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从身有所栖到心有所寄

<正>伴随着快速城镇化,大量农民跨出"农门",农村"三空"化和老龄化问题凸显,"谁来种地、怎样种地"成为亟待破解的一道难题。农村"空心"、农户"空巢"、农业"空壳"是当今不少乡村面临的难题。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7.35%,伴随着快速城镇化,大量农民跨出"农门",农村"三空"化和老龄化问题凸显,"谁来种地、怎样种地"成为亟待破解的一道难题。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构建的基础

<正>当前,受诸多因素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仍然不高,农民兼职种地现象越发普遍。那么,我们必须思考"未来谁种地"和"怎样种地"的问题。在多种破解种地难题的路径中,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是农业制度建设的首要内容。     

农民增收不能搞“花架子”

中国农民从吃饱肚子、解决温饱,到收入上升、吃喝不愁,再到年年有余、逐渐富裕,走了一条很长、很曲折的路。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一个难以让人轻松的话题,仍然是一个需要全体中国人去努力解决的难题。农民富裕为什么这么难呢？对农民来说,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两块,一块是种地、一块是打工。近10年来,在政策扶持下,种地效益有了好转,但由于农产品价格整体提升空间有限．加上各家就那么几亩地．种地致富对多数农民而言不太现实。     

浅谈新型职业农民

现代农业催生着新型职业农民的崛起,新型职业农民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撑和保障,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让更多高素质的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既是解决"谁来种地"的现实难题,更是解决"怎样种地"的深层问题。     

提高种植专业课程有效性的研究以现代农艺技术专业《玉米栽培技术》为例

正随着劳动力大量向一二产业流动,大部分青年都不愿意在农村种地,农村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形成了60后必须种地、70后不懂种地、80后不会种地以及90后不谈种地的局面。地由谁来种?谁能种好地?摆在了地方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合理的设置培养课程尤其是,开发课程如何突出课程有效性等问题,一直成为教育研究者关注的问题。笔者从课程开发、课程实施以及课程评价中注重课程有效性问题做了分析。     

打造土地托管服务圈 让种田更轻松

<正>土地托管意味着农民将产前、产中、产后的一个或多个环节托管给社会化服务组织,由其提供专业化服务。土地托管有效解决了农民"打工顾不上种地、种地耽误挣钱"和"新生代农民不愿意种地"的难题。土地托管服务由山东省首创并在全国推广,后来衍生出"托管+流转""托管+合作"等多种组合方式。当前,山东省土地托管服务有哪些亮点?农民有何想法?     

卷首语

<正>为适应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形势和新常态,同步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解决"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地"这两大农村的现实难题,在保障承包农户土地财产权利的基础上促进土地流转,在家庭经营基础上推进农业经营机制创新做出了重大部署。     

商都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存在问题及对策

正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是新时期、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农民职业身份的转变,迫切需要农广校适应新的变化采取相应的对策去加以引导和培养。"种地难"已成为商都县当前和今后农业生产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从近几年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情况来看,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不仅能解决"谁来种地"的现实难题,更能解决"怎样种地"的深层次问题。根据商都县农广校近年来在基层农广校从事农民培训的教育教学实践,就基层农广校如何更有效地培养     

谁来种地?

伴随城镇化的发展,我国农村"空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相当比例的青壮年农民进入城市务工,留守农村种地的农民以妇女和中老年为主,相对而言,这些人文化程度不高,素质较低。而另一方面,我国粮食需求却在不断提高。"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以"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来形容现在中国粮食安全问题。面对眼前的形势,"十年后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的问题越来越引人关注和忧虑,成为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目前,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公布,这是中央第十个聚焦"三农"的一号文件。从文件传达的内容来     

“种地人”

<正>当前,农村的"种地人"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种田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组成的专业"种地人",另一部分是兼业"种地人"。从构成来看,兼业"种地人"成员更多,在很长时间内将是种地的主要力量。     

关于新乡贤推动农村发展的实践与探讨——以广东河源为例

人才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综观当前我国农村人才发展现状,依然存在农村主体缺失、人口老龄化、人才队伍层次低等问题。作为新时代乡村精英群体代表的新乡贤,可为农村发展注入强大驱动力。通过梳理广东河源农村人才发展存在的困境,总结河源依托新乡贤促进农村发展取得的实践经验与成效,探讨新时代激励和引导新乡贤推动农村发展的思路。提出应从完善制度体制,壮大新乡贤队伍,健全工作机制等方面出发,大力培育新时代乡贤文化,着力激发新乡贤工作激情,通过创新服务方式,进一步推动新乡贤在乡村振兴和农村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我国农村能源发展现状及开发利用模式

