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伊犁锡伯营的屯垦模式及其示范效应

清代伊犁锡伯营在屯戍中将“专意务农”的生产方式、“自耕自食”的经营方式、“永为世产”的土地分配方式、“合作耕种”的劳动形式、“耕九余三”的土地轮耕制度、“分驻屯耘”的空间布局、重视水利带动屯垦等要素有效地结合在一些，形成了独具特色、成效卓著的锡伯营屯垦模式。这个模式不仅带来了锡伯营屯垦的成功，也影响了清代新疆各族、各地的屯垦事业，甚至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思想史上留下自己光彩的一笔。     

乾隆年间伊犁户屯问题再探

户屯是清代伊犁农业开发中的特殊类型,根据满文档案可知,其创办时间更可能始于乾隆二十五年。户屯构造,主要包括了商民、客民、为民遣犯和绿营眷兵分户子弟四类。户屯最早依附于兵屯,其管理实现了从理事同知向抚民同知的转变。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指挥系统在新疆伊犁地区农业中的运用

本文依据伊犁地区独特的地形、气候形成的农业气象,针对地区性气象灾害对伊犁农业的影响,重点分析多普勒雷达和711数字化雷达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指挥系统在新疆伊犁地区农业中的减灾防灾作用,并指出伊犁地区人影作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取得的成果,以期更好地服务伊犁地区农业。     

伊犁白猪

<正> 伊犁白猪产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中心产区为伊宁、霍城、察布查尔、新源、巩留、昭苏、尼勒克等县市,塔城、阿勒泰、博尔塔拉等地亦有分布。伊犁白猪现有7×10~4余头,其中繁殖母猪8 000余头,公猪200余头,育种群母猪500余头。 据考查,1777年前后,甘肃移民陆续迁来新疆,带来了黑色八眉猪。1910—1933年,俄国侨民自流迁入伊犁、塔城一带,带来了一些白猪。新疆边境地区的居民亦从俄国境内贩进白猪。这些白猪与本地黑猪杂交,形成了大量白色杂种猪群。解放前,伊犁地区的汉、蒙古、锡伯、俄罗斯等民族于春、夏、秋三季将猪群牧放在山谷、野果林带或河滩草场上,秋后才定点设槽补饲,如此长期锻炼,使之形成了健壮、刚毅、耐寒、耐牧、耐粗饲的近似草原放牧型的品种群。     

清代哈密维吾尔族西迁伊犁屯田新考

乾隆三十一年(1766)哈密500户维吾尔族西迁伊犁屯田,是清代伊犁回屯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依据满、汉文史料文献对西迁伊犁屯田的起因、经过、安置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对此次哈密维吾尔族西迁伊犁屯田的费用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农田水肥耦合研究与伊犁农业可持续发展

伊犁河流域是国家"十一"期间重点开发的农业区域,具有发展农业得天独厚的气候和水资源等自然条件,但同时土层薄,水肥协调控制差仍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要实现伊犁河流域高产、优质、高效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水肥耦合效应研究。讨论了伊犁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限制因素、肥水关系、水肥耦合的研究现状以及水肥耦合研究对伊犁地区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     

清中后期湘西苗疆的农业政策与社会结构

乾嘉之后,清廷在湘西苗疆施行了一项重要的农业政策——"均屯田"。因屯田与屯政构建了新的社会阶层,产生了多重的社会影响。其后又适时调整农作物种植,丰富了湘西苗疆的农业结构,改善了民众的经济状况和饮食结构,引发了地域社会变迁。历史上的苗疆并不是一个无国家的社会,从清代湘西苗疆的农业发展历程分析,进一步证实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Zomia"概念论述的偏颇。     

伊犁大豆主要病害的发生及防治

伊犁地区为新疆大豆主产区之一，播种面积占全疆总播面积的1／4以上。近年来，因从外地大量引进新品种(或育种材料)，导致新的病害如大豆霜霉病、大豆菌核病、大豆细菌斑疹病等不断发生，已严重制约了大豆种植业的发展。大豆霜霉病2002年在伊犁首次发现，并迅速成为伊犁地区大豆生产中的主要病害，造成6-15％减产，豆粒被害率达到10％左右。2003年大豆菌核病在伊犁普遍发生；大豆细菌斑疹病则在2004年度新源县71团发生，发病率85％，严重田块病株率达70％以上。     

农业要素投入数量丰度与投入结构效度分析

当前中国农业供给侧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农业经营的分散化和弱小化,其解决之道是做大经营规模,用规模优势集结资源要素推动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围绕规模经济的内涵及其本质,从要素数量丰度和结构效度等两方面深入探讨了农业规模经济的本质,指出了农业要素投入数量的丰度与要素投入结构的效度协同是农业规模经济的本质属性。最后,通过对比分析"鹰马龙毁约退租"与"农业共营制",揭示了农业共营制成功的主要原因,并以重庆市永川区水稻种植大户为例,分析了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导入对农业生产绩效的影响。     

论清代河南区域市场体系的形成

"河南阃域中夏,道里辐辏",其地被山带水。此地自古为中州沃野,宜于农耕,为农业发源地之一,农耕技术发达于历代当世,为历代国家重要的经济区。清初承明末之败落,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社会经济。随着鼓励垦荒兴屯、兴修水利、建设仓储、实行"摊丁入亩"的税收制度等一系列农业政策的实施,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     

