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法的三维模式讨论

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生态法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回应。但生态法并不是单一的法律规范集成,而是有其自身的逻辑结构,本文提出,生态法在三维模式基础上形成的,所谓三维模式是由生态伦理、生态技术和生态法律制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组成的一种理想的模式,该模式生态法建立的基础、原动力、未来发展的方向指引,乃至在生态领域的法治运行的解释路径。同时,在这种模式下生态伦理是生态技术和生态法律制度形成的伦理基础,生态技术则是将生态伦理和生态法律制度应用到社会生态保护实践中的重要方法和手段,生态法律制度则是对生态伦理的不断演进以及生态技术生产和实施的保障,三者共同组成生态法立体型结构模式。本文从生态法三维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三维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对生态法的作用等三个方面简要分析和讨论了生态法三维模式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生态法在具体内容的模糊性,以及在研究的深入细致的缺乏,目前,我国的生态法的三维模式在现阶段还处于一个理想的状态。无论如何,国家加强生态伦理教育、创新和发展生态技术,完善生态法律制度,都是生态法走向完善的必要之举。     

省级林业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构建科学的林业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对评估生态文明发展状态和引导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从生态安全、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治理等4个维度构建省级林业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林业生态文明建设现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态安全维度,全省得分最高的是河源市(39.95),最低的是佛山市(13.94);生态经济维度,得分最高的是肇庆市(24.72),最低的是汕头市(9.24);生态文化维度,得分最高的是惠州市(18.96),最低的是揭阳市(13.56);生态治理维度,珠海、深圳、湛江、汕头和汕尾等市在森林防火、林业人才队伍和苗木生产等方面为林业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较强的支撑保障。从综合评价结果看,全省林业生态文明建设指数得分90分以上的地级市分别是肇庆、惠州、清远和韶关等4市。     

把兴安盟建设成为东北地区最重要的生态防线

文章从生态区位、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相互联系和影响,阐述了兴安盟为什么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生态防线,而且是最重要的生态防线的理由,分析了兴安盟生态环境现实中存在主要问题,提出了生态保护和建设战略设想。     

园林生态设计理论在住宅区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本文阐述了国内住宅区景观设计的现状及住宅区景观生态设计的要点和手法,分析了水环境、植物配置、景观建筑材料及景观能源消耗、生态设计在住宅区建设中的应用,并就生态住宅区硬质和软质景观设计提出了建议。     

南阳生态产业文明建设初探

坚持科学发展观,发展生态产业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要举措。南阳在生态产业的发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受到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仍面临着许多的问题。结合南阳生态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今后需要在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第三产业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推进南阳的生态产业文明建设。     

近15年内蒙古生态承载力时空分析

随着人类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面临更大的挑战,把握好资源环境利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尤为重要。内蒙古自治区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立足各盟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受到广泛关注。采用生态足迹模型测算了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在2005、2010、2015、2020年的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并分析了其时空变化特征。结果显示：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间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和生态盈余空间差异较明显,生态承载力均低于生态足迹(除2005年锡林郭勒盟外),出现不同程度的赤字;各盟市在2010年后生态承载力均有小幅上升趋势,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长速度也有所放缓,但生态超载依然存在。为此,从保护生态生产性土地、增强人口素质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为自治区践行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信阳市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建设的思路与措施

一、建设生态示范区的基本思路 一是以林业生态工程为骨架,坚持山区、丘岗、平原一齐上,建立比较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建设好淮河防护林生态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农田防护林工程、绿色通道工程、城乡绿化一体化工程、种苗工程等,特别要抓好退耕还林(草)工程。全市有6.6万公顷坡耕地,有5.2万公顷生产条件恶劣、灾害频繁的“望天田”和岗地,要按期全面完成退耕还林(草)任务,不断扩大林业用地和有林地面积。二是坚持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建立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按照“区域化布局、基     

正确理解生态文明内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阐述了生态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认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从生态建设本身着手,必须从规范人的生态行为着手。而规范人的生态行为文明取决于人的生态意识文明、人的生态道德文明人的生态法治文明。     

古蔺河流域生态足迹分析

文章以流域为单元,在流域尺度上计算其生态足迹,对古蔺河流域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了计算分析。选取折算后的具生产能力的耕地、草地、化石能源、建筑用地及水域6项指标,在收集了古蔺河流域生产性土地详细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流域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间的关系,寻找生态足迹较大的指标和导致生态赤字上升的因素,衡量古蔺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导依据。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国内实践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贯彻“两山”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近些年, 我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形成了生态产业化经营、生态补偿、生态权属交易、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等模式。文中分别以东北、中部、东部和西部为研究区域,介绍不同经济区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做法和具体成效,分析我国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探索过程中面临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在不同地区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建议,以期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足迹测算及其动态变化分析

