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参与度视角下的农村垃圾治理绩效研究

基于湖南省809户农户调研数据,考察了农户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度,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垃圾分类高参与意愿与低参与行为同时并存的原因。研究发现,参与意愿主要受农户个体特征的影响,参与行为则受农户个体特征和农村垃圾治理政策的影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制度建设等农村垃圾治理措施对农户垃圾处理习惯改变的驱动力不足导致了垃圾分类行为比例低。农村垃圾治理措施不到位的主要原因,一是投入不足,二是考核不力,三是氛围不浓。据此,政府对农村垃圾治理的支持政策应由重点倾斜向普惠支持转变;完善考核机制激励村委在环保宣传、制度落实、氛围营造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农户生活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三省的实证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逐渐受到重视,而农户参与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理论必然性。文中利用中国山东、安徽和重庆三个地区的430个微观数据和运用广义定序Logit模型,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此反映农户在生活垃圾治理中的供给意愿。研究结论表明:性别、文化程度、家庭可支配收入、农户对污染行为评价和政策认知是影响其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存在异质性,低、中、高三档次支付水平概率预测分别为25. 02%、58. 44%、16. 54%,且渝、皖、鲁的农户支付意愿呈现自西向东递增的样态。在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坚持因人而异,将女性视为关键群体;要坚持因势利导,创新宣传渠道和形式;要坚持因地制宜,设计差别化的收费方案。     

资源环境治理下内蒙古农户种植行为决策测度

基于内蒙古自治区384份农户调查数据,从资源环境治理视角构建解释农户种植行为决策框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农户种植行为的影响因素,评价资源环境治理相关政策实施前后对农户种植行为决策的绩效,并测度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研究显示:资源环境治理、农户收入结构、生产投入、技术进步等变量对农户种植行为决策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进一步对农户种植行为决策效应分解表明,资源环境治理政策对农户种植行为的影响显著为负(-12.97%),表明资源环境治理政策实施并不一定促进农户扩大种植面积,但通过土壤面源污染治理、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农业自然灾害补贴、农业发展基金等措施可显著改善农户种植行为,推动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户作物秸秆市场流通的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作物秸秆市场流通是改善农村环境、实现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利用湖北省394位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Binary Probit模型经验分析了农户参与作物秸秆市场流通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73.35%的农户具有参与作物秸秆市场流通的意愿。经济价值感知越强、农业收入型家庭、所在村庄配有作物秸秆处理设施、对当前农村环境满意程度越低的农户,其参与意愿相对更高。据此推动秸秆产业化发展、提倡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增强农户作物秸秆市场流通的经济价值感知及完善作物秸秆"收储运"市场流通体系等政策有助于农户参与到作物秸秆市场流通体系。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及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天津市问卷的调查数据

基于天津市1204名村民所做问卷调查,考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及支付意愿,使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环境治理参与情况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和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对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高而支付意愿低.主要原因在于:城乡公共服务不均衡、农民参与度较低以及环境治理宣传力度不够.     

新疆于田绿洲农户应对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选择偏好测量研究

基于新疆于田县15个乡镇600户农户调研数据,借用离散选择模型中的多元Logit（MNL）模型分析农户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选择过程中,其个体特征、所处外部环境等因素对某类适应性行为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生产经验、教育和信贷支持程度对改变种植结构有正向影响;农业生产时长和借贷能力越强的农户,以及居住在绿洲-荒漠交错带的农户增加灌溉意愿强烈;性别、家庭年均纯收入、能否获得借贷是影响地膜覆盖面积的主要因素;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均纯收入越高的农户,越愿意通过增加农作物多样性以应对气候变化,而与亲戚朋友和邻居交往越密切的农户更易对改变播种期持怀疑和反对意见;山区和绿洲-荒漠交错带的农户对家畜圈养适应性选择偏好最低。     

农户参与农村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管护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南疆三地州1077户的调研数据

农村居民是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建立一种长效机制，鼓励农村居民积极参与到农村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管护活动中去，对于切实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改善、建设美丽宜居村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中选取南疆三地州1077户农户为调查对象，采用Logit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农村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管理与维护意愿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政府支持、是否有补贴、补贴满足成本、财务透明度、农户对公共基础设施需求的满足程度、参与管护对提高管护效率是否重要、政策认知等8个变量会对参与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性别、外出务农占比、基础设施完好程度、补贴发放时间等4个变量对参与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并不会对参与意愿产生影响。     

政府在激励农户参与农村公共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教育引导抑或行为示范

对政府部门在激励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中准确进行角色定位,可以提升其农村环境治理效率,是建成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途径.使用3省414个农户调研数据,选择教育引导和行为示范两类激励活动,建立中介与调节效应模型,分析两类活动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效果,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1)行为示范活动并...     

