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东树文学鉴赏观

方东树把文、理、义作为诗文鉴赏的审美对象,并构建三者审美标准,不仅有整体上的体悟之论,更有具体而微的审美范式阐释,突破传统诗歌鉴赏的模糊性;以“通其辞”“通其意”为视角,构建“局部—整体—局部—整体”交互往复的鉴赏途径,深入到事理、文理、心理三者的赏析,此其对“通其辞,通其意”的创新;把“知人论世”作为诗文鉴赏的基本原则,不仅考量诗歌的社会功用,又考察诗人作品的时代色彩,扩大了“知人论世”的功用。这些鉴赏理论不仅有桐城派师承因素,更有汉宋兼容的学术文化背景;构筑了桐城诗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批评意义。     

论古典诗歌情景交融的阐释模式及其诗学理论的发展轨迹

情景交融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理论,中国诗歌的创作是和鉴赏理论达成统一认识的,因此情景交融往往成为诗人创作的审美取向,因而也成为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表现样式。从人与自然息息相通,情与景物互动互应的审美观出发,中国诗歌形成了穷情写物、以秋为悲、乐景写哀、以情造景等相对固定的阐释模式。然而在探讨诗歌模式的同时,情景交融诗学理论的形成渊源和发展轨迹是值得关注的,它在中国诗歌创作进程中总结和推进了情景交融审美特质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情景交融诗学理论主要经历了物感、情、物感发、心、物交融、情景相兼、情景交融等发展阶段,这其间通过理论上的不断丰富和深化,从而使情景交融成为中国诗学重要的美学命题,也成为了诗歌创作中传统的审美标准。     

论古典诗歌情景交融的阐释模式及其诗学理论的发展轨迹

情景交融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理论,中国诗歌的创作是和鉴赏理论达成统一认识的,因此情景交融往往成为诗人创作的审美取向,因而也成为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表现样式。从人与自然息息相通,情与景物互动互应的审美观出发,中国诗歌形成了穷情写物、以秋为悲、乐景写哀、以情造景等相对固定的阐释模式。然而在探讨诗歌模式的同时,情景交融诗学理论的形成渊源和发展轨迹是值得关注的,它在中国诗歌创作进程中总结和推进了情景交融审美特质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情景交融诗学理论主要经历了物感、情、物感发、心、物交融、情景相兼、情景交融等发展阶段,这其间通过理论上的不断丰富和深化,从而使情景交融成为中国诗学重要的美学命题,也成为了诗歌创作中传统的审美标准。     

“精神忽交通, 百怪入我肠” ——论韩愈对杜甫诗歌的接受及拓新

韩诗在“三偷”、音律、用语、以文为诗等艺术手法上接受杜诗而有拓新。韩诗学杜不泥, 学而知变, 自成一家, 影响深远。     

清诗选本对于诗歌创作的作用探究——以清诗人汪楫及其诗为例

历代诗歌选本对于诗歌创作、诗歌理论都具有一定影响。与诗人同时代的选家往往依据个人喜好、诗学思想和审美情趣对同侪的诗歌创作予以取舍编辑,甚至增删文字,对于诗人创作的流播与创作本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清诗选本繁多而复杂,从中可以发现清初诗歌观念变革的轨迹,窥探清人心态与审美变化。以清初诗坛名家汪楫为例,通过清诗选本对其诗歌选录情况进行梳理,可以获知诗歌创作的原貌、清初诗歌创作理论以及诗学思想发展的相关内容,进一步了解选家如何利用编选选本、评语和传播对原作家作品施加的影响,进而更加全面深入研究诗人及其作品。     

浅论清初诗话之“学力”说——以杜甫诗歌的艺术批评为例

清初诗学遗产丰富,涌现出大批诗论家,他们多以诗话的形式阐释、批评诗歌作品,因此清诗话成为清代诗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时值明清易代、社会动乱,清初学者对明人空虚学风的反思与其自身匡救时弊、经世致用的文化使命感,使得杜甫继宋以后,受到空前的关注,关于杜诗的基本诗学问题,在众多诗话中得到回应与扩展。其中“学力”之说最受推崇,学力与天资、学力与正变,均是清初文人讨论的热点     