通过选取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1996年、2001年、2006年、2011年、2016年统计年鉴与土地资源数据,并以5年为单位,利用生态足迹模型测算了1996—2016年间长株潭城市群人均生态足迹,研究其动态变化。结果显示:2016年长株潭地区的人均生态足迹为2.047 4 hm^2,人均生态容量为0.810 5 hm^2,人均生态赤字为1.236 9 hm^2;1996—2016年长株潭地区人均生态足迹年平均增长率为2.20%,人均生态赤字呈现先快后慢的增长趋势。基于此,以建设长株潭国家森林城市群为契机,提出提升生态绿心森林资源质量、保护生物多样性、发展低碳的森林生态旅游产业、引导科学消费等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国土空间规划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及管控措施探讨——以山东省为例

以山东省为例,总结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中存在的区域性重要生态资源没有纳入、未从构建全省和区域稳定生态安全格局角度考虑、破碎化与岛屿化现象严重等问题,提出国土空间规划下生态保护红线分类分级划定和根据不同地貌特征、区位划定的思路,为各级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及出台管控措施提供参考。     

典型生态脆弱区生态空间规划与治理研究 ———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例

生态脆弱区是生态环境易遭受破坏的主要区域,承担着水源涵养、物种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碳 汇等重要职责,已成为生态空间规划与治理的重点关注区域。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处于西南山 地农牧交错脆弱区,是我国修复青藏高原南缘滇西北高山峡谷生态屏障的关键治理区域。基于生 态脆弱区异质性、不稳定性与时空波动性特征,剖析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空间治理面临的重难点与 挑战,系统划定“深绿空间”、精细化划分“浅绿空间”,构建全域全要素生态空间治理体系,提出系 统实施生态修复、多维度探索生态价值转化增值、提升生态文化韧性的生态空间治理路径,引领典 型性生态脆弱区规划治理与绿色转型发展。     

基于生态敏感性的刘河镇生态空间规划研究

以河南省荥阳市刘河镇为基址,在自然地理、生态资源和社会经济3个方面选取具有代表性的7个生态敏感性评价因子,建立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确定研究区域不同层次生态敏感性的生态空间,采用“生态模型—生态要素—生态格局”的评估方法构建“一轴、一心、两区、多廊道、多节点”的区域生态安全格局。     

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中生态用地对策研究——以甘南黄河重要水源涵养补给生态功能区为例

生态用地作为能起到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的土地类型,已经越来越引起专家学者和政府规划部门的重视。阐述了生态用地的概念及内涵,对甘南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中生态用地的应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确定生态用地的原则及对策。     

在生态土地分类中的作用(英文)

本文描述了研究区吉林省东部山区的地文景观特点和自然植被状况,阐述了生态土地分类的定义、基本特点及发展。根据研究区的地形图和卫片结合试点的劲松林场480个样点植被现状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基于坡度、坡向、植被和海拔的四个分类因素下的5类和15类生态土地类型图。生态分类系统是确定、描述和绘制生态系统类型图的方法。本文研究是生态分类系统在吉林省东部针阔混交林区试验应用的一部分。图5表1参14。     

森林生态制度文化:机构·法律·行为守则

由于个人、政府、企业通过对森林物质文化的生态认知、生态情感、生态响应而产生的生态法律法规、生态行为守则、生态机构组织和管理机制等组成了森林生态制度文化;森林制度文化是森林管理文化的核心,是国家管理森林的主要工具;研究森林制度文化,分析其薄弱环节、落后因素,并加以改进,有助于建设先进、和谐、科学的森林制度文化.     

生态文明与生态大学的构建

生态文明是人类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更高层次的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高校作为承担国家人才培养、科研攻关及社会服务的重要机构，有义务通过生态大学的构建来培养具备生态素养的人才，为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提供智力支持。建设生态大学必须深刻领会“生态”的内涵，通过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四位一体、交融共赢、和谐共生，达到校园本体物质生态与人文生态的动态平衡；同时必须清楚“生态大学”的评价指标，明晰它只是一种治理大学的手段和途径，不是学校的办学定位，相反而是要服务于学校的办学定位。     

1995-2013年承德市生态足迹变化分析

生态足迹可用于测定与度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程度。文章通过对承德市1995-2013年的生态足迹进行计算,分析了城市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为制定地区生态足迹消减政策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995-2013年承德市总的人均生态足迹呈递增状态,由1995年的1.1740 ghm2/人增至2013年的2.4939 ghm2/人,增幅为112.44%;化石能源用地是承德市人均生态足迹增大的主要原因;可利用人均生态承载力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由1995年的0.2888 ghm2/人下降至2007年的0.2471 ghm2/人,降幅为16.88%,而后增加至2013年的0.3758 ghm2/人,增幅为34.25%。承德市一直处于生态赤字状态,且呈增加趋势,1995-2013年的人均生态赤字分别是全球及全国2008年水平的1.8倍和1.3倍,分别是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1996-2011年平均水平的53.65%、65.20%和98.66%,对减小京津冀地区生态赤字的贡献率不大。     

鹤对生境变化的适应性选择及其生境的恢复与重建

鹤是湿地生态的重要指示物种。黄河三角洲生境多样性资源为鹤类栖息提供了优良的生态环境。但由于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本身具有脆弱性、不稳定性、易变性的生态特点,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作用下,鹤类栖息生境常发生剧烈变化。本文从较长的时空尺度阐述了鹤对生境变化的适应性选择,介绍在生境退化、生态恶化区域实施的生境恢复与重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