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估算

有效评估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是顺利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重要环节。该文以文登市为例,通过选取与现实潜力转化有关的自然、社会、经济、土地资源状况和宅基地利用等14个指标,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对现实潜力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的权重和标准化指标值进行了综合评价,将评价结果作为综合修正系数,对理论潜力进行修正,得出文登市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研究结果表明：文登市各镇综合修正系数介于0.25～0.70之间;2010年、2020年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分别为883.67 hm2和1072.74 hm2;耕地增加系数分别为10.10%和12.27%。研究认为应根据各区域现实潜力大小来安排农村居民点整理,以便提高整理效率。     

考虑农村建筑安全性的居民点整理潜力界定及估算方法研究

目前推广运用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定义和测算方法不能测算危房改造潜力,无法满足当前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要求。针对上述问题,该文首先从农村居民点和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定义出发,运用推理分析法重新界定了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然后根据研究区居民点空心化成因,提出了基于居民点用地分类的整理潜力测算方法,居民点用地分为3级,一级依据用途分为5类,二级依据建筑设施安全性分为安全、不安全、无使用功能3类,三级依据利用状况分为使用、闲置、废弃3类;将不安全、无使用功能的二级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中的未利用地和边角地定义为整理潜力,并将用于居民点用地的潜力定义为改善生存条件潜力,其余潜力定义为土地利用扩展潜力,再根据整理的难度,将不安全使用类用地的潜力定义为难实现潜力,其余潜力定义为易实现潜力;最后运用该方法测算了下吐京村的居民点整理潜力。结果表明:该村有居民点整理潜力10.66 hm~2,改善生存条件潜力0.76 hm~2,土地利用扩展潜力9.90 hm~2,易实现潜力8.19 hm~2,难实现潜力2.47 hm~2。该文提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定义和测算方法可以测算危房改造潜力,依据测算结果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可实现农村危房改造和空心村整理。     

自然限制性条件下天津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估算

在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估算了天津市农村居民点在自然限制性条件下的整理潜力。测算结果表明,天津市各区县的自然限制性修正系数为0.393～0.954;在自然限制性条件下,天津市各区县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系数2010年为4.83%～51.69%、2020年为10.95%～53.28%。天津市可净增加总耕地面积分别为25996.17、27677.99 hm²;在时序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天津市农村人口逐渐减少,整理潜力逐渐增大。在空间上,天津市北部、东南部整理增加耕地潜力较大,天津市东部、中西部整理增加耕地潜力较小。     

高山区村域尺度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研究

科学估算高山地区村域尺度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并构建可行性较强的转化路径,有助于提高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优质耕地转化率,对于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提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研究思路为指导,选取十堰市郧阳区作为研究区域,以抽样行政村地籍调查成果为支撑,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和实地调查的方法逐步验证本文的研究思路,并基于宜拆建筑结构形式房屋及附属设施修正土地闲置率法测算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从而得到农村居民点整理综合潜力。结果表明,依据土地闲置率法测算的整个郧阳区的潜力面积为616.956 hm~2,修正后的综合潜力为1661.248 hm~2,其面积相较于人均居民点用地标准法测算的潜力面积仍较小,但是相较于传统土地闲置率法测算结果已经提升明显,且存在切实可行的潜力转化路径。研究测算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充分考虑了政策支撑和农民支持,从而提供了依托国家重大政策的切实可行的整理潜力转化为优质耕地路径,也能够有效避免高山区复垦耕地撂荒;提出的潜力测算方法对不同尺度间潜力测算的联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多因素综合评价的居民点整理时序确定

