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丹草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对模拟盐碱互作胁迫的响应

为限制盐碱地高丹草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主导影响因素,将2种中性盐(NaCl、Na2SO4)和2种碱性盐(NaHCO3、Na2CO3)按照不同比例混合,模拟出16种盐碱互作条件,研究盐碱互作胁迫对高丹草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高丹草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参数与总盐浓度、pH以及CO2-3和HCO-3浓度的影响较大,而CO2-3和HCO-3浓度又是影响pH的主要因素,总盐浓度和pH可作为影响高丹草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主导因素。但是,反映种子萌发参数的发芽率(Gr)、发芽势(Gp)、发芽指数(Gi)等指标以及反映幼苗生长参数的芽长(GL)、根长(RL)和侧根数(LRN)等指标对盐浓度和pH胁迫的敏感性不同,在相同等盐浓度下,随着pH的增加,GL、RL和LRN降低幅度较Gr、Gp、Gi等参数的降低幅度更为明显,盐害系数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说明盐浓度对高丹草种子萌发的影响较大,而高pH胁迫则主要影响其幼苗生长。因此,盐碱地高丹草的种植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土壤含盐量的因素,而且要考虑pH的影响。     

从国际金融危机入手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对国际金融危机加以深刻的审视与反思,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金融危机为对大学生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机遇:金融危机的后果粉碎了资本主义的"神话";危机的爆发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实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金融危机所提出的警示为思想政治教育增添了新内容。     

优质杂交稻新组合泰香8号的特征特性及保优高产栽培技术

介绍了泰香8号的特征特性,总结其高产保优栽培技术,包括培育壮秧、合理密植、平衡施肥、科学灌水、病虫草害综合防治、适时收获等方面内容,以为泰香8号的栽培提供指导。     

渔业管理中生物学参考点的理论及其应用

生物学参考点常被表示为与渔业管理相关联的捕捞死亡率和生物量,是单从生物学角度来衡量渔业资源及其开发状况的指标。通常可分为目标参考点、限制参考点和阈值参考点。目标参考点是为了持续获得某一目标渔获量所需的最小生物量和相应捕捞死亡率,包括目标生物量(Bmsy)、目标产卵亲体量(Smsy、SSB35%、SSB40%)、目标捕捞死亡率(Fmsy、Fmax、F0.1、Fmed、F40%、F40%)等参数。限制参考点用于保证捕捞死亡率不会高到危害鱼类种群的可持续利用和其生物量不会低到危害其生存,主要包括Fmsy、Fmax、F0.1、Fcrash、F20%、Bloss等参数。阈值参考点介于目标参考点和限制参考点之间,包括预防性捕捞死亡率Fpa、预防性生物量Bpa,主要对渔业资源的开发和管理进行预警,防止生物量小于BL。生物学参考点主要应用动态综合模型、产量模型和亲体量补充量关系模型来估算,估算过程中需要考虑到补充、生长、死亡等生命史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本文对生物学参考点的发展和应用进行了综述,并以金枪鱼渔业为例阐述它在渔业管理上的应用。近几十年来,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出现衰退,亟需利用生物学参考点的原理和方法对重要渔业资源种类进行...     

鹤峰县天保工程建设成效定量分析

天保工程建设是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措施,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对鹤峰实施天保工程以后,森林资源变化情况、水土流失变化情况等重要生态环境因子进行了详细调查,并与天保工程实施前比较,结果表明:5年来,鹤峰县天保工程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显著,折算总效益784 959.90万元。     

贵州省黎平县地表覆被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碳储量变化

[目的]对贵州省黎平县地表覆被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碳储量变化进行评估,为区域碳源和碳汇管理及"大生态"发展目标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黎平县2005,2010和2015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结合CA-Markov模型和InVEST模型碳储量模块,在对土地利用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定量评估了研究区2005—2025年生态系统固碳能力。[结果]①2005—2015年,黎平县耕地、林地、未利用地呈减少趋势,草地、建设用地、水域呈增加趋势。②2015—2025年土地利用整体变化趋势与2005—2015年一致但幅度增大。耕地由2005—2015年的降幅2.37%到2015—2025年的增幅4.21%,整体趋势发生转变;③2015年黎平县生态系统总碳储量和平均碳密度分别为9.12×10~7 t和206.61 t/hm~2。自2005年以来分别下降2.00×10~5 t和0.45 t/hm~2。2025年黎平县碳储量和平均碳密度分别为8.98×10~7 t和203.44 t/hm~2。[结论]黎平县生态系统固碳能力呈减弱趋势,林地的大面积转出和建设用地的扩张是碳储量下降的直接原因,未来应加强对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化。     