嘉峪关魏晋墓壁画军屯画面考释

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的军屯画面,直观地再现了河西地区戍守军队且耕且守的场景。军屯以营为单位,长官的大帐位于营垒中央,士兵的营帐分为数层环于周围,明光闪亮的兵仗甲盾遍布营区,整个营垒森严肃穆。屯营周围修建有坞壁,坞壁是一种比亭、障小的城,是一种功能相当完备的防御性建筑,这些垦区成为后来各族人民的聚居区。军屯的生产与普通民众不同的地方,是耕作过程中出现了全副武装的军官和士兵,其他生产方式没有太大的变化。     

卷首语

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生活经验,传统农耕信仰,农业习俗等丰富的农业文化,蕴含着丰富多彩的农耕文明。     

康乾时期巴里坤屯垦与西北边疆安全

巴里坤位于新疆东北部,扼守北路进疆门户,是清朝前期平定准噶尔叛乱的区域性指挥中心,在清代新疆乃至西北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清政府在巴里坤的屯田活动,既可以驻军备战,又可屯田积粮,减少从内地各省调拨协饷,因此,巴里坤是清朝康乾时期在新疆屯田的重心。康乾时期清政府在巴里坤主要推行了兵屯、犯屯、民屯,主要目的是解决战时军队粮草需要。清代初期在巴里坤屯田对清朝统一新疆、维护西北边疆安全、发展巴里坤文化经济教育等方面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农耕文化起源的研究史

现在,在考古学和人类学的领域中,再也没有比农耕及其起源过程更引人注目的问题了。不仅如此,即使在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农耕也是必然要讨论的问题。其理由是因为,世界各地的文明社会,无农耕便无以存在。农耕(或农业)维持着当今的全人类,这绝非过甚其词。即便是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和澳洲的土著人,亦不能不说现在正依存于农业文明(社会)。姑且不论此利弊何在,时至今日,从事采集狩猎经济的人已为数不多了。农耕的起源确实是文明的起点与基础。人类在100万年的时间里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为何在1万年前转向食物生产呢?对于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兴趣的人吗?由于确切的证据残存不多,能够凭借想象力的思考,成为多     

从出土石器看查海遗址的经济形态

查海遗址是辽河流域一处非常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遗址,聚落定居生活促使原始农耕经济出现并顺势发展。从查海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制生产工具的类型和功用等综合分析,其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各种农具,表明查海农耕生产性经济已经出现。查海时代先民生活已经进入到了农耕生产性经济时代,是辽河流域农耕文明之源。     

集落营农:小农的一种出路——以日本长野县饭岛町为例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业和农村普遍面临着不断衰败的趋势。先行经历"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欧美、日韩在这方面探索出许多有益的尝试,做了大量的研究。只是由于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如何借鉴这些成果需要慎重思考。相对于欧美来说,日本除了政治体制差异较大以外,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与中国有诸多共同点,特别是农耕文化有着显著的同根性,对其研究探索对中国借鉴意义颇大。本文聚焦于日本农业经营中越来越重要的一种形式——集落营农,集落营农作为一种综合性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在离农倾向的增加、农业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发挥着维持地域农业发展、整合地域资源、维系区域经济等重要作用。集落营农在不改变农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实现了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效益,对中国小农的未来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从《诗经》看商周时期的农耕生产习俗

我国的农业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宝鸡的斗鸡台和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发现有谷子粒(稷),这说明了黄河流域自古适于农耕,是生产稷的好地方。先民将自己的生活与土地相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后,围绕农耕生产形成了一系列习俗,苦在其中,亦乐在其中,在土地上建立起尊严和自信。《诗经》中的有关记载展示了商周时期繁复有序的农耕生产习俗。     

浅析农耕文化在马鞍山市现代农业生产中融合与发展

该文简述了马鞍山市农耕文化发展变迁,深入分析当前农业地位下降、农业人口减少等因素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冲击,认真思考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如何将农耕文化的精华融合其中,并进一步发展现代农业时期的农耕文化。     

伊犁地区稻米品质的主成分聚类分析

伊犁地区是新疆稻米主产区之一,为了解该区域稻米品质现状,对新疆伊犁地区种植的19个水稻品种的出糙率、精米率、整精米率、粒长、粒长宽比、垩白度、垩白粒率、碱消值级、胶稠度、直链淀粉等指标进行检测分析。结果表明,垩白度、垩白粒率性状在品种间的变异系数较大。利用SPSS进行主成分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新疆伊犁水稻碾磨品质、蒸煮食味品质相对较好;但垩白度和垩白粒率较高,垩白度、垩白粒率是影响伊犁地区稻米品质的主要限制因子,建议把降低垩白度和垩白粒率作为伊犁地区今后水稻品质改良的重点方向。     

关于中华农耕文化现实价值的思考

中华农耕文化是我们祖先改造自然和改造自身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中国古代的农学思想具有整体观念,强调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强调可持续发展,依靠自然规律来运行。我们祖先创造了一整套独特的精耕细作、用地养地、物质循环利用等方面的技术体系。在农艺、农具、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生态农业等方面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农业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国家粮食安全、循环农业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增加农民收入、乡村文化事业发展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从中华传统农耕文化汲取营来加以解决,因而,中华传统农耕文化仍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