坝上高原杨树人工林的枯落物及土壤水源涵养功能退化

为探究坝上高原不同退化程度杨树人工林对枯落物及土壤水源涵养功能退化的影响,于2016年7—9月在张北县进行样地调查,对不同退化程度杨树人工林地枯落物及土壤水源涵养功能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林下枯落物储量表现为轻度退化(24.68t/hm~2)中度退化(13.43t/hm~2)重度退化(3.66t/hm~2),枯落物有效拦蓄量表现为轻度退化(29.28t/hm~2)中度退化(23.18t/hm~2)重度退化(3.30t/hm~2),最大持水量为轻度退化(34.90t/hm~2)中度退化(24.13t/hm~2)重度退化(3.86t/hm~2),最大持水率表现为轻度退化(228.80%)中度退化(228.70%)重度退化(119.94%),枯落物持水量、持水速率与浸水时间分别符合对数函数与指数函数;(2)不同退化程度土壤容重范围为1.65～1.80g/cm~3,毛管孔隙度为27.42%～33.64%,总孔隙度为29.97%～38.57%;(3)林地土壤入渗速率与入渗时间呈幂函数关系,稳渗速率表现为中度退化(3.32mm/min)轻度退化(2.58mm/min)重度退化(2.44mm/min)。坝上高原退化杨树人工林的枯落物及土壤的水源涵养能力处在较低水平,随退化程度增大而显著下降。因此,在森林经营中应注意合理的树种选择,对退化较严重的林地通过补植其他树种或促进更新进行修复。研究结果可为当地杨树人工林退化评价及相关恢复重建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及参考。     

金融素养影响农户正规信贷获得的内在机制研究——基于需求角度的分析

降低农户的信贷约束是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基于农户信贷需求的角度,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农村家庭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Ivprobit模型,分析我国农户正规信贷获得与金融素养之间的关系,探讨农户正规信贷约束在需求层面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样本中有53.1%的农户受到需求层面的信贷约束,且在农业生产、工商业经营、房屋购建和汽车购置用途上潜在正规信贷需求向有效正规信贷需求的转化较低,分别为47.3%、56.0%、36.1%和52.6%,而有效正规信贷需求向正规信贷获得的转化较高,分别为70.0%、78.6%、74.2%和90.0%。农户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提高其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并且可以降低农户因不知道如何申请贷款或对贷款存在认知偏差而产生潜在正规信贷需求的概率,同时可以促进农户将潜在正规信贷需求转化为有效正规信贷需求,进而降低农户受到的正规信贷约束。据此,提出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发挥农户社会资本对信息不对称的缓解作用,切实完善和实施土地流转政策的政策建议。     

应用线性方程确定林火强度

森林火灾作为燃烧系统,和森林可燃物的数量,含水量以及分布状态有关,也和当时的蔓延速度和可燃物的燃烧速率有关。按照不同的要素,包括初始燃烧速率,蔓延速度和地表杂草枯枝落叶层单位面积上的负荷量,以确定林火强度。火爬坡时,蔓延速度增加,火强度相应地增加;相反,下坡火的蔓延速度减缓,火强度也相应地变小。根据计算结果,林火强度不超过1×10~3千瓦/米~2是低强度,这时1立方米内的可燃物被烧掉的数量不超过3公斤,地表杂草枯枝落叶层的可燃物数量(W_0)不超过2.5公斤。即便地表可燃物保持在2.5公斤以下,蔓延速度大于3米/分时,火强度均将超过1×10~3千瓦/米~2。地被物数量大,火蔓延速度也大的林型中将产生最大的火强度,这和过去的经验是完全符合的。     

利用山地优势 发展茶叶生产

我县位于广东省东北部,是全省五十个山区县之一。北面与福建省武平县交界,东南与我市梅县相邻,西与平远县接壤,全县总面积为957.1平方公里。直辖12个镇及市属两个农场,一个工厂,全县总人口21.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6.8万人,农村劳动力7.5万人,现有耕地11.15万亩,其中水旱田9.25万亩,山地总面积约112万亩,其中可开发     

大兴安岭森林可燃物含水率,燃点,灰分的测定及其对易燃性和燃烧性的影响

一、引言影响森林可燃物的易燃性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气象因素(降水量、气温、相对湿度、风速等);自身因素(含水率、燃点、灰分、抽提物含量等)。气象因素的影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气象因素相同的条件下,由于自身因素的不同,可燃物的易燃性和燃烧性也有很大的差别。据此对大兴安岭森林可燃物进行了系统的采样,并对影响其易燃性的两个重要参量:含水率及燃点,和影响其燃烧性的一个重要参量:灰分进行了测定。含水率的测定用的是称重法,使用的仪器是最高温度为300℃的恒温烘箱和天平;燃点的测定用的     

茶树树冠结构的多元差分方程组模型

茶树的生长、产量和品质受树冠结构的影响,因此利用数学模型来模拟茶树树冠指标的变化可以指导茶树的栽培和管理。考虑到茶树树冠各指标不但相互影响,而且与前几年生长数据相关,针对茶树树冠15个生长指标的18年数据,建立了多元差分方程组模型,并提出了一种结合利用聚类分析和神经网络进行模型参数估计的方法。计算表明,笔者研究中模型的平均相对误差绝对值(MAPE)为0.045828,低于一元差分方程模型的MAPE的平均值0.0618和一元回归方程模型的MAPE的平均值0.0842,精度有明显提高。该方法可以用于其他多维时间序列的差分方程组建模。     