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导向下农村人居环境公众感知及优化逻辑——基于CSS2021数据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之一,研究公众感知能够有效检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能。选取fsQCA方法,基于CSS2021数据研究自我认同、污染感知、互联网使用、社会责任感、社会风气、经济治理、环境治理、行政透明8个前因因素及组态空间差异特征对农村人居环境感知混合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当地污染程度与政府治污是农村居民最为关心的生态环境指标;印证了公众对农村人居环境的要求已上升到高阶形式,提升至人文环境、社区治理等精神层面;农村环境污染程度与人居环境整治方案存在空间分异,东部环境感知高低核心条件为居民主观感知,中部为社会风气,西部则是政府治理。提出优化路径：农村环境整治重点与难点是污染源治理、持续强化改善并提升高质量农村人文环境、因地制宜差异化环境治理,文中研究或可为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提供一个新视角。     

农户付费制度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文中基于1753份农户调研问卷，综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构建农户付费制度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提升效应及影响机制，并比较不同村庄、家庭的组群差异。研究表明，农户付费制度显著提高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绩效，且对近郊村、有补贴、务工距离近的农户家庭的影响效应更显著；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农户付费制度通过个体持续管护与集体持续管护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绩效。为此，逐步在有条件地区实现农户付费制度的全覆盖，依托付费构建政府与农户的联动机制，更好地促进环境整治工作的稳步推进。     

西北生态脆弱区农户取暖能源选择行为的空间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甘肃、青海、宁夏1263户农村家庭的调研数据

以中国西北生态脆弱区为例，对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农村地区9个区县，包括35个乡镇72个典型村庄的1263户农村家庭进行实地调研，从家庭取暖能源使用结构、人均能源消耗量和人均能源消费支出等方面分析了西北农户取暖能源使用的总体特征，揭示了能源使用的空间异质特征，利用分层线性模型从宏微观层面衡量了不同维度因素对农村家庭取暖能源选择行为的影响显著性。研究表明：1)不同生态脆弱区农户取暖能源的选择差异较大，地域结构差异特征明显。2)在家庭取暖人均能源消耗量和人均能源消费支出方面，陕西黄土生态脆弱区农户使用清洁能源取暖的比重最高，青海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取暖清洁能源使用比重最低。3)不同维度因素对各地区农户取暖能源选择的影响程度表现各异。宏观层面上，政策因素对陕西黄土生态脆弱区农户取暖能源的选择影响最大；微观层面上，从众心理对陕西地区农户取暖能源选择的影响较为显著，对青海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取暖能源选择有积极影响。     

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农户支付意愿与支付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往往导致农村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失败。因此,厘清导致悖离的因素对农户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具有重要意义。文中利用陕西省关中地区271户问卷调查数据,首先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中农户支付行为与支付意愿悖离的影响因素,然后运用ISM模型解析各影响因素间的关联关系和层次结构。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健康状况、农户年家庭人均纯收入、筹资额度高低的认知、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对环境改善效果的认知、社会网络6个因素对农户支付意愿与支付行为的悖离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筹资额度高低的认知属于表层直接因素,农户健康状况、年家庭人均纯收入和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对环境改善效果的认知属于中层间接因素,社会网络和村人口密度是深层根源因素。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绩效生成模式研究——基于31个省市典型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治理绩效差异化现象与不平衡问题。基于“政府行政层-政社互动层-村民自治层”的整体性分析框架，以我国31个省份为案例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联动效应，以揭示高治理绩效的生成模式与路径选择。研究发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绩效生成呈现出了一种超越“双轨式治理”传统的“复合型治理”逻辑：1)强有力的行政执行与高程度的村民自治相结合的“双轨式治理”仍为必要条件，发挥着普适性的作用。2)仅有“双轨式治理”并不构成农村人居环境高治理绩效的充分条件，资金投入、激励强化、协同互动与情感联结等四个条件变量相互作用，与“双轨式治理”一同形成了驱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绩效生成的多样化组态，包括“双轨治理-情感激励”模式、“双轨治理-情感协同”模式、“双轨治理-财政激励”模式、“双轨治理-财政协同”模式与“混合型治理”模式。3)通过跨案例比较进一步发现，“双轨式治理”的超越逻辑是在政府工具介入属性(经济属性与情感属性)和治理主体关系面向(分立面向与合作面向)两大维度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地区应结合自身实际...     