为了科学确定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构建了"潜力大小-斑块复杂程度-区位条件优劣"多因素评价体系,从农村居民点斑块形状复杂程度以及所处区位条件的优劣两方面分析其整理的难易程度和必要性大小,并将农村居民点分为"一级必要整理斑块"、"二级必要整理斑块"和"三级必要整理斑块",最后结合整理潜力分级结果将玉门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划分为近期整理、中期整理和远期整理。结果表明:玉门市农村居民点潜力较大涉及22行政村,面积960.31 hm2,主要分布在昌马盆地区和花海绿洲平原区以及赤金-清泉绿洲区的部分行政村,潜力一般涉及32行政村,面积2 053.72 hm2,主要分布在玉门镇老城区以及玉门绿洲地区大部分行政村,潜力不大涉及3个行政村,面积304.90 hm2,主要分布在玉门新市区城市规划范围内的部分行政村;玉门市一级必要整理农村居民点斑块面积1 291.08 hm2,二级必要整理农村居民点斑块面积1 712.2 hm2,三级必要整理农村居民点斑块面积315.64 hm2。通过叠加居民点整理潜力及整理优先度分级结果图层,得出玉门市近期需整理农村居民点426.05 hm2,中期需整理635.40 hm2,远期需整理2 257.48 hm2。该文研究结果可为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确定提供一个新思路,为玉门市农村居民点整理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农村居民点整理的产能潜力测算

农村居民点的自然本底特征与相邻耕地的立地条件具有较强的相似自然属性。通过计算居民点整理自然质量分与标准自然质量分的差值,对河北省临西县居民点整理后的土地适宜性进行了评价。研究得出,临西县居民点整理后的新增耕地为474.63hm2,新增园地数量为367.28hm2,新增林地数量为0.24hm2。确定了可以被整理为耕地的居民点,然后在ArcGIS 10.0中将邻近耕地的国家自然质量等别位置赋属性给居民点,确定整理后耕地的等别,计算出临西县居民点整理后的产能潜力为6 783.45t。最后,利用聚类分析法对临西县居民点整理后的耕地进行了分区。一级整理区可新增产能3 282.52t,二级整理区可新增产能1 964.80t,三级整理区可新增产能1 536.13t。     

基于搬迁距离约束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析是土地整治规划的重要环节.为了合理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该文提出了现实潜力测算新思路.通过农户搬迁意愿调查,以搬迁距离为约束条件,该文构建了 农村居民点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改进模型,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为例,定量分析了基丁农户搬迁意愿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测算结果表明在考虑农户搬迁距离情况下的测算潜力仅为传统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测算潜力的69.67％,说明搬迁距离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认为通过农户搬迁意愿调查,在ArcGIS半台辅助下选择适宜搬迁居民点测算的潜力,在整理实施过程中能得到农户积极支持,并减少搬迁面积和资金投入,因此具有较好的可行性.     

县域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潜力测算与时序分区

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关系到区域转型与城乡统筹发展,而充分调动相关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则是其关键。该文以如皋市为例,依据政策指标法测算各镇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并基于时间管理优先矩阵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先度判别矩阵,提出反映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相对重要性与紧迫性的区域重要性指数与紧迫性指数及评价方法,从各镇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的相对重要性和紧迫性程度出发对如皋市20个镇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的优先度进行判别,并进行时序分区,并针对各分区提出统筹建议。结果表明：1）如皋市未来9 a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为14 859.87 hm2,占现有农村居民点面积的46.73%和理论整理潜力的56.71%,各镇现实整理潜力之间具有明显差异,以长江镇和如城镇为最大,均超过1 000 hm2;2）如皋市20个乡镇可被划分为优先整理区、次先整理区、后先整理区和末先整理区4类,其中优先整理区现实整理潜力达3 598.04 hm2,次先整理区为926.87 hm2,后先整理区达4 539.31 hm2,末先整理区为5 435.64 hm2,仅优先整理区和次先整理区的总现实整理潜力就能满足如皋市未来9 a发展可能的建设用地需求;3）建议对优先整理区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予以资金扶持与指标倾斜,对次先整理区予以指标激励,对后先整理区政策引导与资金扶持并重,而对末先整理区以政策引导为主即可。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县、镇2级政府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积极性,为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规划以及居民点整理项目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初步研究

本文从定性、定量两方面分析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的必要性,从农村经济现状、投资效益分析两方面论证了其可行性,并对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的原则、模式和实施措施进行探讨。     

