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因素与耕地面积变化的协整分析

我国耕地面积在1978年之后持续降低,这种变化受到诸如经济、人口、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在诸多的影响因素里,人口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人口对耕地资源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人口数量方面,更体现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口密度、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等方面.本文在分析了1978～2004年的人口总数、耕地数量、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三方面的变化趋势之后,采用Eviews软件对1978～1995年的各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并对符合条件的数据建立协整模型,从定量的角度证明了人口总数的增加、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加会导致耕地的快速减少,而人口密度的增加将使耕地数量增加.     

贵州省人口增长及经济发展对耕地资源的影响实证研究

根据贵州省1978～2007年的统计资料,运用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对其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与耕地资源之间动态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①贵州耕地数量与人口、固定资产投资及GDP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人口、固定资产投资及GDP是耕地数量变化的单向Granger原因;②人口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及GDP增长是其耕地减少的重要驱动力,尤其与人口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走耕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关键在于控制人口数量,并采取多样化的措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加强耕地质量保护,集约利用土地以提高耕地的经济产出能力。     

西安市耕地资源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协整性与因果关系研究

运用协整关系与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1978-2010年西安市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至今,西安市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但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西安市经济发展是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单项格兰杰原因。     

美国农业基础的发展

美国国土面积937万公里^2.2001年全国总人口2．8亿，占世界人口的近5％。人口密度为每公里。近30人。美国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直接从事务农的人口已下降到占人口总数的不足1％。     

广西人口与耕地的变化特征及其耦合研究

人口与耕地变化及其耦合是当前土地管理研究的热点。基于2011年、2015年广西人口总数、耕地面积数据,运用脱钩指数模型对人口与耕地进行耦合分析。结果表明:(1)广西人口变化空间分布差异较大,总人口、男性人口、女性人口、出生人口均正增长,而死亡人口出现负增长。(2)广西耕地增加了552.58千公顷,粮食产量增加了108.22万吨,各地级市的农民人均纯收入都有上升。(3)广西耕地面积与人口变化呈现同向增长。     

邯郸市耕地资源压力动态变化及调控策略

根据1978～2008年相关数据,分析了邯郸市耕地-粮食-人口系统的动态变化,计算了耕地压力指数,并分析了该指数的动态变化及成因。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邯郸市耕地面积及其人均量持续减少;粮食总产量及人均产量总体呈增加趋势;受其影响,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呈现相似的变化趋势。最后探讨了缓解耕地压力的调控策略,指出保持区域内一定数量的耕地、种植高产作物、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是缓解耕地压力的重点。     

1978～2010年哈密地区耕地面积变化规律及驱动力分析

运用1978～2010年的统计资料,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哈密地区耕地数量变化趋势区域差异及驱动力。结果显示:从改革开放以来哈密耕地变化过程分3个阶段:①1978～1986年,全哈密地区耕地面积呈减少趋势;②1986～2006年,全哈密地区耕地面积变化波动比较多,总体增长趋势;③2008年达到了最高值87 090 hm2,2008年以来耕地面积变化不大。哈密地区耕地空间变化区域差异显著,哈密市耕地面积不断增加,1978～1994、1995～2010年2个阶段耕地动态度K2>K1。哈密耕地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有社会经济因素、人口因素以及农业生产条件等。     

长株潭城市群建设用地扩张及驱动力分析

选取长株潭城市群1996～2009年的建设用地面积、经济、人口及城市化等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运用SPSS软件对长株潭建设用地面积与经济因子进行相关性研究,以探求长株潭14年来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力所在,得出以下结论:地区生产总值、非农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总人口、城镇人口是推进建设用地扩张的核心驱动因素,研究结果有利于从驱动因素着手指导城市规划的编制。     

新疆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的空间分布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状态。选取新疆统计年鉴人口和面积的数据,利用人口密度对新疆区域进行分析,得出了2016年新疆人口空间分布情况。主要从地理因素、经济因素以及政策因素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新疆人口分布状态,了解新疆人口的空间格局。结果表明:人口中心集中分布在新疆的北部,以乌鲁木齐和昌吉为代表的北疆区域是人口密度高、人口集聚分布的区域。和田地区、塔城地区以及阿勒泰地区受地理环境影响较大,人口密度低,但总人口近年来处于增长阶段。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均衡分析

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对1978～2008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度数据进行分析。实证表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与国民生产总值存在协整。检验结果显示,GDP是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单向Granger原因,GDP的增长导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从短期来看,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与国民生产总值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且修正速度适中。     

浅析中国耕地和人口变化对小农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

研究以1949～2018 a人口和耕地数据为数据源,通过分析人口、耕地面积的年际变化来分析人地矛盾对小农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1) 1949～2018 a中国总人口和耕地面积均呈现极显著增长趋势(P0.01);(2) 1949～2018 a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总体呈现极显著下降趋势(P0.01);(3) 1949～2018 a耕地面积的变化远远比不上人口的变化;(4) 1949～2018 a中国城镇人口呈极显著增加趋势(P0.01),乡村人口呈现显著相关增加趋势(P0.05)。因此,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变化是造成人地矛盾的原因之一,且对小农经济的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其影响力远不及社会经济制度和政策投入的影响。为实现小农经济转型升级,国家应大力基于政策、资金和技术扶持,加速小农经济的转型升级,实现我国农区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现代化农业。     