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及行为研究——基于陕西试点与非试点地区的比较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是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及无害化利用的关键。基于陕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及资源化利用试点与非试点地区的调查,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中的农户分类意愿及行为开展研究。根据试点与非试点区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农户分类意愿及行为的差异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究农户分类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及资源化利用试点的推行对于农户分类意愿及行为均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农户环境关心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分类意愿及行为;家庭人口数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分类意愿,农户的年龄显著负向影响其分类行为,其他的个体和家庭特征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及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数字技术采纳对喀斯特地区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基于8省5704户经验数据

基于中国喀斯特地区贵州、云南、四川、重庆、广东、广西、湖南和湖北8省5704户调查数据，运用OProbit模型，探讨数字技术采纳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采纳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边际效应为0.1057;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中，社会网络和信息渠道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信息渠道的中介效应更大；东部喀斯特地区、家庭收入高的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可能性更大。因此，建议扩大农村数字技术覆盖，拓宽农户社会网络和增加信息渠道，激发中西部地区、家庭收入低农户的内生动力。     

华北地下水超采区农户对休耕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休耕制度研究对于实现华北地下水超采治理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中基于河北省衡水市140户农户样本数据,研究了农户对休耕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45.7%的受访农户对休耕政策的态度为满意。小麦亩均纯收入和受偿意愿均对农户的休耕政策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小麦亩均纯收入越高和受偿意愿越高,农户对休耕政策的满意度越低。为了确保休耕政策的有效实施,确保农户参与休耕政策后收入不降低,应该合理制定并适当提高休耕的补偿标准。     

基于村庄整治的农户住房类型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对榆中县53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选择住宅小区住房类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被调查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家庭年收入、人均宅基地面积和房屋类型这六个因素对农户选择住宅小区住房类型的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农户的家庭年收入与农户选择住宅小区住房类型的意愿成正相关,即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家庭收入越高,农户选择住宅小区的意愿就越强;农民的年龄、家庭规模、人均宅基地面积和房屋类型与农户选择住宅小区住房类型的意愿成负相关,即农民年龄越大、家庭成员越多、人均宅基地面积越大、现有房屋楼层越高,农户选择住宅小区的意愿就越弱。     

农户政策认知—行为响应路径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宅基地“三权分置”为例

从主观认知视角出发，构建农户对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认知与决策行为的形成机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农户政策认知-行为决策逻辑路径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结果表明：1)农户政策认知-行为响应路径的整体表现为“初步认知→主观态度→参与意愿→行为决策”,且变量间存在正向影响，主观认识上依次反映信息加工的政策认识过程。2)初步认知、主观态度与参与意愿对行为决策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不高，以认知-行为四象限解释可能存在认知与行为悖离的表现。3)囿于人的认知与行为的复杂性，一方面，客观因素中家庭特征、文化观念、代际差异以及社会经济不可避免的成为影响土地政策认知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主观上政治信任、利益偏好、乡土情怀以及从众行为或多或少对农户政策认知与行为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切实影响政策执行与落实。     

农户退耕还林生态补偿预期及其影响因素——以哈巴湖自然保护区和六盘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为遏止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我国于2002年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工程。2014年《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总体方案》出台标志着国家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正式启动。在两次工程实施起到承前启后的节点上,开展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中以退耕还林典型项目区宁夏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采用CVM方法定量分析农户继续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的受偿预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哈巴湖自然保护区退耕还林生态补偿预期均值是2584元/hm~2,六盘山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预期均值是4820元/hm~2,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农户的生态补偿预期显著高于哈巴湖自然保护区。2)哈巴湖自然保护区95.8%的农户的生态补偿预期低于新一轮国家生态补偿标准,而六盘山自然保护区71.7%的农户的生态补偿预期低于该标准。3)机会成本和家庭年收入是生态补偿预期的显著影响因素。家庭年收入越少的农户对生态补偿的预期越高,反映出低收入农户期望得到更高的生态补偿。此外,机会成本越高的农户对生态补偿的预期也越高。     

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

针对农村地区大量耕地撂荒以及土地流转无法解决农村土地弃耕的问题,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利用陕西省关中地区619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对影响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是否有经济补偿是影响农民退地意愿的首要因素;样本农户中,户主年龄大、农业收入低、耕地面积小而且离县城距离适中的农户选择愿意退出土地的比例较高;另外,户主为男性、单身、家庭成员多、劳动力数量少,地块数量多,家庭中有成员接受过非农技能培训、无成员参加农村居民医疗保险,选择退出土地承包权的概率更大。