基于扩展断裂点模型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布局优化

农村居民点迁移合并是土地整理实施过程遇到的实际问题,其研究结果可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镇村布局规划的编制提供依据。该文基于中心地理论,选择农村居民点斑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影响力的影响因素,构建了综合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由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指标权重,单元总分加权法计算了单元的分值,Natural breaks法划分了农村居民点斑块等级,并提出了农村居民点斑块空间布局优化的策略。之后,基于加权Voronoi图扩展断裂点模型,计算了优势农村居民点斑块的空间影响范围,研究了被迁移的农村居民点斑块的迁移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区位因素、居民点因素、资源因素和经济因素是朱林镇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影响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心村、核心村、自然村和零星村落4个等级的农村居民点斑块在规模和数量上等级结构明显。不同等级的农村居民点斑块其影响力不同,应采用重点发展、限制发展、迁移合并和政策保留等策略优化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规模小、影响力低的农村居民点斑块应迁移到附近规模大、影响力高的农村居民点斑块,以保持农村居民点斑块结构稳定。该研究结果符合朱林镇的实际情况,为镇村布局规划的编制提供了依据。     

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

坚持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是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基本原则之一。该文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利用参与式农户调查与半结构访谈等方法,在村庄和农户2个尺度上进行了农村居民点整治意愿调查,共获调查问卷748份。在划分农户类型及其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开展了不同类型农户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意愿及其决策因素解析,进而综合农户的自身状况及其对整治的需求与偏好,进行了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甄别,为制定以人为本的农村居民点整治策略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农民兼业行为已经成为京郊地区的普遍现象,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意愿也比较强烈,其整治意愿的决策因素包括共同型和特定型两类;从生存-经济-社会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农业主导型农户以生存理性为主导,农工兼具型农户侧重于经济理性,非农主导型农户则追求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不同类型农户适宜不同整治模式,农业主导型农户适于中心村整合模式,农工兼具型农户适于村内集约模式,非农主导型农户适于城镇转移模式和产业带动模式。     

基于区位势理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分区与模式

农村居民点整治是农村土地整治的重要抓手,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该文引入经济地理学的区位势理论,从区位角度对农村居民点开展定量研究,提出农村居民点区位势的概念,分析影响区位势的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区位势模型,计算农村居民点的区位势和区位势能.以居民点区位势和区位势能为表征量,采用 GIS技术对农村居民点进行分区,并对居民点采用不同整治模式.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运用该技术方法对居民点用地进行整治,研究结果体现了影响农居点用地发展的各项因素和现势性,符合当地实际,在土地整治规划应用中取得良好的效果,验证了理论的可行和实用.该研究为实现农村居民点多元化和因地制宜的整治和发展模式,为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开辟了一条途径.     

基于利益趋向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治主体的意愿评价是开展土地整治工作的基础。该文运用实地调查与访谈、GIS空间分析等手段与方法,对山西省武乡县115个抽样村进行逐级筛选,并划分为自然地质灾害型、人为地质灾害型、城镇改造型、自然衰退型和内部发展型5种农村居民点整治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村民集体整治意愿博弈模型,分别从地方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趋向入手选取指标,量化分析地方政府与村民对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意愿,为整治工作地合理开展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整治偏远山区的小规模农村居民点,而对于城郊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意愿不够强烈;自然衰退型和城镇改造型农村居民点的村民整治意愿均不够强烈,而内部发展型和人为地质灾害型农村居民点的村民比较支持整治工作。该研究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前期分析具有科学有效的指导意义。     

基于减量化目标的农村宅基地整理分区及模式优选

农村宅基地整理是推进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复垦的有效举措。该文以上海市奉贤区8个建制镇约374个自然村为例,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与层次分析法,融合自上而下宅基地整理潜能的镇域分区和自下而上宅基地整理效能的自然村分类,统筹农村建设用地减量化范围与目标,将奉贤区宅基地整理划分为5类区域3种模式。结果显示:异地迁移和减量储备区可通过复垦还耕推进基本农田集中区建设;调整归并和组团保留区可培育中心村以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并优化用地布局;腾退并点区可强化新市镇建设以提升镇域用地效益。该研究拟在时序上形成"整理"、"储备"、"保留"渐进式的整理过程,在空间上推进节约集约的减量化实践。     