村民年人均收入与其相关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号召,广西壮族自治区精准扶贫识别工作队深入基层采集数据,力图寻找影响村民年人均收入的主要因素。在调查靖西市11个村的村民年人均收入过程中,调查队选取了6个相关影响因素加以研究,通过灰色关联分析表明,外出务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因素影响最大,其余依次是林地面积因素、耕地面积因素,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因素与受教育人数占总人数比例因素,牲畜数目因素的关联度最弱,因此靖西市政府可在将来的扶贫工作中重点扶持外出务工人员与农业的发展。     

安徽省耕地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分析了安徽省1978-2005年的耕地数量动态变化,并根据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机制选取了12个基础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定量分析了各指标间的相关性.同时提取两组主成分,对各主成分中指标因子的载荷矩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影响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增加、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新疆耕地资源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研究

以1978～2008年的新疆的相关统计资料为基础,借鉴并参考前人的研究,分析了新疆耕地资源数量动态变化的趋势,同时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探讨了耕地数量动态变化与社会经济因子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新疆的耕地数量呈现出缓慢增长的趋势,人均耕地面积逐年下降,农业人口的增加以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给耕地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农业人口数、人均GDP和城市化水平对耕地资源数量变动的驱动作用比较明显。因此,新疆应在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方面予以协调,采取多样化的措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保护耕地质量。     

基于STIRPAT模型的南京市耕地面积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把握耕地数量变化影响因素,对建立耕地保护制度安排具有重要意义。以南京市为例,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逐步回归法,筛选出影响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因子。然后引入STIRPAT模型,分析粮食单产、农业机械总动力、城镇人口、第二产业比重等主要因子对南京市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二产业的发展和城镇人口的增加是导致南京市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粮食单产的提高对耕地面积的减少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此,研究认为可从适度控制人口发展规模、加强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途径来缓解南京市耕地面积减少的压力。     

安徽省耕地资源数量的变化及其驱动力

基于安徽省1990-2012年耕地资源变化数据及相关统计资料,采用主成分分析与回归分析,对22年安徽省的城镇化进程与耕地面积变化进行综合评价,并对影响地区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驱动因子进行系统研究。结果表明:1)1990-2012年,安徽省城镇化水平呈持续上升、耕地面积呈显著减少的趋势;2)省域耕地资源数量变化驱动力综合得分呈逐渐增加的趋势,即影响地区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驱动力逐渐加强;3)安徽省城镇化进程集中体现为地区经济发展、城市空间扩张以及城镇人口增加,其中,地区经济发展成为影响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且呈负相关关系。     

上海市城市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

城市化与能源碳排放密切相关,采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分析上海市城市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上海市城市化水平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城市化水平是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人口、经济、能源和技术等因素与碳排放也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模型模拟显示,常住人口数量、人均GDP、一次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强度等因素对碳排放影响的弹性系数为正值,而老龄化率、恩格尔系数、能源结构系数、能源强度和平均碳排放系数等因素对碳排放影响的弹性系数为负值。     

耕地资源非农化驱动机制及其区域差异性

【目的】耕地资源的非农化过度产生了诸多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严重威胁国家的粮食安全,影响了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耕地资源非农化的驱动机制及其区域的差异性,有助于揭示如何在坚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实现耕地资源安全与城镇化的发展。【方法】首先采用2001-2008年中国耕地资源非农化、城镇人口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和耕地资源禀赋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中国耕地资源非农化机制进行研究,为了对比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性,进而分别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数据进行模型检验,对比分析三大地区在耕地资源非农化驱动机制方面的差异性。【结果】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变量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二次项、耕地禀赋变量均呈现显著状态。东中西部地区在耕地资源非农化机制方面存在差异性,在控制所有影响因素变量后,耕地资源禀赋变量在东部地区呈现出较强的显著性,而固定资源投资变量在中西部地区呈现出较强的显著性,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变量弹性系数要大于西部地区。【结论】耕地资源非农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倒“U”型规律。城镇人口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对耕地资源非农化的驱动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城镇人口每增长（或者下降）1%,耕地资源非农化数量将提高（或者降低）0.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或者下降）1%,耕地资源非农化数量将提高（或者降低）0.7个百分点。耕地资源非农化驱动因素在东中西部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东部地区耕地资源禀赋是影响耕地资源非农化的显著因素,耕地资源禀赋富足的区域趋向于更高的耕地资源非农化速度。中西部地区耕地资源的非农化则受到固定资产投资作用强烈,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对耕地资源非农化驱动作用要大于西部地区。     

汉中市耕地资源动态变化及驱动力研究

根据汉中市1978～1998年耕地数据,研究汉中市耕地面积变化,以及各区县耕地利用动态度和相对变化率;结合汉中市20年来社会各经济因素,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探讨影响汉中市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力因子。结果表明:1978～1998年,汉中市耕地面积共减少4.22万hm2,累计减少率为14.72%;全市人均耕地面积净减少0.019 7 hm2,累计减少率为22.34%。各区县耕地利用动态度均为负值,动态度最大和最小的分别为南郑县和留坝县;耕地利用相对变化率均大于0,留坝县耕地面积减少率为全市最大。耕地变化驱动力因子主要为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农业技术进步、粮食安全保障和畜牧业生产。     

南朝鲜农业一瞥

南朝鲜国土面积9.82万平方公里,境内多山耕地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22％。总人口4240万(1989年),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400人。无论从人口密度或是每公顷耕地需养活人口来看,均居世界之最。近二十年来,由于国家重视农业的发展,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南朝鲜的农业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