高镉累积水稻对镉污染农田的修复潜力

为探究高镉累积水稻品种扬稻6号和玉珍香对镉污染农田土壤的修复潜力,通过大田小区试验,测定6个不同生育期(返青、分蘖、孕穗、齐穗、蜡熟、完熟)5个部位(根、茎0～10 cm、茎10～20 cm、茎20 cm以上和谷)稻草的镉含量,开展高镉累积水稻镉累积规律、移除时间和移除高度研究。结果表明,水稻扬稻6号和玉珍香各部位镉含量随生育期的延长而增加,孕穗期增幅最大,完熟期达到最大值,在同一时期不同部位镉含量分布随株高呈递减趋势;完熟期,水稻品种扬稻6号和玉珍香的根、茎0～10 cm、茎10～20 cm、茎20 cm以上部分和谷中镉含量分别为19.3、11.8、9.4、8.1和3.9mg/kg与19.5、16.3、14.3、9.7和3.7 mg/kg,其对应的镉富集系数均大于1,对镉表现出高积累特性;稻草镉的移除含量在全育期均表现从大到小依次为整株收割、地上部全收割、离地10 cm收割、离地20 cm收割,完熟期整株移除情况下,扬稻6号稻草镉累积移除含量达1 652.11μg/株,玉珍香稻草镉累积移除含量达1 547.70μg/株;一年种植一季水稻扬稻6号和玉珍香,整株移除情况下土壤镉移除效率分别为9.1%和8.5%,地上部全移除情况下土壤镉移除效率分别为7.2%和7.1%。因此为兼顾水稻移除修复效果和可操作性,建议稻草在完熟后按地上部全收割的方式移除。研究结果可为镉污染稻田的植物修复治理提供新的思路。     

转变耕作方式对长期旋免耕农田土壤有机碳库的影响

土壤深松是解决长期旋免耕农田耕层浅薄化、亚表层（>15～30 cm）容重增加等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而将长期旋免耕农田进行深松必然导致农业生态系统中土壤有机碳（soil organic carbon,SOC）及碳固定速率的变化。因此,为对比将长期旋免耕转变为深松前后农田土壤有机碳库变化,该研究利用连续12a 的旋耕和免耕长期定位试验以及在此基础上连续6 a旋耕-深松和免耕-深松定位试验,对比了转变耕作方式对农田土壤0～30 cm有机碳含量、周年累积速率及其固碳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过连续12 a的旋耕和免耕处理（2002－2014）,2014年免耕处理土壤0～30 cm有机碳储量比试验初期（2002年）提高38%,旋耕处理降低了30%,而对照常规处理无显著差异。免耕处理土壤0～30 cm有机碳储量比旋耕处理高约2.6倍（2014年）。长期免耕显著提高了土壤0～30 cm的有机碳含量,2002~2014年其土壤0～30 cm固碳量为16.69 t/hm2,但长期旋耕导致土壤0～30 cm SOC含量显著降低,表现为土壤有机碳的净损耗,年损耗速率为?0.75 t/hm2。而长期旋耕后进行深松（旋耕-深松处理）6年其土壤0～30 cm的有机碳含量较原旋耕处理提高32%～67%,且显著提高了土壤固碳量及周年累积速率;免耕-深松土壤0～30 cm的有机碳周年累积速率较免耕处理下降了42%。长期旋耕造成有机碳水平下降的条件下,将旋耕处理转变为深松处理在短期内更有利于促进土壤有机碳的积累,而将长期免耕处理转变为深松措施,降低了土壤有机碳的累积速率和固碳量。     

基于高密度SNP标记的云南元阳红米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分析

为了明确云南元阳红米地方品种种质资源的遗传背景及遗传多样性,给当地红米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对元阳梯田地区的红米种质资源进行了全面收集,并利用分布于水稻12条染色体53 032个SNP标记的水稻50K液相基因芯片对155份红米材料进行全基因组基因型检测,通过群体结构和聚类分析,评价红米种质资源的遗传背景和多样性。通过计算最小等位基因频率（MAF）、核苷酸多态性（pi）、多态性信息含量（PIC）等多个多态性指标,发现元阳红米品种间的位点遗传多样性较低。通过群体结构分析,可将供试材料分为9大类,9个类群之间基因交流不频繁,类群内遗传背景单一,少部分材料具有混合的遗传背景。NJ聚类分析可将供试材料分为明显的籼、粳2大类,其中籼稻类涵盖的材料有140份,占供试材料总数的90%。本研究利用高密度SNP基因型数据揭示了云南元阳地方红米品种的遗传多样性水平较低、种质资源遗传背景单一等特点,通过精准鉴定去除了品种重复,为当地红米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加快我国畜牧兽医标准化工作的思考

标准化是产业化的基础。畜牧业的标准化可使畜牧生产达到最优化状态,提高畜牧产品质量,实现畜牧业产业化。目前我国畜牧兽医标准化工作还是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因此实现我国畜牧兽医标准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该文介绍了我国畜牧兽医标准化的内容,实施畜牧兽医标准化的意义,以及实施畜牧兽医标准化应注意的问题和采取的有效措施,提出了做好标准化工作必须要抓好的十个方面的工作,以及重点环节。并对推进畜牧兽医标准化的动力进行分析,包括行政推动力、市场拉动力、示范带动力和社会促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