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料发展应适合国情——访上海化工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潘振玉

说起上海在新中国化肥发展史上的地位,用“龙头老大”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而在上海的肥料研发推广领域做得最好的,非上海化工研究院莫属。潘振玉,上海化工研究院教授级高工,从1964年华东理工大学无机化学专业毕业后,一直在该院工作,见证并亲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40余年的化肥发展,他始终认为,中国的肥料发展应该以具体国情为参照,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考虑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肥料战线老战士潘工从事肥料工作40多年,可以说是一名老战士。从学校一毕业,他就被分配到上海化工研究院从事氮肥的研发工作,后来研制合成氨再加工产品,再后来搞化学化工的工程工作,随后他被调到科研管理岗位。作了近5年的科研管理后,在肥料发展的今天,他又重新回到科研岗位搞化肥的二次加工和深度加工的研究,一直到现在。由于他所在的上海化工研究院一直都处在新中国肥料研究的前沿,许多历史瞬间都有他们的参与,可以说,他的经历,尤其是他工作岗位的变动,恰恰反映了我们国家肥料发展的大体脉络。所以他自豪地说:“除了1964年我进入这个领域之前的事件没有赶得上,后来肥料界的一些大的事件,我几乎都亲历过。”潘工所说的“没有赶上的事件”,其中就有早期我们国家的小合成氨试验,以及60年代...     

台商上海遭遇强敌

近十年来,台商已成为中国大陆最活跃也最具实力的经济力量之一。上海作为台商集聚的热点地区一直备受两岸传媒关注。最近。台湾《商业周刊》的记者周启东讲出这样一个故事:宁夏自治区是大陆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今年5月18日,原本在上海的丰叶地产不远千里来到宁夏的省会银川推案。在上海被两千家代销公司淹没的丰叶地产在这里一炮而红。开盘前夕的凌晨三点,订屋者将销售中心挤爆,甚至惊动当地的公安、媒体,房子当然是销售一空。“我现在都会劝刚来上海的朋友,不要再到上海挤了,傻瓜才到上海!”丰叶地产总经理刘正平说。     

最后的渔民

按惯例,上午十点左右,王庆云应该到市场上卖鱼。可是记者赶到时,他一个人坐在太阳下清理“挂钩”,身上穿的毛线衣像是被鱼冲破似的,到处是洞,成了“渔网”。“已经一周没闻到鱼腥味了。”王庆云无可奈何地说。近几天,他没捞着鱼,     

依靠科技养牛勤劳致富“真牛”

说于元海“牛”,这话不假。 虽说他今年只有28岁,可目前已是拥有固定资产30万元,流动资金34万元,年可出栏肉牛300头,获纯利7万余元的嫩北农场九队“洪兴养殖场”的小老板了。不仅如此,2002年,他还先后被黑龙江省九三农垦分局党委、团省委和省农委等六部门分别授予“九三分局十大杰出青年”、“黑龙江省十大农村青年科技致富标兵”等荣誉称号。     

无聊玩笑致车损 拒不赔偿成被告

刚实的新车被摔坏 龙润时是芷江县某乡楠木山村二组的村民,是有名的乐天派,农闲之时,他总是忘不了说上几句玩笑话,让听者捧腹。在组里,乡亲们也喜欢与他开玩笑,甚至连孩子们都叫他“笑伯伯”。龙润时2002年58岁,玩笑开了几十年,但因开玩笑而惹上官司,倒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说起这官司,龙润时再也笑不起来了。 2002年6月23日,同组村民赵兴权到县城购得1台南方125型     

"老顽童"办农庄快乐赚钱

在浙江嘉兴市七星镇上有个农庄,庄主是周新镇,他的农庄距离嘉兴市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距离上海也不到100公里。嘉兴和上海的不少小学都经常到周新镇的农庄搞活动。现在周新镇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和孩子们一起玩捉泥鳅、捷田螺等活动,因此得了个“老顽童”的雅号。来这个农庄的客人以小朋友为主,仅今年“五一”期间就接待了两万多人。用新镇今年已经56岁了,和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很快乐。在这样的快乐当中,农庄的效益也越来越好。在2002年之前,周新镇是以经营花卉为主,那么他是怎样成为快乐赚钱的老顽童的呢?到2002年,周新镇已在嘉兴市里做了十…     