爱默生对斯蒂文斯的诗学影响管窥

通过解读爱默生的作品《美国学者》、《诗人》以及斯蒂文斯的书信等提炼出两者相契合的三个诗学观点：“诗学自立”、“平凡事物寓奇迹”和“诗人创造新象征”。以斯蒂文斯的《坛子轶事》和爱默生的《紫杜鹃》两首诗为主要实例,以《坛子轶事》与《希腊古瓮颂》,《紫杜鹃》与《水仙》两组诗对比研究为辅例,印证了斯蒂文斯传承和发扬爱默生的诗学理论,他是爱默生这颗“北极星”照耀下美国诗坛升起的一颗明星。     

吴汝纶与桐城派在清末民初的演变——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及其刊刻为考察中心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是晚清吴汝纶据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删选而成的一部大型诗文选本。该书的编选与刊刻均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该书于其任教直隶保定莲池书院期间编选而成,编选动机源自维新变法前后吴汝纶对中学存亡的深刻思考。该书在民国初期的刊刻出版与桐城末派大护法徐树铮对自我权力的维护有直接关系。该书在校勘、圈点、评注等诗文评点中,体现出编选、刊刻者强烈的流派意识,显示出桐城派传统的传承性。该书对汉魏六朝诗文的认可、推尊,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桐城派固守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体系。该书吸收曾国藩、方东树二人的诗学观念,以气势、情韵论诗与文,发掘汉魏六朝诗文的劲健、华妙之美,呈现出晚清桐城派独特的“六朝想象”。     

论戴震的《毛诗补传》

考证《毛诗补传》,从释诗特点来看,戴氏解《诗》讲求实证,尽可能以史实、风物民情、俗语以及各种名物制度诠释诗语,力求还原诗语之本义;从诗学观点来看,戴氏解《诗》重诗旨。围绕“旨”之传达,戴氏考析诗人之“意”与作品之“辞”的复杂关系,以及诗的“喻象”、“借比”对“诗旨”的表现意义,提出“托”于表象以见“旨”的诗创作形态。     

《农民——我的亲人》

诗歌，重于抒情言志。诗歌的意蕴常是“文在此而意在彼”，即诗人在创作诗歌时将自己的情感寄寓在某一物上，使之颇具人情味，“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诗人高兴时则大地扬眉带笑，诗人悲伤时山河亦低泣垂泪。文人墨客就利用“移情于物”这种创作手法，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兴寄高远的咏物佳作。     

“对句”诗歌、诗人及译家作品赏析

“对句”在英国诗歌中大量出现,创始人是十四世纪诗人杰弗里·乔叟。他用其体写成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流传了几个世纪。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对此种涛体发扬光大,写成巨著备受欢迎,影响深远。十四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诗人大多采用这种诗体。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的结束句,以及在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戏剧中的台词也是以对句来收尾的。我国诗歌翻译家黄果圻,范守义等擅长把“对句”的英诗译成对等的“双行韵”汉诗;而把中国古典诗词译成“对句”亚历山大体的英诗最受中外译界赏识和大众喜爱的翻译家是许渊冲。通过学习英诗的“对句”,能使我们读懂英美文学优秀诗人的作品,同时能使我们在欣赏古典英国诗歌、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丰富文学思想的同时,掌握好诗歌翻译技巧,向著名翻译家们学习,把我国古今文学成就推向世界。     

信阳诗歌方阵:三级梯队扫描

“信阳诗歌方阵”是近年来中国当代诗坛上重要的诗歌流派之一,众多诗人以其高质量的诗歌作品赢得了诗坛的广泛关注。本文以“方阵”为基点,将信阳诗歌归纳为“三级梯队”,在对各梯队有代表性的诗人及其作品予以画龙点睛式的扫描的同时,从不同侧面展示信阳诗歌方阵的特色。     

