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地理群体菲律宾蛤仔的选择反应及现实遗传力

对不同地理群体的3龄菲律宾蛤仔(Pp莆田群体、Dp大连群体、Tp东京群体)进行了混合选择。测量了各实验组的壳长,计算了不同地理群体菲律宾蛤仔的选择反应和现实遗传力。结果表明,3个地群体菲律宾蛤仔子代的上选组壳长显著大于对照组(P<0.05)。在不同生长发育阶段,菲律宾蛤仔的选择反应(R)和现实遗传力(hR2)随着日龄的增大而减小,即R幼虫培育期0.804±0.084>稚贝期0.705±0.039>养成期0.671±0.024;hR2幼虫期0.458±0.051>稚贝期0.402±0.025>养成期0.382±0.013。从总体水平上分析,菲律宾蛤仔R为0.726±0.1074,莆田群体、大连群体、东京群体的R分别为0.758±0.101、0.690±0.049、0.732±0.059;hR2为0.414±0.044,莆田群体、大连群体、东京群体的hR2分别为0.432±0.058、0.393±0.028、0.417±0.033。地理群体间的R和hR2次序为莆田群体>东京群体>大连群体,且彼此间无显著差异。     

北方沿海香港牡蛎（♀）×长牡蛎（♂）杂种中期优势评估

为了评估香港牡蛎(♀)×长牡蛎(♂)杂种在北方沿海养殖中期能否产生种间杂种优势,在分析了早期杂种优势的基础上,以9个香港牡蛎自繁家系、9个长牡蛎自繁家系作为对照,以45个种间杂交家系为研究对象,进一步评估了中期杂种存活、生长及产量性状的杂种潜力及其优势。结果发现:1对于存活性状而言(360日龄),香港牡蛎存活率较低仅为9.09%,死亡主要发生在越冬期间(90~180日龄);长牡蛎存活率居中为51.26%,存活力下降主要原因是繁殖后夏季高温致死(360日龄);而种间杂种的存活率相对较高为87.64%,表现出明显的存活优势,其杂种潜力hp=2.72,杂种优势H=189.88。2对于生长性状而言(360日龄),从壳高水平上分析,长牡蛎平均壳高(50.74 mm)最大,显著大于香港牡蛎(45.17 mm)及杂交家系(42.70 mm);且种间杂交家系壳高显著小于两亲本子代;其杂种潜力hp=-1.89,杂种优势H=-10.97。从鲜重上看,长牡蛎的鲜重(17.24 g)最大,显著大于香港牡蛎(12.58 g)及种间杂交家系(9.47 g),且三者间彼此差异显著;其杂种潜力hp=-2.33,杂种优势H=-36.46。3对于产量而言,长牡蛎产量最高为3.22 kg,显著大于香港牡蛎(0.41 kg),与杂交家系无显著差异(2.98 kg);其杂种潜力hp=0.83,杂种优势H=63.97。研究表明,杂种在北方沿海养殖具有很好的抗低温、抗高盐能力,且存活力较强,但是生长性状表现出远交衰退特点。虽然产量性状具有杂种优势,略低于长牡蛎,但由于杂种外观上与香港牡蛎极其相似,故可以考虑将其作为北方牡蛎养殖的新品系(种)。同时,杂种在华南沿海是否具有杂种优势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贝类壳色多态的研究概况及展望

贝类壳色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多态性,并受环境、遗传等因素的调控,且与生长发育、营养成分有关.近十余年来,贝类在育苗与养殖过程中,病害频发、个体小型化[1].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与海区环境恶化、养殖结构不合理、病原生物增加等有关,也与其种质质量有关[2].     

菲律宾蛤仔育苗用水系统中的细菌分布和周年变化特征

于2005年对大连庄河海量集团菲律宾蛤仔Ruditapes philippinarum育苗系统沉淀池、砂滤池几类不同功能细菌数量的变化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砂滤池出口水中的异养菌、氨化细菌、弧菌、亚硝化细菌数量均与沉淀池出口水中差异不明显;沉淀池水中的细菌数量均比泥中低,但不低于1个数量级.水和泥中的异养菌、弧菌最高值出现时间一致,分别出现在4月末和5月末;水中的亚硝化细菌最高值出现在7～8月,泥中的出现在8月下旬～9月中旬;水中的氨化细菌最高值出现在8月下旬～9月中旬,泥中的出现在9月中旬～10上旬;泥中的反硝化、反硫化细菌最高值出现在6～9月.从异养细菌的数量看,沉淀池水质达到富营养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