基于投入-产出原理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评价

遵循经济学投入-产出理论和新农村建设要求,将农村居民点集约化内涵与表征要素归结为投入强度和产出效用2个方面,构建以用地规模、布局、结构和生产、生活、生态效用为准则层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测度指标体系;利用脱钩原理和指标偏离度分析方法,建立农村居民点集约度指数与变异系数计量模型以及障碍度诊断模型,以北京市平谷区275个行政村作为案例基础评价单元,评定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水平,划分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模式,解析农村居民点集约化障碍因子,归纳农村居民点集约化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水平整体上偏低,以中度和低度集约为主;生态型和耗损型农村居民点占主导,集约与粗放之间的过度类型数量相当,乡镇间差异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点集约化的障碍因子整体显著,用地规模偏大、内部结构不合理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强度偏高的主要障碍,生产效用低、生活条件差是制约农村居民点发展的短板。生态型到集约型再到粗放型利用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化障碍因素依次增多,从降低用地强度与提升用地效用的角度,内涵挖潜、集约增长、生态均衡和持续发展是不同模式农村居民点集约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时空布局与模式选择的决策方法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时空布局应该考虑一个地区适宜的农业人口规模。该文通过遗传算法,将人口流动理论引入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研究;并根据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优势度评价结果,提出劳动力流动转折点出现时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最优时空布局方案优选办法,同时进一步明确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模式选择和时序安排思路。研究表明,城市化进程中将会保留一定的劳动力人口为农业服务,而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时空布局安排及整理模式选择应该与之相协调,保障地区产业发展对土地资源的合理需求。该决策方法可为今后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河北省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分级

农村居民点整理对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整理潜力评价分级是编制全省农居点整理规划,划定土地整理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该文首先分析了河北省农村居民点的用地现状,指出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面积偏大,人均用地严重超标,是当前农居点用地存在的突出问题。然后,从5个方面分析了农居点整理潜力的来源。接着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省域农居点整理潜力进行了评价分级。将河北省农居点整理潜力分为4级,并划分出了不同的分级区域,针对不同的分级区提出了不同的整理方向。整理潜力评价分级结果客观地反映了省域农居点整理的不同特征和地区差异,对于当前的农居点整理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基于生产生活可达性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及模式

农村居民点整治应满足农户生产生活的需求,提高农村居民点的生产生活可达性。该文从生产生活可达性切入,以农村居民点生产生活可达性作为整治分区和采取何种整治模式的依据,从生产可达性和生活可达性两方面出发构建生产生活可达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可达性测度方法和指标综合评判法计算得到农村居民点(斑块)生产生活可达性,将其分为I、II、III、IV 4个等级,分别对应发展区、优化区、引导区和拆迁区。根据整治分区并结合实际情况,划分了城镇化发展模式、城乡统筹发展模式、综合优化模式、辐射引导模式、增减挂钩模式和生态搬迁模式等6种整治模式,并对整治思路和具体做法做了探讨。该研究尝试将生产生活可达性评价结果应用于农村居民点整治,对有序整治农村居民点和改善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有指导意义。     

基于区位条件分析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选择

农村居民点整治是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农村居民点区位条件的优劣是采取何种整治模式的重要依据。该研究以农村居民点(斑块)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居民点与县城、建制镇、聚居区、县级以上公路和河流的距离及引力值、居民点所处地形条件等区位因素构建了区位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甘肃省临夏县北塬地区为研究区,运用ArcGis9.3的NERA工具和统计功能,评价了该地区农村居民点(斑块)的区位条件并进行分级。在不打破村界的基础上,对居民点区位条件总分值进行面积加权求和,求取各行政村的区位条件总分值,并根据频率突变点将区位总分值划分成5个等级,根据区位等级的高低并结合不同区位条件下各居民点现状特征以及区位限制因素提出了与区位等级相对应的整治模式。研究结果强调区位条件主导下的整治模式同时综合考虑了不同区位条件农村居民点的优势和劣势,不同整理模式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可为当地的新农村建设、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提供有效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