浪漫主义诗作尽现“斯宾塞诗体”的艺术魅力

。 埃得蒙?斯宾塞是生活在乔叟时代和莎士比亚时代之间的英国最杰出的诗人。他继承了乔叟所开创的英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加以丰富和发展,把诗歌的火炬传给后来的诗人,因而被称为“诗人的诗人”。他创立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斯宾塞诗体。后来的不少诗人从他那里学到了这种美妙的诗歌创作技巧。仅19世纪就有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济慈分别用斯宾塞诗体写出了传世佳作。本文详细分析了诗人和相关的诗篇,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种艺术形式     

论勃洛克与戴望舒诗学思想的异质性

勃洛克和戴望舒是俄中两国象征诗派的代表,两位诗人虽然在诗学思想上都直接或间接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潮的启发,但是在各自的文学与文化语境及诗人本身的差异中走出了不同的"象征"之路。通过对两位诗人在诗学传统、诗学立场、诗学观念三方面的平行比较,析出其诗学理论的同源异质性。     

“诗缘情而绮靡”——论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陆机(公元261—303)的《文赋》被誉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专著,他在比较各种文体特点时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在古典诗学理论史上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文赋》本不是主要论诗,但这一命题的提出,却“使古代诗歌理论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中国诗歌美学自此开始熠熠生辉”(陈良运《诗学·诗美·诗观》)。本文也拟从这一命题出发,探讨一下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从皮陆文集看他们研习经学的路径

晚唐文人皮日休、陆龟蒙被并称为“皮陆” ,他们对经学的研习都很刻苦 ,而且受晚唐学风的影响 ,他们在研习经学方面表现出一定差异的同时 ,又有明显的相通之处。其路径大致相同 ,都深于《春秋》学 ,都尊奉孔、孟 ,对荀子和扬雄也表现一定的推崇 ,并都深受王通、韩愈等名儒的启发。     

五四时期惠特曼诗歌体式对安徽诗人的影响——以胡适为核心的研究考察

美国著名诗人和评论家惠特曼提倡平民使用的“口语入诗”和“自由体式”契合了安徽诗歌革命和新诗发展的内在要求,从理论创作层面和创作实践层面给安徽诗人带来诗歌创作的灵感。胡适、蒋光慈、田间为代表的安徽诗人对惠特曼口语入诗的借鉴和模仿激发了安徽现代诗歌体式进一步向平民化方向转变,而自由体诗歌的引入则给安徽诗歌界带来不小的震动,对安徽古典诗歌产生一股强大的冲击力,为安徽诗歌的新变开拓了一条有效的路径。     

《诗经》阐释与刘勰的诗学理论

刘勰诗学理论建构与《诗经》阐释有着密切关系，刘勰评价《诗经》的基本立场是“唯务折衷”，即平衡折衷宗经大旗下文学理论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同时以《诗经》文学实践为基础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提供重要的依据，它具体表现在：以《诗经》创作实践为依据，揭示诗（文学）与社会现实、与时代的关系；以《诗经》阐释为依据，提出“情志”说，将文学的情感性与思想性统一起来；立足于《诗经》阐发诗赋颂赞等文体形式的演变和审美意识的发生；以“比兴”论《诗》突出“比兴”的文学与美学意味，这些都推进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进展。     

动态立方体纹理生成算法

论述韩愈对《文心雕龙》之认同与借鉴。韩愈创作思想主张以情为主，强调“不平”之思、感激怨怼、“勃然不释”之情对文学的感召、激发，与《文心雕龙》“立文本源”之“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一脉相承。创作修养上，二者皆主“虚静”说，主张多积累、多体验；文学风格上，韩愈认同刘勰之风格多样化的主张，坚守执正驭奇的基本指导思想。韩愈从创作思想上，认同与借鉴刘勰之理论主张，从而建立了正确而通达的基本文学理论，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     

论陶谢山水田园诗

陶渊明、谢灵运都是由晋入宋人,作为大自然的描写者均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谢灵运大写山水诗,陶渊明一力描摹田园风光;谢是客观之诗人,陶是主观之诗人,在写景状物之中各有所长。但陶诗造语、造境平淡,其人格的魅力与高超的诗境相纠结,诗歌“淡而有味”;谢诗描摹自然精工细笔,不乏名词佳句,但缺乏想象空间,耐不得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