我国银耳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建议

从产区分布、国内市场、出口贸易3个方面分析我国银耳产业发展现状,指出近年来我国银耳产量稳步提升。福建省作为银耳最大产区,近年产量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银耳国内市场总体向好,加工类产品中,冻干银耳羹、鲜炖银耳两类产品销量增长。银耳出口数量和金额在2021年后回升,2022年我国银耳出口总量为4 566.09吨,同比增长18.47%;实现出口额8 813.18万美元,同比增长32.26%;出口单价19.30美元/千克,同比增长11.63%。出口贸易主要省份为福建和湖北,2022年实现出口额和全国出口总量的占比分别为5 566.41万美元、63.16%和2 208.58万美元、25.06%。泰国是我国银耳出口主要流向国,其次是中国香港地区。分析我国银耳产业在种业创新与保护、生产技术水平、精深加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北京山区侧柏利用水分来源对降水的响应

【目的】探究降水不足的北京山区降水量变化对侧柏利用水分来源的影响,为了解侧柏对土壤干旱胁迫的响应提供理论依据。【方法】2015年7月,测定侧柏枝条及各潜在水源的稳定氢氧同位素(18O/16O、2H/1H)比率,利用Iso-Source多元线性混合模型,计算2015年6月29日—7月1日3天不同降水梯度(A区:完全遮断自然降水,降水量0 mm;B区:遮挡自然降水的一半,降水量12.7 mm;C区:无遮挡自然降水,降水量25.4 mm;D区:将A区降水输入该区,形成双倍降水,降水量50.8 mm)下侧柏对各层土壤水和地下水的利用率。【结果】随降水量增加,侧柏表现出"二态"结构特征,其水分来源从深层逐渐向表层转移;A区侧柏主要吸收60~100 cm土层土壤水和地下水,利用率分别为31.5%和32.8%;B区侧柏与A区相似,对60~100 cm土层土壤水和地下水的利用率分别为28.1%和25.7%,对0~20、20~40和40~60 cm土层土壤水的利用率在15.4%左右;与B区相比,C区侧柏对60~100 cm土层土壤水和地下水的利用率有所减少,分别为19.8%和22.8%,对0~20和20~40 cm土层土壤水的利用率增加,分别为17.8%和22.9%;D区侧柏水分来源与C区相近,对0~20、20~40和60~100cm土壤水和地下水都有利用,利用率为20.0%~25.2%。【结论】侧柏能根据水分条件调整对水源的利用率,这种适应水分环境的水分利用能力有利于侧柏度过极端干旱胁迫。     

北京山区侧柏林蒸散组分d18O的确定及其定量区分

基于稳定同位素技术,对北京山区侧柏林蒸散各组分的δ~(18)O 进行了确定,并定量区分了蒸散量中蒸腾量和蒸发量所占的比例。在对侧柏林大气水汽氧同位素组成δV进行原位连续观测的同时,选择典型晴天对侧柏枝条和土壤进行野外采样,并结合室内分析分别获得了枝条和土壤水中的氧同位素值。结果显示:(1)用Craig-Gordon方程估测的4个测定日δE介于(-20.26‰)~(-17.48‰),δS介于(-5.22‰)~(1.75‰),δV介于(-19.09‰)~(-16.21‰),δSδVδE。表明在蒸发过程中,土壤蒸发水汽~(18)O 明显贫化;(2)基于稳态假设,4个测定日侧柏林δT介于(-7.31‰)~(-2.09‰);用Keeling曲线拟合的δET介于(-8.21‰)~(-3.84‰),且方程的相关性均大于0.89,δEδETδT,说明日中时满足氧同位素稳态假设;(3)在获得了δE、δT及δET的情况下,对侧柏林蒸散量进行定量区分的研究结果显示:4个测定日侧柏林蒸腾量占总的蒸散量的比例介于85.37%~93.04%。研究结果表明,侧柏林蒸腾量是蒸散量的主要组成部分,蒸腾耗水远远大于蒸发耗水。     

乡村空间地域系统的功能多元化与新农村发展模式

乡村地域系统拥有城市地域无法替代的经济、社会、生态等功能.乡村的发展对国家的经济腾飞和稳定发展有着基础性的作用,有效的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卫生安全,保持了区域的生态平衡,同时还具有多样化的居住、社会、文化价值.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有"城市优先"的倾向,致使乡村地域系统职能的失调和空闻发展的失序.主要表现在:乡村经济职能和居住职能的失调;城乡产业空间布局的失序;乡村发展空间的被剥夺.城乡协调发展要求将城市与乡村看作同等重要的地域实体,只有最大程度的发挥城乡的优势才能实现共同发展.明晰乡村地域系统的职能有利于更理性地思考城乡产业布局、乡村整治的方向、乡村职能的外部性以及乡村补贴等现实的政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