孙达人不当省长当教授

<正>中国的现当代历学家曾普遍认为,农民战争迫使统治者让步,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可1965年11月,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怎样估价让步政策》的文章,说社会进步是农民战争直接作用的结果,并非“迫使统治者让步所致”.响应他的人很少,但毛泽东主席赞同他的观点.这位年轻人就是孙达人,那一年他才30岁.1957年他从山东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工作.三年后又被调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     

一位民工的维权经历

徐栋,男,32岁,江苏人。2002年5月到上海务工。初到上海时应聘到一家鞋厂上班。姓金的经理对他说:“你的工作表现不错,试用期就免了,第一个月工资600元。干得好的话,我再给你加薪。”可1个多月过去了,厂里没发工资。徐栋提出辞职,金经理却说:“必须在你交辞职书的1个月后才能离岗,否则单位是不会结工资给你的。”     

天价藏獒伙食费一天5元钱左右

4月15日《华西都市报》：“有点难想象。好像狼狗一天都要吃十多元，藏獒那么大，每天只吃5元钱，不得营养不良吗？”围观的市民张勇说，他一直认为像藏獒这样的犬种，肯定每天得花费上百元的食物。昨天下午2点，成都三圣乡幸福梅林的一处空地上，几只精品藏獒的“模特秀”吸引了数名市民的围观。     

证据法若干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于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是我国有关证据方面的两个重要的立法,其实施也赢得了较好的社会评价.但我国的证据制度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历史,几十年来,这一制度一直处于自发状态下,既没有明确的建设目标,也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时至今日,连正式的名称也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架起菜农通向富裕的桥梁--记北京市平谷区青年农民张永利

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的北京华利丰出口蔬菜合作社蔬菜保鲜加工厂内,前来交售甜豆、荷兰豆的农民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厂里的蔬菜经过保鲜加工后将出口到日本,加拿大、西欧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北京华利丰出口蔬菜合作社是平谷区蔬菜产业里最大的农民合作组织之一,担负着向农民提供蔬菜新品种的引进试验、推广、技术培训和销售服务的任务。在平谷有出口蔬菜基地130多公顷,年出口蔬菜5000多吨,出口额3000多万元,现有社员1000多户,人社社员的菜地每667平方米(1亩)纯收入比其他农户多1000多元。由于华利丰出口蔬菜合作社在促进农民增收和蔬菜出口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其带头人张永利也获得了多项荣誉称号:2002年被评为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200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共青团员、获得了北京市五四奖章,2003年被平谷区授予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称号。1999年10月,一直想干一番事业的张永利毅然放弃了铁饭碗,辞去了待遇优厚的工作,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历程。他从英城乡果各庄村租了11公顷地,建立了“北京华利丰农产品种植有限公司”。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刚刚起步的张永利首先面临的就是资金不足问题。建设11公顷地的出口蔬菜基地至少需要30万元的投资,可他只有不到10万元。资金不足怎么办,只能去借。对于刚刚起步的毛头小伙子,银行拒绝了他,只剩下了向亲戚朋友借这一条路。有一次为了拿到2万元钱,他在一个朋友家的楼道里从头天晚10点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6点。2000年项目起步了,为了节省开支,张永利能自己干的就不雇别人。拖拉机他自己开,为了省油,他绝不让拖拉机空转一分钟,为此他每天要多摇车几十次,有时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春寒时节,他自己一个人浇地,湿透了的裤子绑在腿上,寒风一吹,凉气都钻到了骨头里。     

打工,别轻言辞职

几个月前,一位朋友突然给我挂来电话,说他不想在那个单位干了,得重新找过一份工作,并托我帮他留意点.当时,我一听就觉得很奇怪,应该说,他是我们这帮朋友中干得最出色的一个:当上了董事长助理,月薪四五千元,深得老板器重,时不时还可以得到老板的“红包”.这么好的工作,这么高的工资,别人可是求之不得,而他却为啥不干呢?难道是犯了错误被老板炒鱿鱼了?可他说,不干纯粹是为了想换个环境,他说在那个公司干了三四年,有点“老油条”了,一时半会儿又无法升职,再这样下去怎样行?……     

信用是一笔财富

有一个富翁,他从创业到事业的辉煌,都是靠负债经营,几十年过去了,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偿债风险,银行一直对他十分信任。有一次,有个年轻人向他请教成功的秘诀,他回答说:"我把还钱当存钱。"     

朱元璋创办过农桑学校吗?

