不理想。针对影响耕地数量安全的因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扬州市土地利用系统协调性评价

运用以信息熵理论为基础的协调性计算模型对扬州市土地利用系统协调性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996-2010年扬州市土地利用系统及经济、社会和环境子系统发展水平逐步提高,且3个子系统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到2010年发展水平均达到0.5以上,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同时土地利用系统协调性也不断提高,由1996年的濒临失调水平发展到2010年的中级协调水平,但总体上还处在较低的协调水平。针对影响土地利用系统协调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扬州市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该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土地利用系统的协调性进一步提高。     

城市化进程对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以甘肃省和江苏省为例

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是人口非农化、经济非农化发展的一个过程,也是土地非农化的过程。文章以甘肃省和江苏省为例,运用相关系数和回归分析模型对我国城市化水平和耕地面积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阶段城市化水平和耕地面积的关系有不同的表现,但要协调好两者的关系,根本在于加快城市化进程,走集约利用土地的道路。     

宁镇扬丘陵山区土地利用与规划

江苏南部宁镇扬丘陵山区,在我国是一个高产农业区,为合理解决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土地有限的矛盾,本文在调查研究该区土地资源特点与土地利用现状以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的趋势,最后提出了各项合理用地和建设、开发利用重点的规划设想和意见。     

区域生态重建的经济补偿办法探讨--以长江上游地区为例

通过对区域生态重建经济补偿的内容进行分析并加以计量,结合上游地区的实际,提出对上游地区的生态重建成本给予全额补偿。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人们对生态价值的认识过程,运用生长曲线模型和恩格尔系数相结合进行分析,建立了区域生态重建的经济补偿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确定各受益对象对生态重的经济补偿的支付意愿,从而我建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区域生态重建的经济补偿方案。     

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研究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可以科学指导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广东省为例,分析了1996—2008年土地利用数量变化、结构变化、程度变化,并在统计软件SPSS的支持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寻找影响13a间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土地利用变化幅度大,土地利用程度加深;(2)耕地、林地、牧草地、未利用土地和其他土地面积净减少,园地、其他农用地、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水利设施用地面积净增加;(3)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可以归结为经济发展因素和农业发展因素,经济发展因素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农业发展因素也不可忽略。针对研究结果,"挖存量变增量、垦后备扩资源"将是解决广东省经济发展与农业发展齐头并进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