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农村就业结构与农民收入关系实证分析

以江苏省1990-2011年农民收入和农村就业结构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分析江苏农民收入及农村就业结构变化特征,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分析农村就业结构与农民收入及构成的各因素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工业就业主导型结构成为决定农民增收的关键;农业就业主导型结构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甚微.因此,江苏要在加快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不断提高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江苏农村居民收入倍增目标.     

收入差距对江苏省农村居民衣着消费的影响

我国农村居民的衣着消费比重在2000年之前略有下降,之后一直比较稳定,保持在6%左右的水平,我国农村居民衣着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居民收入增量中用于衣着消费的增量下降;农村居民衣着缺乏弹性,且不同收入水平在衣着消费上差距进一步拉大。将江苏省农村居民按收入划分为五组,分别是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高收入组、高收入组,使用2003～2010年江苏省农村居民在衣着消费方面的支出数据,运用EVIEWS方法,研究不同收入组对江苏省农村居民衣着消费的影响。     

农户家庭禀赋、非农就业与总收入——基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北大核心CSCD

探究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农户非农就业、农户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1770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OLS、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及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非农就业在家庭禀赋与农户收入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1)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家庭自然资本,最后是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2)家庭禀赋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的影响差异,且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非农就业在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和家庭经济资本与收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9.0%和6.4%。因此,为促进农户增收,建议充分考虑农户家庭禀赋水平,要大力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不断丰富和拓宽农户的信息获取渠道;其次要重视低收入水平农户养老服务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和资金支持;最后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积极鼓励农户非农创业,实现劳动力就近就业。     

中国肉鸡生产与消费分析

分析了中国肉鸡生产和消费增长的变动特征。生产方面,中国鸡肉产量增长较快,在肉类中比重增加;肉鸡养殖的地理集中和向大企业集中促进生产的规模化发展。消费方面,中国鸡肉消费总量和在肉类中比重不断增加;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和不同收入水平之间的肉鸡产品消费存在较大差距。定量计算了消费者针对收入和价格变动的反应,对鸡肉需求弹性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中国鸡肉需求的收入弹性在城乡都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农村的需求收入弹性高于城镇。价格变动对城镇居民鸡肉消费的影响相对较大,不同地区农村居民肉鸡消费的价格弹性变动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中国肉鸡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增长潜力较大。     

福建省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和区域变化特征——基于福建省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

【目的/意义】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收入问题,通过研究农村居民的收入变化,为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过程】根据福建省11个农村固定观察点村和910户固定记账农户的数据,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与空间差异分析法,分析不同时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变化及其特征。【结果/结论】福建省观察点村农民收入从2015-2019年近5年间保持稳定增长。从收入构成来看,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逐年下降,工资性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对农民收入贡献率越来越大;从区域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农民收入高于西北部内陆山区。可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保持平稳增长趋势,收入途径呈现多元化,收入增长越来越体现非农化收入倾向,地区间农民收入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河南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支出行为的影响

基于1995—2013年间河南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数据样本,在偏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典型相关模型,对河南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其消费支出结构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实证分析双方各变量间的关联程度及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与衣着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关系最为密切;转移性收入与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呈现较大相关性;财产性纯收入与衣着支出呈正相关;家庭经营性收入与其消费相关性不强。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强农村居民消费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农村金融发展、农户增收和共享经济增长红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匹配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均,农户间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农户收入尚处于较低水平。48.0%的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为0,推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仍是一项严峻任务。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均正向促进农户收入增加,非农就业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渠道,中介效应占比为3.507%。另外,相较于财富较多的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富较少农户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建议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化建设,为不同农户精准提供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引导使用数字金融产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提高农户非农就业水平,进而带动农户收入增加。     

皖北城镇化与就业协同发展问题

皖北地区城镇化水平发展缓慢,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同时该地区人口文化素质水平相对较低,直接制 约整个地区就业结构升级.基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回归模型,考察皖北地区第 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和城镇化之间的动态关联过程,结果显示:在皖北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历 程中,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对劳动力的吸纳起主导作用,非农产业就业结构与皖北地区城镇化 发展长期保持在一个比较均衡的状态.应采用优化产业结构、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等措施来推动皖北 城镇化和就业协同发展.     

土地征收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的实证

被征地农户的生计问题关系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大局,探讨征地对农户收入变化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国家统计局及国内外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同完成的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分别从征地时间和地区差异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征地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净效应。结果表明,在未考虑样本征地时间与地区差异的情况下,征地可以显著增加农户收入水平,且被征地农户家庭总收入均值明显提高3 151元,但简单均值对比分析明显高估了征地对农户增收影响效应。从样本的征地时间差异可知,征地对于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随时间推移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征地时间周期越长农户增收效应越明显,家庭总收入的净效应从2 632元逐渐提高到5 257元。从样本的地区差异可知,土地征收对于农户收入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征地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变化呈现差异性,而东部地区征地对农民的增收效应最为明显,而中西部地区征地并不能明显带来农户收入的增加。为切实提高中西部地区被征地农户收入水平,需要继续进一步完善农地的"三权分置"制度,鼓励闲置土地进行流转,结合农户特征与意愿提供多种形式的就业技能培训,适度提高中西部地区征地补偿标准,采取多元化的补偿安置模式。     

非农家庭经营收入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非农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4年分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以及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中的相关数据,选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HLM）作为分析工具,构建HLM的零模型、不包括第2层预测变量的2层模型以及包括第2层预测变量的2层模型,分别对农民收入的差距、农民个人特征对收入的影响和非农家庭经营收入水平对农民个人收入差异的影响进行分析。分析表明,不同省级行政区域的农民在个人收入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农民个人的收入与农民个人的个人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行业非农家庭经营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农民收入差异的影响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