王维泗同志在《中国农民报》一九八三年三月八日和十日发表的《历史上重视植树造林的名人轶事》一文,提出了朱元璋“首创农桑学校”之说,把他看作是我国创办农桑学校的第一人。我认为此说是有背于历史事实的。王维泗同志认为朱元璋首创农桑学校的根据何在呢?他的文章,有一段以“朱元璋首创农桑学校和园林场”为小标题的文字写道: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农桑为立国之大本。他说:‘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道理之原。’提倡办农桑学校,并对进京汇报的人不知道桑株数目和办校情况,很不满意,下诏申斥。”     

老淮猪绝处逢生

淮猪是野猪的近族,早在春秋时期就被人类成群饲养,可在2002年的时候,全国只剩下几十头了,可以说是濒临灭绝。主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农民朋友不愿意     

昔日迷赌博 今朝成“果王”

安化县平口镇罗家村竹山组村民刘安生,因嗜赌曾被当地老百姓视为浪子。但在镇政府的教育下,他经过9年的拼搏,种果致富,又被群众誉为“果王”。2002年他种植的4500平方米葡萄,共产葡萄1.27万公斤,收入5.34万元。他逢人便说“打牌赌博靠不住,种果致富有奔头。”     

步步为营 科技制胜

“徐洪霞一名女将,2002年光种地就赚回一台802拖拉机,真有本事!”内蒙古垦区甘河农场职工群众佩服地说。 今年42岁的徐洪霞,自1985年起就在甘河农场科研站任技术员,一直从事良种试验工作。这个特殊的岗位,培养了她“学科技、爱科技、用科技”的严谨态度,她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自1999年开始,单位允许个人承包土地,徐洪霞连续3年承包大豆200亩。2002年春天,她一下子包地1200亩。徐洪霞认为,这是一次自我挑战,也是一次良机。因为很早就听别人说,小区试验和大田种植产量不一样,从那时起她就下定决心,多种地也要创高产。     

陈岳西脱贫记

陈岳西,2002年34岁,岳阳市君山区广兴洲镇洪市村8组人。因其行走时左脚不方便,走路一闪一闪的,自称“陈跛子”。久而久之,他的真名倒被淡忘了。早些年,陈岳西坐不住,喜欢满世界地乱跑,长沙、武汉都去过,但一直没找到固定的职业。东奔西跑几年下来,他虽然“跑”来了老婆,但也“跑”出了1万多元的债务。     

崔维成教授:最重要的科学精神就是敢于坚持自己观点

正6月8日,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崔维成又跟学生们碎碎念念着他的"彩虹鱼"万米深潜梦。近两年,上海海洋大学崔维成教授已经做了几十场科普讲座,"从学生到公务员,只要时间安排得过来,来者不拒"。"等做出来再说吧。"见他到处宣讲万米深潜,有人好意劝他低调点。崔维成感谢朋友关心但坚持己见:"我说出来就是为了把后路堵死,背水一战。"     

带血的花瓣

钱理群教授在他的《民间思想的坚守》一文里曾说过自己不过是“学院里的精神流浪汉”,而他的思想后盾正是那些“散落在民间的精神兄弟”。我相信钱先生的话是真实的,是发自内心的感受。但也有人和钱先生的感觉不同。著名杂文家苏中杰先生也蜗居民间,但是他感到了透彻心肺的孤独。于是在他退休之后,本该颐养天年的时候,却去京畿,下羊城,目的还是去寻找“学院里的精神流浪汉”,以慰藉自己孤独的灵魂。我的感觉和苏先生差不多,一直在寻找民间的思想者尤其是身边的思想者。但是,我总觉得民间的思想者太少了,所以每看到民间还有人在思考时,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记得是前年,当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一位退休的老人不去搓麻、不去跳舞、不去兼职,却去阅读《理想国》、《政府论》、《论美国的民主》等巨著、苦苦思考中国的命运时候,我的心里马上涌起了一股暖流。正是这位老人的举动,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甚至产生了想和他联系的冲动。民间的思想者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可用凤毛麟角来形容。正在我苦苦寻找而不得的时候,不经意间,一本来自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