针对我国农村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能源消费层次低等农村能源开发利用问题,采用国家统计局对我国农村东部、中部、西部、东北4个地区的划分方式,对我国农村能源发展现状及开发利用模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近年来我国农村能源产业总体表现出良好态势;2)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等不同地理位置农村能源开发利用模式各不相同,东部地区能源使用多元化,中部、西部地区完善农村电网工程,加大新能源使用力度,东北地区大力开发太阳能解决冬季采暖问题;3)我国农村能源体系存在推广落后、发展基础设施落后、政策落后等问题。由于不同地区生活习性、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发展原因不尽相同,资源禀赋、农村能源供需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因地制宜开发利用农村能源,完善农村能源基础设施网络,把地方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产业优势,是解决农村能源建设问题的主要动力。     

乡村人才振兴的制约因素与发展路径探析——以河北省为例

乡村人才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要素和重要支撑。以河北省为例,对乡村人才振兴的制约因素与发展路径进行探析。从精准设计乡村人才引进政策、培育良好的营商环境、完善乡村医疗条件、提升乡村教育水平、推进乡村公共基础设施有效供给、建设生态宜居乡村等方面,提出乡村人才振兴的路径选择。     

新时期对加快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再认识

如何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根据新时期农村人口及其经济形势变化特点，强调指出必须加快城镇化步伐，并提出了在我国发展小城镇的种种对策和建议。     

超大城市远郊村落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及启示——基于成都市小石村的实践考察

城乡融合发展既是当前乡村突破自身发展的选择,也是超大城市发挥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重要使命。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成都西部片区的小石村,以城乡产业融合、市场融合、文化融合、生态融合的“四维融合”模式,走出了远郊凋敝村落“重生”之路。新时代,城乡融合亟需以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为支撑点,以化解城乡发展不均衡为核心任务,在乡村建设过程中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农村金融创新与农村经济发展——基于2000-2015年吉林省县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为了解农村金融创新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区分农村金融创新和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上,以国家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吉林省为样本,利用2000-2015年吉林省39个县的数据,运用OLS、静态和动态面板分析方法,对农村金融创新作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创新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显著的推动作用,且该作用存在收入递减效应。因此,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加强农村金融创新,特别是要加强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村金融创新。这既要求解决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村经济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还要求建立分担创新风险、降低创新成本和增加创新激励的机制。     

全域旅游背景下怀柔区乡村民宿提档升级路径研究

在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契机下,北京市怀柔区乡村民宿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乡村民宿现已发展成为该区实施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成为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新抓手。然而,怀柔乡村民宿的火热发展中也逐渐暴露出规划用地审批较为困难、装修设计缺乏创新、文化内涵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提档升级问题迫在眉睫。今后,怀柔区还应强化政府扶持引领,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加强装修设计,构建独特场所精神;立足主题特色,打造主人文化;丰富产品类型,拓展产业链条;拓展营销渠道,打响民宿品牌;重视人才培养,促进乡村民宿品质升级。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三农”政策有效性及改进方式

“三农”问题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随着我国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三农”问题的核心也从“聚焦扶贫”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然而,“小农意识”导致农民群体存在非理性认知:现时偏见、禀赋效应、涉他偏好及沉没成本谬误。这些有限理性认知使得“三农”项目及政策的有效性在局部地区不及预期。本文尝试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入手,通过经济学及心理学,思考农民群体非理性认知产生的原因,并结合行为经济学中的“助推”理论,对部分现有项目及政策进行改进,加强“三农”项目及政策的有效性。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农村图书馆事业发展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农村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决定了它对培养新型农民。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的提出又推动了农村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试论推进具有首都特点的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具有首都特点的乡村振兴是新时代首都“三农”工作的根本要求。北京市作为国家首都和超大城市,具备首善之区的政治优势、超大城市带动优势、先发地区的经济优势和城乡人口的比例优势。当前,北京农村改革发展在城乡之间、乡村内部之间以及与其他地区发展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差距。北京农村改革发展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是“五重五轻”,一是重战术用力、轻战略谋划,二是重物质投入、轻改革创新,三是重试点安排、轻制度建设,四是重政府主导、轻农民主体,五是重政策制定、轻立法保障。今后,应紧紧抓住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超大城市发展规模、疏解非首都功能、村庄形态分化、首善之区标准等特点,实现北京的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